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濤：全球化語境下的大國分歧治理思路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戰后國際秩序的構建，基本上實現了世界各大戰略力量的平衡。盡管意識形態對抗和軍備競賽為特征的冷戰時而引發規模不等的局部沖突，但總體上給我們這個世界帶來了半個世紀的和平。20世紀90年代，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以東西方兩大集團中一方的瓦解和另一方的擴張這種不均衡的形式宣告結束。由此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對等的冷戰結局激化了這種世界力量的不平衡在全球擴展。以戰勝者自居的西方陣營更加篤信其價值觀的全球性勝利，自恃獨一無二的強大而乘勝推進、繼續壓縮對手的戰略空間。這也成為二十多年后國際關系中仍然冷戰思維當道、零和游戲盛行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進程帶來新的失衡

　　在全球治理觀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國分歧管控機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條件下，全球化進程在造成各族群財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時，還在醞釀著各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不平等。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體系和大國關系積累的矛盾與沖突的總爆發

　　全球化語境下的大國分歧治理思路的話，那麼以蘇東集團解體為標志的冷戰的結束，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新國際體系后再次積累能量的階段性釋放。然而，僅僅過去了才二十多年，新的矛盾已經迅速積累，大國關系急劇變動，意識形態對抗、軍事實力競爭、地緣政治博弈，新確立的國際體系的相對穩定周期大大縮短。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不僅是緣於冷戰結束后一極世界背景下建成的國際體系公正性和代表性先天不足，也緣於這一時期恰恰也是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全面、深入發展的階段。

　　世界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展使得人類佔有的以資金、技術、人員為基本元素的資源在全世界范圍內流通、配置，並取得了利益最大化的顯著效果。與此同時，世界各經濟體、各族群在對傳統資源的佔有和新興資源的分配上卻出現了嚴重失衡。由於主導這一自由市場經濟最高發展形式的力量是全球范圍的效益優選，而不是資源和利益的平衡，故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逐漸滲透到每個地區，這種現象也越來越突出地呈現在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面前。此外，全球化興起初期，居於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和強大經濟體憑借其先期佔有的資源優勢和制度優勢，在獲得全球化大部分紅利的同時，還具有能夠將其所遇到的風險輕易地轉嫁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身上的能力。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裡，由美國一種虛擬金融產品引發的次貸危機所掀起的全球金融風暴即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同時也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即在全球治理觀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國分歧管控機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條件下，全球化進程在造成各族群財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時，還在醞釀著各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不平等。

　　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國際體系的調整往往同步進行，而在全球化進程中佔據主導地位與掌握制定國際體系規則的話語權亦相輔相成。財富分配的優勢可以被很方便地轉化為地緣政治上的優勢，戰略博弈的手段通常也與經濟競爭策略相互交織。冷戰結束時，蘇東集團的解體給西方社會造成了一種“制度的優勢”使其不戰而勝的錯覺。加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風順水，“改造非民主地帶”被西方政治家們理解為保障世界安全與穩定的重要前提。然而，分布在不同地區、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保留著不同文化傳統的國際政治主體分別有著各自對自身發展模式的理解。西方政治家們與這些國際社會成員的分歧恰恰由此發生。

　　事實已經証明，差強人意的“改造”、甚至形形色色的“革命”，造成的往往是更嚴重的動蕩、衰退和沖突。很顯然，如果沒有冷戰結束以來在軍事戰略上的圍堵和地緣版圖上的擠壓，也就不會發生“烏克蘭危機”這一嚴重沖擊現有國際秩序的事件﹔如果沒有西方在冷戰思維支配下繼續分化弱化俄羅斯的北約東擴和歐盟東擴（蘇聯解體前后，美國領導人曾多次承諾北約不向東歐地區、尤其是原蘇地區擴張），也不會有俄羅斯在克裡米亞問題上的絕地反擊。如果主流國際社會成員仍然不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負面效應有所警覺，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勢必會被進一步激活。

　　極端主義思潮的興起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每一次現代化運動的實現，都會以一些族群和地區被邊緣化為代價。當今世界的制度安排中，“中心”與“邊緣”兩種不同話語體系對接的困難，

　　2某種意義上已成為引起各種類型極端主義思想泛濫的全球性原因。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另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就是不同族群文化間矛盾與沖突的加劇。在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交通、通訊技術空前發展的條件下，人類活動能力大大增強，各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間在視覺上和心理上亦大大壓縮。資金、技術、勞動力打破國家和地區界限在全球范圍內空前活躍，這也擴大了不同族群文化間的互動和滲透。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和世界民族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時期，它帶來的巨大變化包括：一是原本存在於世界各族群文化之間的安全地帶或緩沖區被大大壓縮，甚至蕩然無存，不同質文化間原先“井水不犯河水”式的狀態被徹底改變﹔二是原有的族群文化區域的概念已被徹底打破，以固定的民族生活區域和傳統的宗教傳播區域來劃分不同質文化格局的定式受到挑戰甚至被部分地顛覆﹔三是不同質文化間的交融和沖突同時上升，而在文化認同與對立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以全球化和現代化領導者自居的發達國家武斷地支配著世界文化關系的重構，有意無意間流露出對處於邊緣地位的族群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不屑甚至歧視，更加強化了“文明沖突”存在的現實性與合理性。在這場已經開始的文化對撞中，不同的價值體系和不同的話語體系尚未找到有效的對接路徑與對話方式，相互間缺乏理解與尊重的自說自話最終導致彼此沖突、甚至敵視。

