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高中女生在一夜之間吸引了全北京的目光。
人大附中女孩劉智昕以721分的高考成績成為北京市理科頭名，北師大二附中女孩蔡雨玹則以699分的成績問鼎北京高考文科。
然而，這兩個女孩兒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霸”。劉智昕形容自己是“普通班的小菜鳥”，無法躋身重點班。蔡雨玹則說自己是“學酥”——“看起來是一整塊，一碰就碎了”。
普通班學生，卻一路披荊斬棘，走到幕前。在中學老師看來，這是值得點贊的，因為它說明“追求‘偏難怪’的分班模式失靈了，高考在重新定義什麼是‘好苗苗’”。而在不少大學老師看來，這裡有隱憂：“這說明題目難度下降了，也許將無法選出更有創造力的孩子，僅選出了‘細心’的孩子。”
兩位非學霸型選手為何站在了最前列？這其中透露出了什麼？6月23日，記者就此採訪了相關專家。
中學教師：高考應該給更多人以改變命運的可能
在人大附中教師劉成章看來，高考是“全社會資源的一次重新分配，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給更多的人以改變命運的可能，這才是公平的。”劉成章說，“高考試卷應該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出現，面向更多學生。”
滿分750分，721分的成績無疑十分亮眼。在2014年，北京市理科頭名成績為719分﹔2013年，這個分數是725分。接近滿分的成績也從一個側面佐証了高考題難度正在下降這個事實。
惠及非學霸型選手、惠及更多高中考生，劉成章認為，這是值得稱道的。“其實，從中考改革更能明顯地看出這一趨勢。從通俗意義上來說，中考題更加簡單了，低於20%的學生才會做的題目從中考試卷中被徹底‘請了出去’。這樣單純從難易而來的區分度真的能選出最出類拔萃的學生嗎？實際上，這樣的區分度才是不公平的。如果真的想選出拔尖創新人才，為什麼不好好利用自主招生的機會呢？高考，就是應該給大部分人一個公平的起點，期待‘創新人才’冒出來。我們欣喜地看到，高考正在給我們重新定義什麼是‘好苗苗’。”
劉成章認為，很多難題難在“學術”而不是“思辨”，“一些題隻能用大學的知識來解答，這不是難題應有的風格，也不能體現出考生的水平。我認為，未來的高考題目應該更多一些聯系實際的內容，更多一些充滿思辨的題目，以此來做區分，而不是單純從難易上下功夫”。
大學教師：多元錄取是高考改革的邏輯所在
在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看來，“近兩年，國內頂尖大學的錄取分數越來越高，直接証明了高考題目變得簡單的趨勢”。
秦春華認為，應該厘清高考的功能——究竟是為了選拔人才，還是為了給所有考生提供一場公平的考試？
“從目前看來，高考一張卷企圖滿足所有大學選拔人才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它隻能滿足大多數學生和大學的需求，提供一個公平的選拔工具，至於通過這個工具勝出的具體是哪些人，並不是高考首要考慮的問題。”他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有高考對於頂尖大學選拔人才功效有限並在逐步弱化。”
“也正因如此，新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不再強化以統一高考成績作為大學招生錄取的唯一依據，而要通過綜合評價（包含高考成績）來實現多元錄取。這也正是高考改革的邏輯所在——大學不會再通過分數高低判定學生的優劣，社會也不會通過錄取分數線的高低判定大學的質量和聲譽。”秦春華說，“當然，這是最終的改革方向與目標。”
教育測量專家：高考試卷應增加對能力的考查比重
在教育測量學專家、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謝小慶看來，像測量長度、重量、溫度一樣，“高考也是一種測量，它是對人的能力的測量。這種測量，遠比對長度、重量、溫度的測量復雜、困難得多，測量誤差也要大得多”。
“因此，高考分數的幾分之差沒有太大意義。就北京今年的情況看，文科680分以上，理科700分以上的考生，基本可以視為分數相等。有人高出幾分或十幾分並不意味能力一定高，可能是運氣好。就好像進入足球世界杯的決賽圈，主要是靠本事。贏得冠軍，則要靠些運氣。因此，狀元出在普通班，甚至出在非示范性高中，就像最優秀的球隊輸掉了足球世界杯的決賽，是正常的事情。”謝小慶說。
而他同時認為：“我們今天幾乎完全按照筆試分數錄取的局面，是一種很無奈的選擇。在理想的招生過程中，筆試分數應該僅僅是一個參考，對學生需要進行更全面的考察。”
“高考改革的任務之一是降低對知識記憶的考查比重，增加對能力的考查比重。”謝小慶說，“考知識記憶還是考能力，與試卷難易是兩回事情。對知識記憶要求不高的考試，完全可以很難。今天公務員錄用考試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中的數學部分，難度很大，平均分很低，但涉及的知識基本是小學算術。今后，在‘降低知識記憶考查、增加能力考查’方面，高考試卷仍然需要繼續改進。”
（北京6月23日電 記者 姚曉丹 晉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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