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務員隊伍是我國治國理政的主體力量，其工作成效決定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運行效率和最終實現，其社會形象和組織歸屬感影響著政權和行政體制的穩定。當下，隨著中央高壓反腐治吏的深入推進，首當其沖的是700多萬成員的公務員群體，從公務員不好當的集體呼吁到辭職跳槽的個體行為，公務員群體五味雜陳的生存狀態成為社會的熱議話題。因此，有必要客觀審視公務員群體面臨的諸多困境和發展機遇，理性認識公務員職業新命題，這不僅是公務員職業發展的迫切訴求，更是國家實現“四個全面”的重要時代課題之一。圍繞這一話題，本期“特別策劃”，特邀請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思想政治教育系楊海龍博士進行解讀。
公務員職業新命題的時代解讀
2012年12月，中央“八項規定”開啟了公務員職業新命題的時代課題，公務員這個以往被稱為“金飯碗”的職業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困境和機遇從來都是一體兩面和相生相伴的，康德稱之為“二律背反”，即相互聯系的兩種力量之間此消彼長、相互排斥、相背相反的現象，也即哲學中的矛盾對立統一。當今中國語境下的公務員職業困境具有歷史性、相對性和復雜性，基於二律背反的角度來看，其實質是富於積極意義的現代轉型和更為深遠的職業發展機遇，公務員職業新命題的時代意蘊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讀。
“去非常態”：行政現代化法治化的迫切需要
公務員職業源自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不斷變化發展的公共行政實踐需要，從一開始，就具有脫胎於政治、受命於管理、問責於法律、服務於公眾利益的特色。因此，政治中立、依法行政、追求公共性和公正性的價值目標、以積極的責任心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技術性和人文性交相輝映是現代官僚體制下公務員的職業定位。就世界范圍來看，公共行政實踐經歷了效率至上——行為主義轉向——更注重公平和公民權利——“以公眾為顧客、以政府為市場”的重塑政府運動——“全球治理運動”及強調回應性、公共性、公正性、民主性和參與性的“新公共管理”等發展歷程，現代官僚體制下的公務員愈加法治化和職業化，同時也承受了超過自身目標的過多任務，飽受非議和責難。正如古德塞爾在《為官僚制辯護》中所言，公務員職業“處於過分的苛責之下”，其三大罪狀是：低績效、對政治權力的危險操作、難以忍受的對個人的壓制，並由此形成了“官僚人格”，使其走向了“不能承受之重”。 盡管備受質疑，但古德塞爾認為公務員職業並沒有這麼糟糕，其工作態度多數時候是令人滿意的，其公共行政精神是不斷發展和進步的，其對公共利益的促進和弱勢群體的保護是卓有成效的，總體來說，公務員對於國家治理和公共行政目標的實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形勢下，中國公務員群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主要表現為“新三高”和“新三低”。“新三高”指生活壓力高、工作壓力高、輿論壓力高﹔“新三低”指晉升機會低、工資待遇低、個人精神需求滿足低。尤其是在當前重拳反腐治吏的形勢下，少數公務員對職業認同發生了動搖，覺得以往“好日子不再有了”，不少公務員表示工作不好做、領導不認可、群眾不理解，且40歲左右的基層科級公務員就難以晉升。從中央國家機關到基層縣鄉，公務員群體收入不高，發展空間有限，政府公信力受損，公眾形象不佳，工作壓力大且動力不足，職務風險空前加大，深感“為官不易”，“不作為”現象增多，少數貪污腐敗官員依然不收斂。上述中國公務員的群體困境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種原因。在文化領域，“學而優則仕”的官場文化、人治思想及人情文化的影響仍在﹔在政治和社會領域，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相對經濟體制改革來說滯后，制度和法治建設緩慢﹔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和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使得公務員成為商人行賄受賄的重點對象和以權力追逐不當利益的重災區，灰色收入和潛規則已深入官場骨髓。由此導致了公務員在思想觀念、行為舉止、心理特質、社會適應性等諸多方面都與現代公共行政的步伐不適應，必須給予糾偏。
從深層次上看，公務員職業“新命題”是對職業觀念和職業行為規范的現代轉型，是對以往不合理情形的理性糾偏，因此“去非常態”對於擺正公務員職業觀念至關重要。懷特認為“官紀者，乃表現於行政人員熱望、忠誠、合作、竭力負責及以服務為榮之精神也。” 而官本位、做官“高人一等”、“有權任性”、“灰色收入”、“潛規則”等不當思想和行為，嚴重阻礙了現代公務員職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應當摒棄。2015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廣大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始終把為人民謀發展增福祉作為最大責任，始終把現代化建設使命扛在肩上，始終把群眾冷暖憂樂放在心頭。”在這裡，他把公務員的精神新狀態詮釋為責任感、使命感、民生觀，得到了社會輿論的普遍共識。
