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國關於二戰史的研究著作不少，主要有九卷本《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和三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等，但影響和研究深度還不夠大。（陸琴 供圖）
70年來，國際上對二戰歷史的評價一直存在各種雜音。在歐洲甚至出現了“蘇聯軍隊攻克柏林是對德國的侵略”這樣荒唐的言論。在亞洲，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家，拒絕承認、企圖掩蓋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
因而，加強對二戰史的研究、論証，還原戰爭真相，澄清模糊認識，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牢記二戰慘痛教訓，防止戰禍重演，切實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以維護人類持久和平，就不僅僅是重要的學術問題，還是重要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問題。
西方二戰史著作幾乎不提中國戰場
二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就興起了研究二戰史的高潮，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在此期間，世界各國尤其是參戰的大國，如美國、蘇聯、英國、德國、法國以及日本，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搜集、整理、出版有關二戰的資料，開展研究，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學術著作，其數量之多，可以說汗牛充棟。這些國家的一個共同點是政府資助支持、組織專家群進行攻關，都有總結性的權威研究成果著作問世。其研究成果的一個共同點是，突出本國在二戰中的地位與作用。
戰敗國的日本從戰后初期開始征集戰史資料，撥出專款，組織專班，將未來得及銷毀、分散於日本各地、在美國等地的檔案資料，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著作《戰史叢書》，成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戰史的權威著作。日本戰史叢書雖非完全是右翼戰爭史觀，但通篇體現出“日本是戰爭失敗者，卻是精神勝利者”的主體思想，字裡行間透露出對日本軍隊“戰功”的頌揚，對中國軍民的蔑視，對美國軍隊的憎恨。
西方各國的二戰史著作另一個共同點是，很少涉及中國抗戰，甚至幾乎不提中國戰場，在提到中國戰場時，也大多是描述中國戰場抗戰不力。美國出版的二戰史著作對中國戰場抗戰的評價稍微客觀些，但也是將中國戰場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放在從屬於美國大戰略的前提下表述的。
總之，國際二戰史學界出版的著作，基本上不寫或很少寫中國的抗戰，這和戰時美、英、蘇等反法西斯國家公認中國是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的地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究其原因，一是冷戰造成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政治偏見﹔二是中蘇關系破裂造成蘇聯對中共的偏見﹔三是日本對侵略戰爭缺乏深刻反省而歪曲歷史﹔四是中國本身對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研究有待繼續深入﹔五是中國的研究成果尚未充分走向世界。
將抗戰史融入二戰史之中的學術體系尚待建構和完善
戰后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30多年，中國學者對二戰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是1980年6月成立的。上世紀80年代二戰史研究可謂成果初顯，當時出版發行了二戰史單本著作，研究力量較為集中的地方為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后勤指揮學院、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四川大學、遼寧大學等，相關學術著作從無到有，從單一到綜合。
進入90年代，一批二戰史學者退休，青年學者大多轉向戰后史研究，雖有少數人仍在堅持二戰史研究，但研究隊伍日漸萎縮，二戰史研究課題亦很難申請成功，重要學者研究著作較少。當然，這期間也出現了二戰史研究的新動向，即向“專、深、精”方向發展，如軍事科學院出版的五卷本二戰史和三卷本抗戰史。
2000年之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出版了九卷本《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應該說是動員了全國相關學者共同研究的成果，研究重點是中國抗戰在二戰中的地位、作用及影響，中國抗戰與二戰的關系，二戰中大國對中國的影響等。從2007年開始，二戰史研究進一步拓展，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創新性研究成果。
中國台灣在二戰史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但在抗戰史研究方面成果較多，蔣緯國主編的10卷本《抗日御侮》，可以算作台灣學界的總結性研究成果。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在搜集、整理戰時中國檔案資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相繼出版了戰時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資料匯編，是對抗戰史研究的一大貢獻。但台灣對二戰史的研究還不夠：一是研究二戰史的學者較少﹔二是未能將抗戰史與二戰史有機結合起來研究。
中國學者對二戰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是我國世界史研究中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之一。但是，我國抗戰史研究也有不足之處，主要在於五個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尚未達到高水平，將抗戰史融入二戰史之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尚待建構和完善﹔二是研究資料不足，戰后，美、英、蘇、德、日等國公布的戰時檔案資料，我國尚未充分搜集整理﹔三是能將二戰史與抗戰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學者人數過少，小語種歷史學人才匱乏﹔四是經費缺乏，宏觀策劃、組織不夠，也不能策劃大的課題和出版系列成果﹔五是我們自己的二戰史學術的對外傳播還不夠，應更好地考慮如何與西方學者合作，讓他們真正了解中國的觀點，能夠溝通交流，而不是自說自話。
國家層面對於二戰史研究要整體規劃，早布局、早動手
二戰是20世紀世界歷史從戰爭與動蕩走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折點，也是中國歷史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折點。自近代以來至今，二戰是中國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結盟的唯一的歷史機遇，也是中國與世界大多數國家所具有的歷史共同點。因此，抓住這個歷史共同點，宣傳這個歷史共同點，對我國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交往是十分有益的。
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國，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已基本完成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唯一未完成這一研究的是中國，這與反法西斯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現在，我國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在世的越來越少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學者因退休或去世，人數也越來越少了，如果現在不重視這一課題，再過十年、二十年，就更難以完成這一課題。
中國的復興是從抗戰開始的，抗戰研究對於國家而言意義重大，在人、財、物的管理和學術評價體系、學術環境等方面，應給予更多重視和大力推動。國家層面對於歷史學術研究要有整體規劃，早布局，早動手。尤其對於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才，需要一個很長的培育期。現在的學術評價體系的設計和導向也亟須改革。目前，研究者的職稱、待遇等評定都需快出成果，多出成果，而像歷史學這樣的基礎研究需要時間積累，短期內怎麼可能出成果呢？在暫時難以改變學術評價體系的情況下，要考慮給搞基礎學科研究的人員設特殊政策，並切實落實，鼓勵大家甘坐冷板凳。
我認為，應該設立一項國家工程，創造性地構建科學的、嚴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體系。為此，要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專家團隊，投入足夠的經費，將國外、境外的主要資料搜集起來，用10至20年時間完成兩部系列著作：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含中國抗日戰爭）中外文重要史料選編，一部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含中國抗日戰爭）研究著作。兩部作品應以中文、英文兩種文字出版，便於將我國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作者為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會長、武漢大學資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