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在帶來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大變革的同時，也顛覆了權力內涵、權力關系、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的傳統范疇。網絡世界呈現出組織機構小型化、組織邊界虛無化、活動成本低廉化、組織工具便捷化等特征，形成了博弈力量的反傳統格局，為恐怖主義轉戰網絡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網絡恐怖活動的不斷升級越界，為人類社會帶來了極端的安全風險。這就需要在全球范圍內，以“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基本理念，加大權力規制，形成大安全致勝觀、合作安全觀等一系列治理新策略，以有利於從根本上遏制網絡威脅來源。
第六十八屆聯合國大會第四次評審並通過了《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根據中國提出的修改意見，這份決議首次寫入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的內容。明確了面對網絡恐怖主義，各國應攜手打擊，決不能讓互聯網成為恐怖主義滋生蔓延的土壤。
盡管我們的目標和意願如此，但從互聯網的本質屬性和來看，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網絡既是權力源，也是威脅源。
一、 網絡分權：使互聯網成為威脅源滋生地
網絡傳播革命顛覆了權力內涵、權力關系、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的傳統范疇。所有權力概念的核心都變得與信息和傳播有關。這為恐怖主義轉戰網絡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一）互聯網的賦權功能助長網絡恐怖主義
網絡在結構上的最大影響是分權，網絡為每個人提供了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它體現了互聯網作為一種社會賦權工具的宗旨。恐怖主義正是充分利用了這種賦權功能，加之互聯網作為一個公共平台和一種技術范式，客觀上為其成為威脅滋生蔓延之地提供了條件：
“時空凝縮”功能：作為傳播工具，可擴大政治動員的范圍和功效﹔作為通訊工具可提高聯絡的效率並降低成本。“精准定位”功能：作為攻擊手段，可以提高對物理目標物的破壞性﹔作為組織功能，可以保証對招募對象的擄獲率。“隱匿藏身”功能：可以提高恐怖活動的靈活性，消除非法活動的軌跡，等等。
（二）網絡恐怖主義的危害性取決於兩個因素
網絡恐怖主義的危害性和破壞性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現實世界對信息網絡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表現為，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另一個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伴生而起的網絡道德相對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價值觀和極端冒險精神，為恐怖勢力利用網絡作為政治論壇、輿論基地和培訓平台提供了適宜的條件。另外，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網絡系統已經遍布社會神經﹔二是信息網絡系統自身的脆弱性。隨著網上攻擊技術的不斷出新，特別是“針對特定目標的攻擊”（APT），安全威脅如影隨形。更為嚴峻的是，從發展趨勢看，現實空間的恐怖襲擊有可能與網絡空間的恐怖襲擊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新恐怖威脅。
（三）網絡恐怖主義的威脅力度不可估測
恐怖襲擊不是為襲擊而襲擊，而是要通過襲擊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和轟動性的影響，以及引起持續廣泛的恐慌。互聯網運作機制的特征從某種程度上助推了上述三個標准的強度和烈度：
交互式傳播的擴散效應：網絡交互式傳播方式從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傳播恐怖主義的工具，擴大了恐怖效應，幫助滿足了恐怖分子希望擴大其影響的願望。
無限存儲量的整合效應：互聯網是一個易於存取的信息資料庫，它剝奪了人們的“遺忘權”。經過追溯整合的暴恐事件系列，給人們的恐慌是強烈和持久的。
多形式交融的立體傳播效應：聲像兼具的傳播效果，讓人有身臨其境毛骨悚然之感。
無需中介的瞬間即時傳播效應：當前的新媒體技術把這個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如， 2013年9月，內羅畢西門購物中心恐怖襲擊事件的制造者就對襲擊事件進行了“推特直播”，其轟動性影響是以往任何傳播工具所無法企及的。
二、 權力濫用：恐怖主義趨向微型化
恐怖分子深諳網絡的運行特征，並把網絡賦予的權力濫用到了極致。當前網絡恐怖主義對包括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新媒體的嫻熟使用，使其不斷趨於微型化。
