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統領和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四個全面”的形成決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厚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具有歷史必然性。
時代背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應該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第一次走出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的集體亮相，就選擇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這一舉動很有象征意義，足以証明中華民族復興在新一屆領導集體心目中的分量。
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各族人民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鴉片戰爭以后，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朽，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戰亂不已，民生涂炭。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數仁人志士奮起尋求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強保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理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歷史背景下，有很多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加以回答和闡明。“四個全面”重要戰略思想，滿足了我國歷史向前發展的需要，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提出了“三個30年”的觀點。他認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30年，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毛澤東思想）。鄧小平30年，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他們都屬於鄧小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從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在規劃第三個30年，開始進入后鄧小平時代。鄭永年的這個觀點雖然有失偏頗，但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肩上的重大歷史責任。“為子孫后代計、為長遠發展謀”，“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確實在考慮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比如，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就是管長遠的。在這個意義說，“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對實現建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也是管用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指引。
理論淵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它的理論淵源，都是從一定的理論前提出發的。“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理論淵源，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每一個“全面”都可以從老祖宗那裡找到源頭。比如，小康社會的概念，最早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依法治國，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來的。但更應該看到，“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是一整套繼往開來、開拓創新的系統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2013年1月5日，他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深刻闡明了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發展的曲折歷史，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強調要通過學習了解社會主義發展史，“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到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2010年，他曾在《求是》發表了《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文章。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分別就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方法論進行集體學習。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中央政治局兩次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充分表明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忘本、不忘根，不忘老祖宗。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都貫穿了一條紅線，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所貫穿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比如，習近平總書記牢牢把握實事求是精髓，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概括出中國的特點：第一，中國是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第二，中國是經歷了深重苦難的國家﹔第三，中國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第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再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善於運用辯証法分析復雜事物，強調在當代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沒有變。這就抓住了當代中國的主要矛盾，牽住了中國發展的“牛鼻子”。他指出:“在中國當領導人，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抓主要矛盾、“牽牛鼻子”，統籌兼顧、“彈鋼琴”的這些重要論述，閃耀著唯物辯証法的光輝。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在治黨治國治軍、國防內政外交各方面都有新思路、新舉措和新要求，特別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突破。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涉及15個領域、330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可以看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脈相承的，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原理。同時，“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又突破陳規，根據新的情況，提出了很多新觀點、新論斷，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發展和創新，為馬克思主義增添了許多新內容。
實踐基礎：當代中國發展的新特點
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來自於實踐。毛澤東同志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隻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正是這樣的理論，它來源於實踐，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並成為實踐的理論指南。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3.6萬億元。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對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現在，我國已經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從世界經濟史來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陸續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公認的比較成功的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隻有三個國家，一個是新加坡、一個是韓國、一個愛爾蘭。但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是大國。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長期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還有很多事要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要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具體來說，我國發展中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這些矛盾和問題，在新常態的歷史條件下，和過去相比，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表現出當代中國發展的新特點。面對新問題，也就意味著我們過去辦法已經越來越不管用，就是我們常說的：“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那麼怎麼辦？我們要順應新常態，適應新常態。這就需要有新的思想理論的指導。
基於這個現實判斷，“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很有針對性。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為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解決發展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利益固化的問題﹔全面依法治國，是為了解決治理方式不相適應、人治色彩很濃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是為了解決“四風”泛濫、腐敗形勢復雜嚴峻的問題。 由此可見，清醒認識和全面把握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點，是“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
個人條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和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
習近平總書記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他高度重視中華傳統文化，認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一方面，他在講話中廣泛引用諸子百家經典。另一方面，他把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有機運用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及黨的建設、國際關系等各領域。2015年2月，人民日報社組織編寫出版了《習近平用典》一書，全書由敬民篇、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篤行篇、勸學篇、任賢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篇、創新篇、法治篇、辯証篇共13個篇章組成。內容包含了時間跨度長達27年的習近平著述及重要講話、文章。這裡，舉兩個例子，能夠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把握和運用。比如，他用“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要求領導干部要敬民愛民﹔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警示領導干部要做到喜不忘憂、未雨綢繆。
習近平總書記繼承了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他出身革命家庭，決定了對黨有著天然的深厚的感情。從他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對父親、對黨的感情。2001年10月15日，家人為父親習仲勛在深圳舉辦88歲壽宴。按照中國人的習慣，88歲是“米壽”，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然而，習近平時任福建省省長，不是不想參加父親的壽宴，而是實在是公務繁忙，難以脫身，於是向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習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寫道，他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他希望繼承和吸取父親的寶貴和高尚品質。一是學父親做人。二是學父親做事。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五是學父親的儉朴生活。信的最后說，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從這封信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投身於服務人民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著獨到的見解和認識，從而使他的講話、文章充滿了濃郁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智慧，表現出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他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情，這能夠保証我們黨不變色、我們的江山不變色。
總之，“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是時代發展的現實需要，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客觀要求。它的產生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