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在網絡規模、網民數量、手機用戶數量、手機網民數量和互聯網交易額等方面均處於全球排名第一的位置，“網絡大國”早已成為不爭之實。但在軟、硬件的核心技術，以及互聯網規則制定、發展戰略和治理水平等方面受制、落后於人的態勢下，如何實現網絡自主，提升民族自豪，關鍵在於文化自信。網絡空間的較量，歸根結底依然是文化的較量。樹立培育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意識，切實發展和壯大中國網絡文化產業，提升網絡文化影響力，是中國從網絡大國走向網絡強國的根本路徑。
對照現實社會，網絡強國的評價指標體系亦可以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個組成部分。相應地，構筑網絡空間的基本資源（如根服務器、IP數量、網民數量等）、網絡軍隊力量、網絡產業力量和技術力量等可支配性物質力量為網絡空間的硬實力﹔而關於網絡空間的文化則屬於軟實力范疇，它具有導向力、吸引力、同化力、親和力等影響效能。由此可見，網絡文化是國家網絡實力有機組成部分，故全面構筑網絡強國，必須樹立培育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意識，並切實發展和壯大中國網絡文化產業，提升我國網絡文化的影響力。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不但可為中國成為網絡強國、和平崛起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還是維護世界網絡空間和平、有序、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一、網絡文化的三重涵義
文化研究的奠基性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供了對文化的現代用法影響深遠的梳理。他認為，除了自然科學之外，“文化”這一術語主要用在三個相對獨立的意義上：一是藝術及藝術活動﹔二是習得的、首先是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符號特質﹔三是作為發展過程的文化。
文化的第一層意義廣泛被用於指涉“有教養的”（cultured）人們所從事的“優雅的”消遣，尤指“藝術活動的作品與實踐”，包括“音樂、文學、繪畫、戲劇、電影和雕塑”等。因而，在這一層面上，網絡文化所對應的是具象的文化作品，即以現代計算機和信息通信技術為支撐的“藝術活動的作品與實踐”，包括網絡音樂、網絡文學、網絡日志（博客、微博客）、網絡視頻（PGC和UGC）、網絡電影（微電影）、網絡游戲等新型文化產品形態。
文化的第二層意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化”是指“‘使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顯得與眾不同’的符號的創造與使用”，這種生活方式可以是“一個民族的、一個時期的、一個群體的，或者普遍意義上人類的”。在此情形下，文化似乎是“無所不是、無所不在”的，人類學觀點尤其支持這一立場，譬如19世紀人類學家泰勒（Tylor）給出的文化定義：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習慣”。因此，網絡文化在此層面上對應的所指是抽象和具象兼而有之的，既可以指通過各種網絡平台獲取信息、輿論交鋒、自我塑造與展示、即時溝通、娛樂消遣、交易、辦理行政事務等行為文化呈現，也可以指在上述社會行為中所反映出來的價值理念、倫理道德、形成的行為規范或法律法規，亦即包括不成文的行為規范文化和成文的制度文化。“可習得性”是這一層面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的第三層意思“作為發展過程”強調文化對個體心智和能力的發展影響作用，即培育（cultivation）或“使⋯⋯文化化”的過程，它是一個潛在的、普遍的、社會的及歷史的過程。網絡文化在此層面上則強調網絡對個體能力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和改變。整體而言，憑借網絡形成了“參與式”文化、“拇指”文化等與既往文化異質的、具有鮮明歷史階段性特征的網絡時代文化。文化的第三層意思同時也表明文化具有“涵化”的特質，即可以使沒有某種文化的人具有之或者用先進的文化去同化、感召落后的文化。文化的這種特質也是其之所以可以成為軟實力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三層含義並非割裂的，例如，微博客既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網絡文化產品（文化作品/產品），也是網絡時代一種交流方式（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傳播文化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作為過程與發展的文化)。
綜上所述，網絡文化是一種以計算機和信息通信技術為支撐和驅動形成的以虛擬網絡空間為載體、具有鮮明歷史階段特色的新型文化形態，包括網絡文化產品、網絡時代生活方式，及關於網絡社會運行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等多維總和。網絡文化不僅是對現實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承繼和發展，也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文化、社會生活等在網絡時代發展狀態的全面反映。一國的網絡文化通常與該國的網絡發展規劃、經濟發展現狀以及傳統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網絡文化通常較為發達，並引領著全球網絡文化的發展風向，而在政治上獨裁的國家在網絡制度文化上往往表現出明顯的專制特征。此外，宗教信仰也會對網絡文化產生較大影響。
二、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核心理念及優勢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ARPANET誕生，人類便開啟了構筑網絡空間的步伐，經過50余年的發展，網絡應用已經滲入到人類社會的脊髓之中。然而，人類網絡文明卻遠未發展成熟，各國關於數字疆域、網絡主權、治理規則、監測邊界等方面的爭論和博弈尚無定論。具有技術先發優勢的美國在網絡空間中繼續踐行著“霸權主義”文化，嚴重破壞了自由、開放、共享等互聯網文化精髓。2013年“棱鏡門”事件爆發以來，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公信力和主導地位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動搖。這不但為重塑全球網絡空間管理秩序提供了契機，也為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核心理念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於炎黃時代起源，至公元1000年前后的兩宋時代中國古代文明達到鼎盛時期，接著憑借慣性力量和多元文化綜合優勢，使中華文明優勢地位一直保持到1750年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的“康乾盛世”時代，上上下下，長達5000年之久，並且至今尚未中斷。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歷久而彌新，關鍵取決於其優秀的文化基因。