（一）組織機構小型化
9.11后，以往那種等級森嚴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模式已逐漸消失。近年來，各國警方在抓捕活動中發現，極端分子的背景差異越來越大，出現了背景不同的成員組建小規模基層組織的現象。具有共同綱領和目標的個人隨時結成小組，可以在目標地點會合實施恐怖行動，然后結束小組關系，重新各奔東西。這樣，他們將更難被有關部門確認。
（二）組織邊界虛無化
互聯網為消除組織邊界提供了諸多便利。近年來出現了新型的“個體化恐怖主義”，俗稱孤狼恐怖主義（Lone Wolf Terrorism）。表面上看，它往往不屬於任何一個恐怖組織，也不受任何組織的資助，大多是本土滋生的。但從網絡權力視角看，互聯網是極端主義的溫床，志同道合的人在網上頻繁地溝通，網絡“規避權”促使他們朝同質化聚集，不斷接受“組織教化”，持續沉溺在極端的立場中，最終必然走向“極化”。而獨狼行動還會“鼓舞”其他獨狼發起類似的恐怖襲擊。未來更嚴重的趨勢是出現孤狼式的黑客恐怖主義，這是所有國家的安全戰略都必須認真對待和防范的。
（三）政治主張模糊化
近年來，恐怖主義出現了政治主張“模糊化”的趨勢，顛覆了傳統的恐怖主義通常有明確政治綱領的鮮明特征。多數的恐怖組織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和行動安排，其恐怖行動往往只是源於狂熱的虛無主義憤慨和極端的立場。這給研究、判斷、跟蹤和防范恐怖危險的來源、特征和方向帶來了困難。
（四）組織工具便捷化
網絡和新媒體給恐怖組織提供了便捷的組織工具。他們可以直接控制信息的發布，進行觀念管理和圖像處理，並能自由地通過特技手段進行欺騙宣傳。這些宣傳既可以針對具體的個人，也可針對全球網上的沖浪者。據以色列海法大學教授加布裡埃爾·威曼統計，1998年與恐怖分子相關的網站有12個，如今已增至近1萬個 。
（五）活動成本低廉化
借助網絡技術，恐怖組織的活動成本越來越低。尤其是，國家支持已經不再是網絡恐怖分子不可或缺的因素，因為恐怖分子從信息空間中獲得的新優勢使國家支持失去了現實意義。這給反恐平添了溯源的困難。今天，恐怖分子僅靠幾部智能手機就能保証聯絡所需，至於攻擊武器，自制爆炸裝置和易得的生化武器，都是成本低廉但對平民威脅更大的恐怖工具。
三、 權力博弈：博弈力量的反傳統格局
網絡權力的崛起，必然產生相應的權力關系和權力博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盡管正義必定壓倒邪惡，然而在網絡環境下力量平衡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其直接結果是使戰略地位和力量對比格局發生反傳統的變化。弱小者，甚至團體和個人也能取得戰略優勢或暫時的局部的優勢。這就給當前的反恐斗爭增加了難度。
（一）報復與反報復的較量：助恐怖活動不斷升級
當代的恐怖主義理論中，有一個著名的“行動—反擊—再行動—再反擊”的循環理論。該理論認為，政府和恐怖組織之間報復與反報復的結果將使恐怖不斷升級。這種非均衡狀態的權力較量在網絡環境下被放大。恐怖組織在暗處，他們可以對政府的打擊政策和應對策略進行細致的研究，甚至對最新研發的信息技術和各種攻防手段採取拿來主義的跟隨。而他們“來無影，去無蹤”的組織方式和詭異的襲擊手段，卻無規律可循，執法部門難以做到預防、預警和預報。
（二）越界和非法的困惑：國家處於兩難境地
制造機密與管理機密是目前大多數國家對恐怖分子進行控制和跟蹤的主要手段。盡管網絡技術和大數據分析進一步幫助政府強化了這種權力，但是權力邊界的模糊性，以及對其合法性的質疑，使得國家處於兩難境地。
美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曾獨家披露了美國國家反恐中心（NCTC）文件。這份名為“2013年3月觀察名單指南”的文件稱政府機構可以在不需要“具體事實和”“無可辯駁的証據”的情況下在觀察名單中增加名字。目前被列入該清單的68萬恐怖分子嫌疑人中，有超過28萬人，即40%的人員無法查明其屬於哪一個恐怖組織。該報道還披露，因涉恐被“禁飛”（禁止出國）的美國公民達到前所未有的47000人 。另據美國外交雜志2014年3/4月號Jack Shaf撰寫的《Live and Let Leak》一文稱：美國政府通過少量的非公共投入已經拘禁了一些恐怖嫌犯，建起了秘密監獄，執行了“強化”審訊，拷打犯人，並進行有針對性的暗殺 。
以國家利益之名防范和打擊恐怖活動，是政府作為。但類似美國大規模“拉黑”做法引起了民眾的不滿，他們覺得，自己在恐怖氣氛的包圍之中喪失了自由感，從而對政府失去信心，反而徒增了一層政府的反恐行動與公民權利的博弈。
（三）揭秘與規避的因果：英雄和叛徒的界定難題
盡管將代號為“棱鏡”的國家監聽計劃披露給媒體的斯諾登自稱：我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只是個美國人。但更多証據顯示，斯諾登的揭秘起到了提示或幫助恐怖組織採取新的技術和策略來規避政府監控。美國《連線》雜志（Wired）也曾披露了斯諾登接受專訪的新內容，即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研發的用於網絡戰的秘密武器。如何看待斯諾登行為，他到底是叛徒還是英雄至今仍存分歧。但從反恐角度上說，“揭秘”助長了恐怖氣焰，它與網絡恐怖行為隻有一步之遙。正是這個界定難題未解，最近出現了仿效者，美國政府確認存在另一名“泄密者”，如最近獨立新聞網站intercept上披露了一份有關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聯邦政府恐怖分子識別數據庫（ISDB）的人員清單機密文檔。