　　2015年初發生在法國的《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其昭示的西方價值體系與伊斯蘭教倫理觀念上的沖突足以令人深省。西方社會崇尚的“絕對言論自由”在《查理周刊》有著典型的體現，它藐視一切威權主義的偶像，奧巴馬、默克爾、奧朗德、葉利欣、普京等各國政要都可以是它筆下的漫諷形象，甚至歐洲人景仰的聖母瑪麗亞、基督耶穌也可以在《查理周刊》上成為體現法國式幽默的角色。但是《查理周刊》的主編們卻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即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時，也應考慮到同一社會中不同族群受眾的信仰和感受。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目前在全世界的信眾已達到15.7億，即使在歐洲的巴黎、柏林、馬德裡等中心城市也達到了居民人口的10%以上。虔誠的穆斯林反對偶像文化，當然更反對將伊斯蘭教創始人、被穆斯林們奉為先知的穆罕默德用漫畫方式表現出來。說《查理周刊》此舉褻瀆了廣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並不為過。當然，以非人道的恐怖襲擊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是必須受到譴責的。但是，在《查理周刊》遇襲后，歐美各國政要在巴黎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聲援“言論自由”的游行，而隨后在東南亞、中東、中亞穆斯林國家出現“我們不是恐怖分子，我們是穆斯林”的主題示威，以及歐美國家一些右翼組織發起的“反伊斯蘭”游行，恰恰說明了當今世界的制度安排中兩種不同話語體系對接的困難，以至於其已成為引起各種類型極端主義思想泛濫的全球性原因。遺憾的是，這一起典型的“文明沖突”事件並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深刻思考。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每一次現代化運動的實現，都會以一些族群和地區被邊緣化為代價。由於“歐洲中心”的歷史與大工業和資本市場的歷史同步了幾個世紀，西方文明的強勢傳播也伴隨著歷次現代化進程在全球推廣。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基督教文化、東正教文化的全球性覆蓋，至今亦是這種不對等文化交流的標志。值得總結的是，每當一種強勢文化伴隨著現代的產生方式進入一個不同質文化區時，勢必會引起當地族群對自身文化和前途的擔憂以至恐懼。這時，極端主義者大多會以本民族和宗教的輝煌歷史反証西方文明引起的禮崩樂壞，以反全球化的思想抵制全球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這種非理性的邏輯更加劇了世界上眾多族群對全球化的抵制心理。可以看到，無論是長年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同盟者抑或反對者的阿拉伯及東南亞地區，還是冷戰時期曾經是對立陣營一部分的中亞、高加索地區，進入社會政治經濟轉型期后產生的諸多敏感問題，均轉化成為極端主義實現社會動員的條件。

　　共同威脅面前的分歧治理

　　如何從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當今世界出現的極端主義思潮，如何採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沖突向更大的范圍蔓延，已成為亟待當前國際社會、特別是負責任大國認真思考的問題。

　　2001年的“9·11”事件可謂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隨后，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反恐的名義開展了十多年的軍事打擊。然而，在今天，單純依靠軍事打擊的國際反恐行動顯然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南亞、中東原有的恐怖主義活躍區不僅沒有被消除，“阿拉伯之春”后泛起的“薩拉菲全球聖戰”運動、異軍突起的“伊斯蘭國”更是將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推向了一個新高峰。面對這些威脅，處在當今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地位的國際社會成員，卻在世界性極端主義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判斷上存在很大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影響著他們對極端主義現象的認知，也制約著應對共同威脅的國際合作。冷戰后國際政治新秩序構建的公正性因此也受到極大影響，這些都大大弱化了國際社會與極端主義斗爭的有效性。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后，大國博弈的烈度和廣度不但沒有隨著冷戰結束后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反而出現了為分化和弱化對手而不擇手段、不計后果的制衡與圍堵。國際社會個別成員建立在利己主義基礎上的實用原則，給世界各國維護地區安全帶來了相當大的困惑。隻要能夠給對手制造一定程度的麻煩或風險，甚至可以毫不掩飾地更改和顛覆向世界各國及國際社會承諾的任何原則。在此情形下，如何從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當今世界出現的極端主義思潮，如何採取標本兼治的綜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沖突向更大的范圍蔓延，已成為亟待當前國際社會、特別是負責任大國認真思考的問題。

　　由於歷史傳統、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的不同，不同國家對待當前極端主義問題的態度和立場存在差異本屬正常。但關鍵的問題是，冷戰結束至今在國際關系中大國零和游戲還在繼續，將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對手及更多國際社會成員威脅上的片面安全觀也仍然盛行。這一現實不僅難以統合國際社會抵制極端主義的立場與措施，甚至一些分歧還會被大國在“后冷戰時期”的博弈中所利用。在國際安全的共同危機面前，能否實現有效的分歧管控，構建可以保障國際社會多數成員基本利益的合作體系，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早日進入有序軌道，人類的良知面臨考驗。

　　2014年5月，習近平在亞信會議上海峰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應該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這裡涵蓋了三層意義：

　　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

　　安全應該是平等的，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安全事務的權利，也都有維護地區安全的責任，任何國家都不應該謀求壟斷安全事務，侵害其他國家正當權益﹔

　　安全應該是包容的，應該把多樣性和差異性轉化為促進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動力，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並照顧各方合理安全關切。

　　綜合，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可持續，就是要發展和安全並重以實現持久安全。習近平在這裡強調的觀點雖然是針對亞洲安全特點提出的，但是這一建議亦具有在全球樹立新型安全觀的倡導意義。隨著全球化持續深入發展，世界安全環境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所有成員高度依賴的興衰與共、安危與共的生存條件。放棄一己私利，理解彼此分歧，尊重利益關切，才有望打造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這是習近平在發言中引用唐代魏征《諫太宗十思疏》的一段策對，它體現了中國古代戰略思維和傳統價值觀中的辯証思想，也是中國對待當前大國分歧存在和實現有效治理的基本態度。

　　（本文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