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統籌實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一戰略布局涉及當代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特別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高度，深刻認識“四個全面”的內在要求，推動這一戰略布局的順利實施。
一
眾所周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重要的成果，在歷史觀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它克服了社會歷史領域的特殊性給人們造成的認識上的障礙，揭示了這一領域的客觀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所支配的必然趨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雖然在社會歷史領域活動著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此，要深刻認識我們黨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不能僅僅從主觀方面去理解，而應該著眼於現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從客觀規律和歷史必然性的角度去認識。
首先應該看到，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最終實現社會現代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國過去長期處於傳統的農業社會階段，現代化進程相對遲滯。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進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展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現代化建設更是從各個方面加速推進。按照我們黨確定的“三步走”戰略，我們將在經歷“溫飽”階段和“小康”階段之后，於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經過努力，到20世紀末時，我們已基本實現了前兩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正如當時黨的十六大所指出的，這時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根據進入新世紀后的新形勢，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並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確定為“實現現代化戰略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之后，黨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確立的整體目標的基礎上，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黨的十八大則在對各領域發展作出新的規劃的同時，進一步要求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說，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現階段的戰略目標，符合中國現代化的實際，體現了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有了正確的戰略目標，還必須有確保這一目標實現的手段。這同樣需要根據社會歷史領域的客觀規律，從各個方面採取措施。社會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對社會各領域的體制機制作出調整和改變，因此必須全面深化改革，通過改革破除那些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舊體制、舊機制，建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需要的新體制、新機制。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要有健全的法治體系作保障，因此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提出的戰略目標，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在黨，因此必須全面從嚴治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這樣一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便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必需的重大戰略舉措，並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共同構成“四個全面”的整體戰略布局。
二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體現了社會歷史領域的客觀規律及其所決定的歷史必然性，而要將這一戰略布局真正付諸實施，還必須進一步認識這些規律，並以此為依據去進行各方面的具體實踐。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是一個由經濟、政治、文化等基本領域以及其他社會領域所構成的完整的結構體系。社會結構體系中的各個構成領域不是機械地堆積在一起，而是依據其內在機制有機地聯系著的﹔由此出發，可以進一步區分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基本層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兩對矛盾相互聯結，形成社會基本矛盾，制約著整個社會結構體系的存在和發展。而社會各個構成領域本身，還有著各自的規律﹔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也同樣是相互制約和聯系著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社會歷史領域的這些規律同自然領域的規律一樣，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的社會活動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自覺遵循這些規律，而不能忽視和違背這些規律。
應該明確，我們黨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並不是僅僅局限於社會結構體系的某一個構成領域，而是著眼於整個社會，是一個全方位的整體目標。按照十八大報告的論述，這一目標是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五位一體”的總布局相對應的，具體包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各項內容。而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所有這些不同領域的建設目標並不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干，而是緊密聯系和統一著的﹔要真正實現這些目標，就不能將它們分割開來，片面地加以對待，而必須著眼於它們之間的有機聯系，將各個領域的建設協調起來加以推進，使這些目標從整體上得到實現。如果只是注重某些領域的建設，而忽視或放鬆其他相關領域的建設，就會使小康社會建設的整個進程出現失衡乃至脫節，最終影響到整體目標的實現。
“四個全面”中的戰略目標是如此，各項戰略措施也同樣是如此。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這裡同樣涉及社會結構體系的各個領域，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也同樣是相互聯結、相互制約的，必須依照社會結構體系有機聯系的內在機制，特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規律，統籌協調，整體推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還包括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黨的建設屬於社會政治領域，這方面改革應與政治體制改革統籌把握﹔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則涉及社會領域與自然領域之間的關系，必須按照這兩個領域之間的聯系機制有序展開，並與社會結構體系本身的各方面改革協調統一起來。三中全會的《決定》特別提出，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也一再強調了這一點，我們應深刻理解和把握。而從根本上說，無論哪個領域的改革，改什麼，如何改，都要以客觀規律的要求為依據，而不能主觀隨意地去進行。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們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決定因素。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面，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也同樣起著根本性的作用。法治體系建設屬於上層建筑，因而必然要受到作為經濟基礎的經濟關系的制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具體實踐，必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相適應。應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進一步完善，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現實基礎。而在上層建筑范圍內，各個不同的組成部分之間也會相互影響和制約，法治體系建設應納入政治建設的范疇，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統籌協調﹔此外還需要得到文化建設等方面的支持。要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從整體上提高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水平，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創造必要條件。
對於全面從嚴治黨來說，也存在同樣的要求。黨的建設也屬於上層建筑，當然也需要協調好與上層建筑范圍內其他進程之間的關系，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法治體系建設以及文化建設等方面有機地統一起來﹔但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則是要處理好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應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解決好全面從嚴治黨的現實基礎問題。目前我們正在大力開展反腐敗斗爭，從這一斗爭所遇到的復雜情況看，各種形式的權力尋租和非法利益輸送，都是以經濟關系領域中存在的缺陷和弊端為前提的。隻有下氣力將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到位，特別是在一系列難點問題上取得突破，才能真正使反腐敗斗爭立於不敗之地。
三
歷史唯物主義突出強調了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客觀規律，要求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但這決不意味著否定人的主體性，似乎隻要消極地順應和服從這些規律就可以了。恰好相反，歷史唯物主義十分重視人作為主體的存在及其主體性的發揮，認為主體不是一種被動的和消極的存在，而是能動的、積極的存在，人們完全可以發揮自身所特有的能動作用，通過自覺實踐而影響和改變作為客體的外部世界。主體選擇在社會歷史進程的具體展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應該把歷史決定論與主體選擇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是機械地對立起來。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觀點，我們在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過程中，就應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作用，通過自覺實踐達到預期的目的。應該說，我們黨提出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本身就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所作出的充滿智慧的路徑選擇﹔而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這一進程中的階段性目標，更是一個創造性的設計和安排。但是，要實現這樣一個戰略目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我們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奮力開拓。“全面小康”是干出來的，等是等不來的。我們應進一步增強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努力用自己的雙手創造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美好未來。
我國的改革是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難免會遇到種種困難和障礙。而改革越是深入，難度也就越大。如今，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面對的都是一些難啃的硬骨頭﹔要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全面深化改革，對人的主體性的發揮無疑有著很高的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一要有更大的勇氣，不畏艱難，敢於突破﹔二要有更多的智慧，能夠駕馭復雜的局勢。現階段改革任務的這種復雜性和艱巨性，既帶來嚴峻挑戰，同時也提供了發揮才干、建功立業的歷史機遇﹔我們要敢於擔當，迎難而上，為全面深化改革貢獻力量。
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現階段我國的法治體系還很不完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面臨諸多難題。如何破解這些難題，同樣需要發揮主體的能動作用，進一步理順關系，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特別應注意的是，現代法治體系的建立不僅需要有一整套完備的法律體系以及立法、執法、司法等相關制度體系，同時還要求社會成員具備相應的法治觀念和意識。而由於我國歷史上長期處於傳統社會，“人治”觀念的影響根深蒂固，“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的特征仍廣泛存在。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必須從主體自身素質的提高入手，打破傳統局限，促進觀念轉變。
作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關鍵環節，全面從嚴治黨對於主體能動作用的要求更為直接。要從根本上解決黨的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必須加強各方面的體制和機制建設﹔但同時還應充分重視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切實解決好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問題，進一步加強黨性修養，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自覺抵制和反對各種不良傾向，提高拒腐防變能力。黨的各方面建設最終是要通過人來推動的，隻有將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轉化為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才能確保這一重大戰略舉措取得應有的成效。
（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