四、 權力規制：大安全觀致勝
考慮到互聯網的權力特性，我們提出網絡規制（Internet Regulation）概念。它既兼顧網絡空間的秩序機制和游戲規則，以及背后的社會性規范和法律層面的規則，還兼具約束力和威懾力。具體在針對網絡恐怖主義的規制中，我們主張大安全觀致勝，“人民戰爭”致勝。
（一）合作安全：對話機制的靈活應用
網絡傳播超國界，恐怖活動無國界，因此全球規制的最高目標必定是國際合作安全。
恐怖主義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加強國際合作打擊網絡恐怖主義不容置疑。根據國際合作打恐的現狀來看，各國在理論研究、監管標准、戰略政策、方法手段等層面還存在不少分歧，因此對話交流機制的適度應用顯得十分必要。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達成共識，形成合力，還包括交流借鑒和研究成果的共享，如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效﹔反恐措施的效果﹔對恐怖組織特性和恐怖分子行為共性的研究分析，等等。
（二）標本兼治：反恐智慧在民間
鼓勵國民一起投入到反恐之中，是一種適合當前網絡恐怖主義特征的良策。
1.嚴懲恐怖分子和重金獎勵舉報相結合
鑒於暴恐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損失，重金獎賞舉報都被各國採用。如美國國務院2013年6月3日宣布，美國將提供2300萬美元，作為對提供“伊斯蘭馬格裡布基地組織”、“西非聖戰統一運動”組織以及“博科聖地”等幾個恐怖組織的頭目下落的獎勵。其中針對“博科聖地”的頭目而設立的單筆賞金高達700萬美元。賞金將由美國國務院“正義的回報”項目管理 。我國公安部日前也已下發通知，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建立完善暴力恐怖犯罪活動舉報獎勵機制。
2.反恐行動和危機處理相結合
反恐和危機處理是同等重要的兩個方面。危機理論告訴我們，身處危機是常態，沒有危機是例外。一旦突發事件來臨，從管理者到老百姓都會失去理智，由此形成的恐慌會聚集並放大成更大級別的連帶危機。危機管理實質上是一種應變准備。因此，加強民間訓練應該成為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如英國訓練了6萬名“反恐民眾”，教會他們在機場、車站、商場等公共場合發現疑點和處理危機。自救自衛能力的訓練，能把恐怖分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3.打擊防范和心理疏導相結合
當前，激進分子、黑客、恐怖分子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特別是本土“個人恐怖主義”呈上升趨勢。對此，可建立網上網下立體化的民間防范措施。網下可通過社區的組織架構，增進對那些沉迷網絡的青少年的關心，遏制極端思想等。還可建立“極端主義行動預警系統”，既然“孤狼”個人恐怖主義藏匿於民眾之中，要揪出孤狼，就應該發揮民間力量。另外，網絡空間的“人民戰爭”同樣具有威力，因為網絡空間具有自淨功能，在大多數情況下同伴間的批評和提醒比正規教育更有效，這有助於挽救處於犯罪邊緣的激進分子。
（三）網絡管理：杜絕恐怖威脅源
既然網絡是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那麼加強網絡管理勢在必行。
1.政府要充當新技術的忠實用戶
目前，國家仍然是網絡社會最強大的政治動員主體。政府要“善用媒體”，掌握網絡政治動員的主動權也是重要的“制動”方式。另外，正面的網絡政治動員還可以使政府及時了解民眾的訴求，及時給予積極回應和解決也是化解風險的重要途徑。
2.果斷瓦解破壞性網絡政治動員
對於破壞性網絡政治動員，政府不可優柔寡斷、態度曖昧，以致釀成大禍，國家必須採取有效措施，果斷處理，迅速應對。可以通過封鎖反動網站、過濾不法網絡政治信息等方式，消除反動輿論。同時，還可通過網絡警察等有效技術手段核實網絡政治動員發布者的現實社會身份，依法給予制裁。
3.國家和民眾協同行動
比如美國國土安全部就曾發起一項名為“如果你看到就匯報”的行動，鼓勵民眾發現可疑情況立即報告。政府則可酌情採取專項行動，鏟除網上暴恐音視頻、暴恐教程，以及恐怖、極端和暴力信息。
4.“傳媒自我約束”（Media Self－Re－strain）
這是美國反恐怖主義專家皮爾提出的設想。《芝加哥太陽時報》和《每日新聞》還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則，例如禁止記者與恐怖分子進行談判，改寫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張以避免不加約束的宣傳，必要時可停止或推遲對恐怖活動的報道等等 。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信息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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