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宗 趙利國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義戰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游擊戰爭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領導了波瀾壯闊、廣大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中，都是頗為新鮮的事情”。日本軍事評論家池野清躬指出，把游擊戰“加以系統化、戰略化、普遍化的始祖，無論怎麼說也是中國的毛澤東。他是現代游擊戰爭之父。”
以弱擊強掌控戰爭主動權
抗日游擊戰爭之初，從數量上看是敵眾我寡，從武器裝備上看是敵優我劣，敵我力量對比的懸殊程度，為世界戰爭史所罕見。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回憶：蔣在“九一八”事變后說：“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強烈的進取心，指出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是非同小可的事業”。游擊戰爭“必須是進攻的，和正規戰爭比較起來，其進攻性更加大些，而且這種進攻必須是奇襲。”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評論說：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手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我黨抗日游擊隊伍的基礎，八路軍3萬多人，隻有1萬多支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支槍平均隻有30發子彈，新四軍隻有1.03萬人。在這種艱難環境中，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的游擊隊避開日軍正規戰之長，以游擊戰攻其之短，使日軍隨時可能被奇襲，卻戰不得戰，防不勝防。日軍連吃好多虧后，對游擊隊由輕視到不敢小覷，最終變得害怕起來。在山西昔陽，一個日本兵曾經向老百姓哭著，在自己周圍劃了一個圈子，表示他已經被我游擊隊包圍。忻口會戰中，劉伯承部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毀傷敵機20架，殲日軍100余人，削弱了敵空中力量，援助了忻口友軍作戰。衛立煌盛贊：“像陽明堡的燒毀敵人的大批飛機，截斷平型關、雁門關，使敵人不能得到接濟補充，對於忻口戰爭有極大的幫助。”
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初期憑著如此單薄的力量，迅猛勇毅地向日軍進攻的相反方向推進，開辟敵后戰場，在敵人后方開辟根據地，把敵人后方變成前線，巧妙地運用地道戰、麻雀戰、交通破襲戰等斗爭形式，“集中大力，打敵小部”，積小勝為大勝，使日軍軍心動搖，兵力不敷分配，給養斷絕，力量被削弱，作戰前線與后方的劃分被打亂，形成變戰略內線為戰略外線，變戰略被包圍為戰略反包圍的戰略格局，與正面戰場夾擊日軍，盤活了抗戰。日本史學家認為，八路軍、新四軍以“靈活的戰術，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軍隊”。
蓬勃發展成為抗日主力軍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日軍停止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將其主要軍事力量漸次轉至解放區戰場。國民黨政府對日採取消極作戰，使得日寇集中力量大舉進攻解放區。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指向解放區，抗日戰爭的重擔就落在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杜魯門在回憶錄中曾寫道：“中國抗戰后期，蔣介石的權力僅限於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
1941年至1942年，日軍出動40余萬人實施1322次“掃蕩”“清鄉”，敵后抗日根據地遭受嚴重摧殘。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採取“敵進我進”、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武裝群眾化的作戰方針和精兵簡政、發展生產、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實行反“掃蕩”、反“清鄉”、反“蠶食”斗爭，與日偽軍作戰4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7萬余人，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到1943年，解放區軍民抗擊了侵華日軍的64%。1944年，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解放區抗擊日軍比例略有下降。至1945年，在侵華日軍40個師團，58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了22個半師團，32萬人，佔56%。解放區越來越大，至1945年5月，19個大的解放區人口迅速擴大到9550萬，軍隊發展到91萬人，民兵發展到220萬人以上，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解放區共殲滅日軍527422人，繳獲長短槍682831支、輕重機槍1.1萬多挺、各種火炮1852門。
敵后戰場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指導戰爭的偉大氣魄和高超謀略。早在1940年，日本天皇就對能否戰勝中國產生困惑，問參謀總長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侖就是敗在消耗戰與游擊戰上，日本軍在中國是否感覺到無法對付了？”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對共產黨的敵后游擊戰爭給予很高評價：“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敵后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民眾是生長人民武裝的母親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曾如是評價中國人：“我們的官員虛假偽善，貪婪腐敗﹔我們的人民斗志渙散，對國家福利漠不關心﹔我們的青年頹廢墮落，不負責任……使我們在天災和外敵入侵面前束手無策，無能為力。”蔣介石不信任人民，也遭到人民拋棄。《大公報》隨軍記者張高峰曾寫過一篇《有問題的戰場》的報道，一針見血地指出正面戰場作戰失利的原因：“沒有民眾的軍隊准打敗仗，沒有民眾的戰場隻能放棄。”
毛澤東看到了抗日戰爭是農民的戰爭，他指出：“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要在長期戰斗中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陣地。”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政治上建設“三三制”政權，擁政愛民﹔在經濟上，實行有利於民眾的政策，開展“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改善民生﹔在思想文化上，推廣民主的科學的文化教育和時事教育，發展群眾文化事業，贏得了人心，使解放區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形成了“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的群眾基礎。
在解放區，民眾視軍隊為自己的軍隊，軍隊視民眾為生長人民武裝的母親。在抗日救國的生死搏斗中，每天都涌現著《我們在太行山上》歌裡所唱的“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場景。對於日本的失敗，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認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地敗給了中國，正確地說，敗給了中國人民。”
（作者分別為石家庄陸軍指揮學院戰略與國防動員系國防動員教研室主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