向公民而不僅僅向上級負責
公務員職業最終應當對公民負責，弗雷德裡克森如此精辟論述：“在民主政治環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終應向公民負責。正是因為這種責任，我們的工作才顯得崇高神聖。” 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公務員之所以能夠“掌管和執行權力”源自與民眾的契約和權力讓渡，因此民眾是公務員職業合法性的來源和最終服務對象﹔其二，現代公共行政的核心要義是“公共性”，公務員職業的宗旨是為全體公民和實現公共利益服務，因此公務員被稱為代表性公民和“公仆”，其公共行政精神的精髓在於“意味著一種對公民的廣泛的和問心無愧的熱愛”，意味著對公民的“樂善好施”——“服務於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顧公民的需要的承諾”。公務員職業的價值也正在於此：堅實的倫理基礎和以尊嚴榮耀、成就滿足感為標志的自我價值實現﹔其三，現代公共行政和官僚體制下，公正性、回應性、民主性、權利性、參與性的價值理念深入人心，盡管垂直層級制體系要求下級服從上級，但上級意志也應當體現且不能違背民眾的意願，唯有最終向公民負責，才能在公民意識覺醒和公民權利不斷增強的現代社會，認清和理順現代公共行政的最終目標和服務對象。
在我國威權政治生態中，公務員“隻對上級負責”廣為詬病，盡管這種唯上負責制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實現行政目標的有效路徑，但卻因缺乏“眼睛向下”的民眾情懷和責任擔當，迷失了前進方向，淡忘了職業之本。不少公務員表示，感覺自己“忙且累”工作的唯一評判標准就是“領導滿意”，至於個人價值實現程度和自身精神需求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少數公務員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無視民眾利益訴求的野蠻強拆、暴力執法、侵佔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就不足為怪了。由此可見，在公務員職業新命題下，最終向公民而不僅僅向上級負責，不僅是一條基本原理，更應當成為公務員的基本行動法則。
自我革命：孕育體制改革先聲
公務員隊伍是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主體、窗口和風向標，因此培育一支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公務員隊伍至關重要。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象愈發凸顯，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長期滯后，公務員隊伍的負面因素增多，主要表現為：權貴弊政、腐敗嚴重、政府公信力下降、潛規則盛行、行政道德下滑等。長此以往，經濟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會消怡殆盡，而且會對政治合法性造成嚴重威脅。因此，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勢在必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針對“中國問題”對症下藥，首先自我革命，在公務員和領導干部隊伍中開展了重拳反腐治吏的國家行動，在“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態勢和先治標后治本的指導思想下，中紀委及其巡視組開展了“打虎拍蠅”的嚴懲貪官行動，截至4月底，共給予23.2萬黨員干部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2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官員100人，副國級以上官員4人。在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機制上雖還未取得壓倒性勝利，但已經初見成效。山頭式、家族式、塌方式、小官巨貪式、一把手式等諸多腐敗方式令人震驚和深思。高壓反腐震懾了貪官，淨化了官場風氣，改善了政治生態，贏得了民心。重拳治吏是一場倒逼式的自我革命，不僅使公務員職業呈現出新狀態，更以壯士斷腕之勢孕育了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的先聲，具有時代裡程碑意義。
公務員職業新命題的樣本分析
當下公務員職業呈現出困境與機遇兼有之的新命題，在公務員不好當的呼聲下，潛伏著公務員職業的現代轉型和“去困境化”的重要時代機遇。事實勝於雄辯，擬選擇三個典型樣本，試圖從中窺探公務員職業新命題下的正向機遇。
“去應酬困境”：回歸家庭和健康生活方式