中華文明的思想寶庫中蘊含著豐富的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國與國、心與物這四大主體關系的普世價值理念。其中，“天人合一的和諧宇宙觀”、“仁者愛人的互主體觀”、“陰陽交合的發展觀”、“兼容並蓄的文化觀”、“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處之道，以及求同存異的外交觀”等傳統價值觀對形成以“和平、安全、開放、自由、平等、有序、合作、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為核心理念的當代中國互聯網文化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召開的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賀詞中傳遞出的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國際互聯網治理理念已獲得了與會各國的普遍認同。
（二）中國網絡文化的優勢
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更有助於化解當前網絡空間的矛盾沖突：
首先，“和”文化的廣泛傳播可有效遏制“網絡霸權主義”的肆虐。一直以來美國憑借技術上的壟斷優勢，主導著全球網絡空間管理的特權，並對內對外奉行雙重標准，長期以民主自由、國家安全之名，在網絡空間行霸權之實。自“棱鏡門”等項目的曝光以來，這種網絡霸權文化、網絡殖民文化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而與此同時，以中國傳統“和”文化為底蘊的“七項共識”（魯煒，2014 倫敦）則進一步促進各國的覺醒，並推動了重塑全球網絡新秩序的進程。
其次，“容”文化的深入滲透有助於網絡空間的繁榮與可持續發展。“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的網絡文化不僅有助於促進網絡空間文化的多樣性，也有助於各個國家或種族、民族在網絡空間中和平共處。
第三，“仁”文化更有助於解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數字鴻溝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思想，使得其多年來一直不帶任何政治目的地積極參與國際援助工作。據《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統計，2010年至2012年中國共向121個國家提供了援助。其中，援建了包括光纜電信傳輸網、電子政務網以及廣播電視調頻發射台等60余個信息化項目。
以“和平共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優良文化傳統為底蘊的中國網絡文化，使得其無論是作為現在的網絡大國，還是將來的網絡強國都不會在網絡空間中推行霸權主義，欺凌網絡小國或網絡弱國。
三、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培育原則和路徑
（一）培育原則
培育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首先要遵循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一是堅決抵制霸權的原則，反對宣揚和塑造網絡霸權主義文化，一方面，不應在網絡文化產品中推崇網絡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在網絡規則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不奉行霸權主義。
二是以人為本原則，網絡空間發展應堅持以有益於人的身心發展為目標，使物態層面的網絡文化即網絡技術應用和產品創新朝著有益於提高人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創造能力方向發展。
三是積極向上原則，即網絡文化產品應積極主動傳遞正等能量，保持正確輿論導向。不能讓網絡空間淪為戾氣集散地，不能任由“吐槽”文化、“牢騷”文化、“曝光”文化、“人肉”文化等飽含負能量的文化在網絡空間中泛濫成災。
四是可持續發展原則，要想使我國網絡文化產業更有生命力和國際競爭力，必須以先進的技術和體制機制為基礎、以原創文化內容生產為核心，注重提升文化產品價值內涵，樹立品牌意識，才能促進我國網絡文化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培育路徑
1. 大力發展網絡文化產業
我國傳統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強，嚴重影響了我國軟實力的提升。如今，網絡空間已經成為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的重要途徑和空間。同時，網絡傳播極大地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更進一步突顯了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我國網絡音樂、網絡視頻、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等文化產品生產雖已形成商業模式，但目前國際市場競爭力較弱。而裹挾著外來文化的美國電視劇、日本動畫片和韓國網游正在型塑中國年輕一代網民的價值觀。欲全面建設網絡強國，必須加快我國網絡文化產業建設步伐，隻有文化產品傳播力提升了，才有望在網絡空間中發揮話語的主導作用。
2. 繼續積極推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
網絡時代為中華文明廣泛傳播帶來了新機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以市場力量為主導，如美國﹔一種以行政力量為主導，如中國。市場力量主導的媒體融合模式目前表現發展目標不明確、無序、受投資成本約束等弊病。在此情形下，行政力量主導模式極大彌補了我國技術上后發的劣勢。2014年8月通過的《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將我國傳媒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駛入媒體融合快車道的傳統媒體，已使中國的輿論生態出現了明顯改觀。《意見》所確立的“打造擁有強大傳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的新型傳媒集團”的目標，為我國傳媒集團在互聯網時代新一輪競爭中獲勝帶來了新的希望。
結語
網絡空間本是人類現實空間的延伸，但隨著技術發展的日臻完善，網絡空間已出現了超越和主導現實空間的趨勢，而網絡文化也勢必成為未來文化形態的主流。因而，構筑網絡強國，絕不應忽視作為網絡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網絡文化建設。培育以中華文明為底蘊的網絡文化不僅是抗衡當前“霸權主義”網絡文化的良策，也是走向網絡強國的必由之路。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所）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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