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歷史上曾經有過海陸兩條絲綢之路。從21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鄭和下西洋，這兩條絲綢之路把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輸往沿途各國，帶去了文明和友好，同時也因這兩條絲綢之路，中國了解和接受了世界各國的眾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千百年來，不同的文化在古絲綢之路上交相輝映、相互激蕩，積澱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開放、包容、互信、互利的絲綢之路精神。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騰飛，中國在更多方面需要實施“走出去”戰略，推進“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正適應了這一戰略構想。
其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民盟前輩就已經意識到了重開現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1985-1987年，費孝通曾兩次到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實地考察。臨夏歷史上稱河州，地處隴西走廊和古絲綢之路的交叉點，既是藏族游牧部落和漢族農耕的交匯地區，也是回族聚居區。費孝通以社會學家的敏銳眼光意識到，回族歷史上有經商的傳統，臨夏正是發展商品經濟的理想所在，隻要政策得當，古代“茶馬互市”的繁榮景象一定能夠重現。提出了“東引西進”的建議，提出“從東部發達地區引進技術，在本地發展加工業，向西開辟市場，為牧區服務”的主張。到了1988年，費孝通又撰文提出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左右開弓”的主張，認為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體現了國際市場導向，但也不能忽視國內市場。他提出甘肅、青海、寧夏三省(區)歷史上就屬於一個經濟地帶。這個經濟中心的恢復和發展，更長遠的意義就是重開向西的“絲綢之路”，打開西部國際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部國際市場比東部國際市場更有潛力。
在充分調查研究、充分了解國情的基礎上，1988年7月中旬，費孝通、錢偉長以民盟中央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寫信，提出《關於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建議》。該建議信的第四點這樣寫道：“以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為起點，重開現代的‘絲綢之路’，瞄准正在連通中的歐亞大陸橋，發展西部的外向型經濟，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
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其實還分南北兩路。南方絲綢之路又稱茶馬古道或蜀身毒道，是一條起於現今四川成都，經雲南，進緬甸，最后到達印度和中亞、西亞的通商孔道，總長約2000公裡，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與西北“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路”對世界經濟文化交流同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上世紀90年代初，費孝通開始以發展山區經濟為重點的考察研究。他走訪四川、雲南兩省接壤的大小涼山地區，食宿在少數民族家裡，深入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大西南實施“一點、一線、一面”的開發設想，即“由涼山彝族自治州與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開發區。以這個開發區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經攀西及雲南保山從德宏出境，西通緬、印、孟的南方絲綢之路，為大西南的工業化、現代化奠定基礎”。其實歷史上早就有這條路了，叫“南方絲綢之路”，比西面從長安經甘肅河西走廊，出新疆的這條路還要早。由此，費孝通在80年代初在長江三角洲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配合當時國家改革開放的大局，最終提出了“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長江為脊梁，以南方絲綢之路和西出陽關的歐亞大陸橋為尾閭”的宏觀設想。至此，費孝通對國家整體開發的戰略設想已經形成。他對西部大開發(包括西北和西南)的構想與日后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有著相當程度的契合。
“一帶一路”戰略如火如荼開展之時，不由得讓我們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這位已過世十年的民盟前輩身上。作為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向黨和國家提出的各項政策建議，都具有社會學家的專業底蘊，都是有理論、有分析的真知灼見。以一個社會學家的獨特眼光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是費孝通一生的理論追求。如果說1947年的《鄉土中國》是他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基層社會的主要特征進行了理論上的概述和分析，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真實面貌，那麼重開“絲綢之路”的戰略設想正是他對20世紀末中國社會發展的精准把脈。1987年費孝通在甘肅考察時，注意到甘肅和青海交界的祁連山兩麓除漢族居住和生活外，還生活著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他們處於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之間，形成了一道夾在藏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走廊，這條走廊上聚居了不過幾千人、幾萬人的小民族，如保安族、撒拉族、東鄉族、土族、裕固族等，他將這些人數較少的民族形象地稱作“民族小島”。他抓住這條走廊地處農牧兩大經濟區的地理特征，主張讓處在這條走廊上的民族充分發揮優勢，讓走廊擔當起橋梁的作用，推動各民族的共同發展。他的民族走廊和民族小島的文化設想依然是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宏大敘事中探討如何在較高層面上實現一體性，而在下一層面上實現多元性，從而將各民族的發展與中國的現代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在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前景，這顯示了一位社會學家的深厚學養和前瞻理念，同時也為我們今天“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提供了理論基礎。
作為一位人文學者，費孝通不是坐而論道的書齋先生，他向黨和國家的各項建言尤其凸顯出其扎實的實証基礎。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在考察了處於西北民族走廊的甘南和肅南之后，又提出了從外圍入手、向中心推進的“兩南”興藏的戰略構想。“兩南”即指今天的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這兩個地方均緊靠青藏高原的邊緣，都是歷史上多民族聚居和交往密切的地區。其中甘南是同漢族地區最接近的一個藏族自治州，是內地通往西藏的門戶，也是古絲綢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自古以來就是藏族聚居區同內地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改革開放之后，在歷史傳統和商品經濟的影響下，甘南已經成為商業經營最活躍的地區。費孝通認為，甘南藏族已經在藏族地區起著商品流通的作用，為現代化打開了大門，是“藏族現代化的跳板”。費孝通在考察肅南的牧業改革之后，又將肅南與甘南聯系起來，認為甘肅的“兩南”並不是名稱上的巧合，它們在發展西部民族事業上有密切的聯系。因此，費孝通認為藏族的現代化應該“反彈琵琶”，從外圍入手，先發展西藏周邊同漢族接近的地區，逐漸向藏族的中心地區伸展，從文化和經濟上發生現代化的反饋作用。“兩南”興藏充分反映了費孝通對民族地區實現現代化路徑的實証研究，也為重開“絲綢之路”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議。
今天我們回顧費孝通等民盟前輩對國家整體開發的戰略設想，正是要清醒地認識到：建設“一帶一路”，打造現代絲綢之路並不同於以往的對外開放，它不是通過引進外資、技術和管理經驗來發展自己，而是通過“走出去”，通過發展周邊國家實現中國經濟的升級和再平衡。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向周邊國家輸出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周邊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輸出我們的文化。由此，建設“一帶一路”決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費孝通生前已經意識到，中國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三級兩跳，從農業社會跳到工業社會，又從工業社會跳到電子信息社會，前一跳尚未充分完成，又不得不與世界同步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外來文化的沖擊進一步加大，中國需要通過文化轉型取得文化的自主能力。這就需要提升“文化自覺”，並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這些都應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涵。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自《群言》2015年第4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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