2013年9月14日晚，浙江一母親在微博上發文稱，在國稅局工作的兒子不能喝酒，卻常常陪領導喝酒，並求助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我該怎麼做”。類似這樣的擔憂在公務員家屬中並不在少數。自《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八項具體規定提出以來，以實實在在的細節撬動了官場積弊已久的“吃喝風”、“人情宴”等公務員應酬文化圈。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要找人辦事就要請客吃飯，手握行政權力的各級公務員自然是酒宴上重要的座上賓，曾幾何時，但凡有一官半職的公務員平時都難得在家吃飯，各式各樣的酒桌應酬使他們應接不暇，據一個西部風景名勝區的縣級接待辦主任反映，他經常一晚要趕4-8場應酬。過多的飲酒和應酬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們的身體素質，減弱了與家庭的親情交流，而且助長了奢靡享樂之風，加重了地方財政負擔，更對社會風氣造成了不良影響。以往公務員看似“常態化”的“應酬文化”已經成為了他們不可言狀的“職業負擔”，尤其對於那些不勝酒力的公務員來說，更是如此。
八項規定執行兩年多來，從“一陣風”到“動真格”，從“運動戰”到常態化，黨和政府痛下決心鏟除官場積弊，狠抓吃拿卡要、樓堂館所、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車私用、節日收受賄賂等不良風氣，盡管其中也出現了一些花樣百出的“變通”，但總體來說，以細節撬動官場生態，黨風政風得到了明顯好轉，公務員應酬大為減負，喝酒少了，生活方式健康了，陪伴家庭的時間多了。與此同時，全社會大力提倡厲行節約，高檔餐館也開始探索“大眾化路線”，較好地遏制和改善了公務員以往不良的應酬生態。據來自人民網的一份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公務員及九成以上的公務員家屬對此拍手稱快，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廉潔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庄嚴承諾，也是公務員職業現代轉型的根本要求。
“去潛規則困境”：重塑政治生態
2015年3月3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做官其實越來越容易了》，文章用鮮明的正反對比分析了“為官不易”和“為官愈易”的兩種心態，指出中央高壓反腐后，一些官員沒法再像以往一樣“任性”，不能隨意吃喝，不敢亂收禮物了，因此發出“這官實在是越來越難當了”的抱怨。於是，有人表現出消極不作為，以“不做事”表達軟抵制﹔有人撒嬌要辭職，下海找更賺錢的工作﹔有人說“從嚴”要循序漸進，突然的嚴厲會讓干部很不適應。與此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官員和公務員卻認為“當官越來越容易了”，是因為“從嚴治官”擠壓著昔日官場潛規則生存空間，讓法律和規矩這些明規則取代潛規則，官員不必再費心琢磨和經營那些潛規則，不用再研究厚黑學、關系學、上下級學、送禮學、辦公室政治之類的“為官之道”，按法律和規矩辦事，讓當官變得容易多了。 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引起了社會的深思和共鳴，各路媒體也為此不斷展開論辯。
毋庸置疑，“官場潛規則之殤”早已廣為詬病，令國人憤慨和無奈，連在華外資企業也深諳此道。買官賣官事件及貪污受賄現象，如衡陽集體買官案件、山西塌方式腐敗和官場地震、江西官場不正之風等，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僅誤導了公務員的職業發展，毒化了政治生態和行政環境，還將對政權合法性造成極大危害，后果不堪設想。新一屆黨和政府不畏困難艱險，以壯士斷腕和刮骨療毒之勇氣重拳肅吏，對“官場潛規則”和貪污腐敗行為保持“零容忍”的打擊勢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把權力置於陽光之下，“去潛規則”，立顯規則，使領導干部和公務員“有權用權不能任性”，破除特權思想和權貴弊政，構建“經常抓、長期抓”的反腐新舉措，以彰顯國家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對於公務員群體的可持續發展而言，不走偏門、大開正門，不設置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破除“行業潛規則”，抓緊制度建設，以此修復和改善官場乃至國家的正向政治生態。
“去弱監督困境”：強化組織和輿論監督
2012年底以來，“最強大的中紀委”形象令國人振奮不已，過去紀委隸屬於各級黨委，監督話語權被弱化和虛置，但兩年多來，在新一代中央集體的領導下，王岐山主政的中紀委不再是“擺擺架子，做做樣子”，而是以重磅出手“打虎滅蠅”，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為此總結：目前“查處干部之多、涉及領域之寬、行動密度之大、問責力度之強，應該說是空前的”。
