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行行出狀元”

適己之性 盡己之分

狀元是古代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是一個類比的說法，是說不論做什麼行當，都會顯出價值，都會受到尊重。而事實上，“文無第一”，榜眼是不是一定就比狀元差，那倒不見得。據宋人陳善《捫虱新話》記載，北宋嘉祐元年的科舉考試中，主考官歐陽文忠公讀到一篇氣沖霄漢的雄文，大加贊賞，本想將其定為第一，但又恐此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為避嫌而將其定為第二。殊不知，此文的作者，卻是后來萬世景仰的文豪蘇東坡。這叫“遇不遇者，時也”，雖然大家都有才。

很多行當都是技、都是藝，但倘若能上升到“道”的高度，這個時候就已顯出其自身價值而不必他求，亦不必羨忌他人了。有道之人是受中華文化高度推崇的，此道非高高在上，而是無所不在的，庄生所謂“道在屎溺”，就是道無所不在的一個生動表述。

有道之人的典型例子是《庄子•養生主》中的主人公庖丁。“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將屠牛當成一件樂不可支的事兒來對待，連文惠君都看傻了，“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便講述了自己如何“依乎天理”、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體悟。當牛“然已解，如土委地”時，他“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有了這種高峰體驗，“何假南面百城”！

庖丁可能是庄子虛構的，但歐陽文忠公的《賣油翁》則是真人真事。文中的康肅公是北宋名臣陳堯咨，他是真宗朝的狀元，其兄陳堯叟則為太宗朝的狀元。“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射箭中的者十之八九，賣油翁偶然路過，見到如此神勇之人亦只是微微點頭稱是而已，康肅公因而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賣油翁不卑不亢，回答得簡短有力：“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公怒了，“爾安敢輕吾射！”賣油翁答：“以我酌油知之。”意思是，賣油雖沒有射箭那麼颯爽瀟洒，但同樣是一門手藝，如何練到高妙境界，可以類推而知之。不僅如此，還可以現場表演給你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這個過程和庖丁解牛一樣精彩，只是文忠公描述得不像庄生那般驚天地泣鬼神而已。臨末，老翁淡定地說：“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公隻好笑著打發他走了。

一個賣油的老者在真正的“狀元”面前毫無愧怍，他就是這個行業的“狀元”。對此，儒家的說法是，君子“素位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道家的講法是“適性逍遙”，郭子玄所謂“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朱子心中三代（夏、商、周）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人人皆能適己之性，盡己之分，這就是“非后世之所能及”的三代之治。然而，古人早已明了的道理，在今天受到了現實的挑戰——在很多人看來，“錢”與“權”成了時代的主流，所謂的“三百六十行”，在這兩者面前都黯然失色、飲泣吞聲。這個時代之所以不能“行行出狀元”，和我們每個人的選擇都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有多少人在削足適履、盲目追求別人眼中的幸福？又有多少人在“願乎其外”、為自己難填的欲壑而殫精竭慮、辛苦恣睢？

各安其位 各盡其才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以人為本”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而被寫入黨章，它也成為溝通古今政治理念的一座橋梁。

梁任公曾說過：“儒家哲學范圍廣博，概括起來說，可以《論語》‘修己安人’一語括之。”《論語》中的原話是：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安人”其實就是“修己以安百姓”，這是連堯舜這樣的聖王都不無缺憾的。而對政府來說，“安人”就需要在制度上保証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各安其位、各盡其才。《尚書》有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對政府領導人來講，其最大的德行就是能夠實行善政，而善政的目的不是其他，正是“養民”，正是“安百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子》有雲：“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每一張羅網都有成百上千的網眼，而最終能夠抓住小鳥的只是其中的一個網眼﹔但是，如果隻有這一個網眼而沒有其他網眼的配合，這個“一目之羅”是無論如何也抓不到小鳥的。我們的各個行業就像是千百萬個網眼一般，相互照應方能使得社會和諧，方能實現“善政”，而“養民”亦已在其中矣。這就需要我們的政府能夠調配好各個行當之間的關系，做到因勢利導、惠而不費。

唐代詩人周曇的一首《詠史詩》這樣寫道：“定獲英奇不在多，然須設網遍山河。禽雖一目羅中得，豈可空張一目羅？”那些公忠體國的王佐之才，如伊尹和姜太公，君王得一足矣，但是倘若君王不能如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般禮賢下士，這樣的大臣又如何能找到呢？如子思所雲，“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在上位者盡在上位者的本分——皋陶所謂的“知人”和“官人”，孟子所謂的“尊賢使能”——在下位者方能盡在下位者的本分，各盡所能，各安其位。

維齊非齊 自然合理

我們也要注意到，現實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別的。荀子曾引用《尚書》中的“維齊非齊”來談他對平等觀念的理解，認為要達到社會的平等，就必須“非齊”﹔一味追求“齊”，結果可能反而是“不齊”。孟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個標准去對待的話，那當然就“不齊”了。究竟是“齊”還是“不齊”，不能隻看表面現象。

“維齊非齊”四個字背后蘊涵著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哲學家樓宇烈先生稱之為“自然合理”。樓先生認為：“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中國是有科學思想的，自然合理就是科學思維”——這裡的“自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然的意思——“自然合理有一個特點就是個性化，這跟現代科學的普遍適用不一樣，它注重的是如何符合這個事物的特性、事物的本性。”正如水一般，它可以隨器賦形，隨物寓色，從而滋養萬物，這也正是老子認為“上善若水”、水“幾於道”的根本原因之一。順應事物的本性就需要尊重事物的個性。先秦儒家講“維齊非齊”，宋明理學家講“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自然合理即是“道”，它也正是“行行出狀元”的理論根據。

科學合理就不一樣，它意味著有統一的標准，人人皆須達到一定的標准才能成為這個行業的“狀元”。科學合理確實方便了管理，但人非死的機器，而是有血有肉的萬物之靈，有些時候，就需要因人而異。梁任公與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的一段對話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梁先生向曹校長推薦陳寅恪先生，曹問：“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有沒有著作？”梁又答：“沒有著作。”曹於是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那怎麼行呢？”梁於是答道：“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數量上的東西容易計量，質量或者說特性上的東西就需要見識和眼光才能識別。

當社會真正領悟到了以人為本的內涵時，當我們都理解了自然合理的重要性時，“行行出狀元”便有可能從願望變成現實，從個別事例變成普遍現象。

（《重溫“行行出狀元”》，《光明日報》，2013年05月22日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