賴某深
今年是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然而，作為一個戰勝國，我們卻缺少有世界影響的抗戰史著作，個中原因令人深思。
多用中文寫作，缺少國際交流
我們過去的抗戰史著作，大多是用中文寫作，主要是面向國內讀者，而不太重視國際影響與國際交流。為什麼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過去在歐美一直鮮為人知？為什麼與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相比較，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恐怖很少為亞洲以外的人們所了解？歐美學者不太重視中國戰場，在其二戰史著作中對中國戰場一筆帶過固然有客觀原因，更重要的因素則是中國學者不擅長用英文寫作歷史著作。美籍華人張純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出版后，在歐美引起轟動，以致有人開玩笑說：“唐德剛、章開源研究大半輩子南京大屠殺，還趕不上這個小姑娘引起如此轟動，真是叫人跌破眼鏡。”（章開源《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証》，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頁）。這既是自嘲，也是實情。因此，今后應多出版一些中國學者所寫的抗戰題材外文著作，加強國際宣傳和國際學術交流，以擴大國際影響。
研究方法較單一
我們過去的抗戰史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較單一。過去，我國史學工作者比較擅長階級分析和歷史考據方法，而對於歷史比較、定量分析、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不太重視，而歐美和日本學者恰恰在這些方面比較擅長。張純如在寫作《南京暴行》一書時，既把南京大屠殺和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屠殺進行縱向比較，又和二戰時期歐洲國家平民死亡總數及日本廣島、長崎原子彈受害者進行橫向比較，從而得出了“即使與歷史上那些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種族滅絕的行為”的結論（《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暴行》，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這就很有說服力，視野更為開闊。定量分析也是歷史研究的常用手法，可以增強研究結論的精確性。日本社會學家作田啟一曾對339名被處刑的乙、丙級戰犯的遺書進行研究，他將日本戰犯們面對死亡的心情分為四種類型，即自然死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對死無所追究）、代人受過型（相信自己無罪，是代替部下和長官而死）、奠基型（把死作為目標，自己做出這種犧牲）、贖罪型（承認自己犯了罪，承擔個人的責任）。從遺書的內容來看，代人受過型佔總數的53%，自然死型佔29%，奠基型和贖罪型各佔9%。（[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團心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頁）由此不難看出，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極少有人主動承認自己的罪行。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戰時日軍對中國人特別殘忍，戰后日本人又拒不向中國謝罪和懺悔。在心理分析方面，日本學者野田正彰的《戰爭與罪責》和山田正行的《自我認同感和戰爭》均值得一提。前者通過講述八名原侵華日軍的故事，告訴人們在日本軍國主義的統治下，那些原本朴實、善良的日本青年是如何“由人變成鬼”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精神科醫生，他用解剖刀一樣的犀利筆鋒，對於加害者的心理分析得淋漓盡致。后者則採用實地考察和口述實錄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對滇西受害民眾的戰爭心理歷史的考察，將他們遭受的苦難和心中的傷痛傳達給更多的日本民眾，喚起他們的關注和良知。
多宏觀綜論，缺歷史細節挖掘
我們過去的抗戰史著作，多數都是宏觀的綜述和總論，偏重於從政治、外交和戰略角度敘事，不太注重歷史細節的挖掘和描述，更難以看到交戰雙方基層官兵在戰爭中的活動和感受。這既有戰時中國軍方檔案草率、粗疏的原因，也有戰后中國歷史學者沒有進行艱苦細致的文獻檢索和實地調查的原因。相比較而言，一些比較有正義感的日本學者比較注重實証研究，他們費盡千辛萬苦尋訪侵華戰爭的老兵，又翻山越嶺、深入中國的窮鄉僻壤，尋訪戰爭的幸存者，通過對戰爭加害者和受害者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採訪，寫出了一些影響很大的戰史著作，使人們對於當年那場戰爭有了更為真切的感受。因而具有強烈的震撼和感染力。可喜的是，近年來國內有的學者已意識到這一問題，像軍隊作家余戈的《1944：鬆山戰役筆記》就開了“微型戰史”寫作之先河，他不是從宏觀的、政治的、浮泛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戰爭史，而是從軍事的、戰役的、戰術的，乃至從具體的戰斗過程、具體的戰斗細節切入去研究戰爭史。字裡行間仿佛都彌漫著濃烈的血腥、燒焦的皮肉、滾燙的彈殼和刺鼻的硝煙，給人身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感覺，翔實、真切、細致、可感。為了寫作此書，作者查遍了能查到的文獻資料，走訪了所能尋訪到的親歷、親見、親聞者，踏遍了鬆山戰場的每一個角落。嚴肅認真的研究態度，加上生動細致的文筆，使此書剛一問世，就被行家評為“從廓清史實到文學價值都足以與外國同行們比肩的戰史文學”，這並非過譽。
戰后70年來，作為戰勝國的美國、蘇聯、英國都出版了大量的以二戰史為題材的戰史著作。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也出版了不少具有世界影響的二戰史著作。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我國至今尚無一部與這種貢獻匹配的杭戰史著作。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史學界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