以往行政體制中，“一把手”獨大及“權力尋租”現象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弱監督困境”，即各級人大、政協和紀委沒有真正發揮好監督黨和政府的作用，形同虛設。為此，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化各級紀委的獨立監督權，派駐中央巡視組，成效顯著。自2013年底以來，中央共派出多輪巡視組進駐央企、國家部委、高校、各級黨委和政府等，與各級紀委一道，以“零容忍”的高壓態勢“尋虎找蠅”，發現和查處了多起大案要案，很好地發揮了兩者的“利劍”作用，形成了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和威懾力量，王岐山指示：“要突出發現問題，強化震懾作用，不能讓有問題的人心存僥幸，不能讓腐敗分子有立足之地！”同時，網絡反腐一枝獨秀，成為重要的新生監督力量。紀委和巡視組監督從根本上說是“倒逼監督”和“事后監督”，從長遠來看，應當加快推進制度建設，構建“預警監督機制”和“常態化監督”，包括增強各級人大和政協的監督力量，公示公開行政信息，倡導公眾及媒體監督，使權力運行在陽光之下和裝進制度的籠子裡，淨化公務員和領導干部隊伍。
公務員職業新命題的對策探析
在全球化、現代化、網絡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設置與現代國家相適應的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務員職業新命題，無論對於國家和政府治理、公務員職業，亦或公務員個體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認識現代公務員職業新命題，應當回應變化中的公共行政實踐的需要，理性看待公務員職業的當下困境、挑戰和機遇，化困境為機遇，著力從思想、信念、制度和行動等幾方面去建構。
構筑思維新邏輯
思想是行為的先導和基石，從根本上說，公務員群體的困境源自體制弊端和思想錯位。自中央嚴厲反腐后，公務員的思想出現了一些落差，認為工作難做，稍不注意就會觸輿論“高壓線”，職業風險高，福利待遇不如從前，甚至念念不忘過去的“好日子”。以前公務員工資也不高，但各種福利好，甚至有一些“淺灰色”和“灰色”收入，比如公車私用、公款考察旅游、會餐吃飯、部門小金庫、節假日下級單位的“貢品”、企業禮品禮金等等，特別是一些有權有勢的部門，更是如此。所以盡管以前社會環境和風氣不盡如人意，但公務員對自己享受的各種好處還是較滿意的。中央八項規定之后，各種灰色收入和不當福利被切斷，一些公務員滿腹牢騷。為此，應當對他們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構筑思維新邏輯，一是使他們明白構建一個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新秩序是大勢所趨、民之所盼、不容質疑﹔公務員行業作為公共行政的窗口，更應該與時俱進做好各項公共服務，對公民負責。二是不能把原先一些非正常的東西視為正常，比如灰色收入、高人一等，等等，應當盡快“去非常態”，使思想回歸正軌。同時，要不斷對公務員制度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對他們正常的晉升、工資、福利待遇等，要給予保障，對通過不正常渠道獲得的要予以堵住，真正做到“堵住后門讓老百姓放心，打開前門讓公務員安心。”
堅定信念新坐標
公務員職業是以行政手段服務公共利益，其真正魅力在於超越正當個人利益的因利他人和社會而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個人價值實現。美國年僅32歲當選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約瑟夫•斯托裡在給朋友的信中如此寫道，“盡管我現在生意上的報酬遠遠超過這份薪水，我仍然決定接受這個職務。它所擁有的崇高的榮譽、終身制的任期、這份薪水的體面和它所提供的讓我去追尋我最崇高的司法研究的機會，這一切都促使我如此決定。”無疑，這種精神追求需要更堅強的信念來支撐，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於這份“公共行政”職業的堅定信念，即以責任為核心的公平、正義、奉獻等信念。美國學者莫舍強調，“在公共行政……的所有詞匯中，責任一詞是最為重要的。”庫柏對此表示贊同，認為公務員應該是那些“特別負責任的”公民。習總書記也強調，當官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服務人民。二是對於自己這個“公共行政人”的堅定信念，即不能以職業之便通過損害公共利益來實現個人利益。公務員常常陷於因角色沖突、權力沖突、利益沖突而導致的行政倫理困境之中，沖突是不可避免且常態化的，至於解決沖突的辦法，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重在“慎獨”，而以庫柏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也認為內部控制比外部控制更為有效和長遠，即通過個人品質和倫理文化來有效規避。習總書記對此精辟指出，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決定事業成敗。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導致精神上“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事實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因此，公務員和領導干部面對各式各樣的誘惑和沖突，應當有堅如磐石的信念和鋼鐵般的意志，過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牢記習總書記“天上掉餡餅之時，就是地上設陷阱之時”的告誡，嚴守八項規定，管好自己的“八小時之內外”，打造公務員信念新坐標。
恪守制度新規矩
新時期以來，我國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滯后性已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各式各樣的“潛規則”曾經大行其道，官商、官官、官民之間隱藏著大量“見不得光的權錢、權權和權色交易”，社會不公現象日趨嚴重，因此構建公務員的制度新規矩十分重要。鄧小平深刻指出，“我國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中央重拳反腐以來，“塌方式腐敗”、“山頭腐敗”、“裙帶式腐敗”，一壞壞一窩，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被查處出來的貪官污吏，原來也是懷著一番抱負和一腔熱血，隻講奉獻，不講報酬，從基層扎扎實實干起的，但因官場不良風氣和制度真空土壤，使其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了扭曲，偏離了正道，走向了違法犯罪。以往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舌尖上的浪費”、“車輛上的腐敗”、“會所中的歪風”、“節慶公款送禮”等屢見不鮮，儼然成為常態。從嚴治吏后，一些行為隱形變身：微信送紅包、電子禮品卡、食堂變公款吃喝避風港，茅台酒裝進礦泉水瓶，真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身為治國理政的公務員，應當看清國家和社會發展大局，認識到這次高壓反腐不是“一陣風”，原先吃拿卡扣、拉關系、走后門的潛規則不會再大行其道，取而代之的是以公平正義和程序合法為核心的正大光明的顯規則。因此，公務員在代表政府服務市場和社會時，要履行好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嚴於律己，辦事公道，廉政勤政，問心無愧，以制度和法律為准繩，牢固樹立制度新規矩的意識，破除潛規則，切實保障“無一例外”的制度理性，維護“最先一公裡”和“最后一公裡”的制度執行力。
踐行行為新標准
在新的治理環境下，公務員群體亟待認清職業新標准，從自身做起，改變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摒棄以下幾種不當行為：其一，高認知低行為，即“說一套做一套”、有認知而無行動。如，“為人民服務”是公務員都明了的最根本的職業道德和基本規范，但公務員服務意識淡薄、不為民著想、不盡職責的現象依然存在﹔更有少數領導干部，台上大談廉潔奉公，台下卻大肆貪污受賄，“兩張皮”現象極大損害了政府公信力。其二，功利主義行為，即為了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而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和全局利益，“有好處馬上辦，沒好處拖著辦”﹔或為了實現個人政績大搞形象工程，不顧地方實際和資源環境承受力，造成資源浪費和地方發展受損等不良后果。其三，低效不作為行為。“隻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不求過得硬，隻求過得去”，遇到問題皺眉頭，見到矛盾繞外頭，碰到困難躲后頭，該抓的不抓、該管的不管、該改的不改，盡量少做事、不出事，這是“懶政”、“怠政”的表現。李克強總理對此嚴厲指出，“說的難聽點兒，這不就是尸位素餐嗎？這樣的庸政、懶政同樣是腐敗，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極大不負責！” 其四，官場潛規則行為。中國傳統“強人治弱法治”和人情文化的消極影響至今根深蒂固，特權專制思想、官本位思想在行政領域仍有較大市場，且由於法治不健全和行政體制不盡合理，行政潛規則 “劣幣驅逐劣幣”的現象依然嚴重，各式貪污腐敗現象亟待從治本和制度建設上加以根除。其五，“唯上不唯民”行為。行政體制內部的垂直管理和人治文化是其根源，因此亟待消除長官意志和服務對象錯位的詬病，構建“民本文化”和以公平法治為核心的“行政文化”，引領公共行政及其管理工作不斷向依靠人、尊重人、塑造人、解放人的目標發展，培育“最終向公民負責”的行政習慣和行為，提升公務員群體的職業素養和個體精神需求。
面對新困境、新挑戰、新機遇，廣大公務員應當不辱使命，調整觀念和心態、轉變作風、堅定信念、改變行為，努力踐行“公開、公正、公信、公共服務、公共監督”的職業新標准，為構建以法治和公正為核心的現代公共行政而交出令自己和世人滿意的時代答卷。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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