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現在有很多產業是產能過剩，但是我們還可以產業升級。這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產業都在前沿，下一個新的產業還沒找到。而對我們來說，新的產業並不難找
□通過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那麼到2020年，人均GDP達到12615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達到1261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按照我們人口佔世界的比重，那意味著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翻了一番還多，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裡程碑
新常態對大家來講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詞。習近平總書記去年5月份到河南考察的時候，首次提出我們國家經濟進入到一個新常態。從那以后，“新常態”成為各種討論場合、各種媒體上面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我今天的演講就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談談中國在新常態下的經濟轉型與升級。
發達國家新常態有哪些特征
最早使用新常態這個詞的是美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2009年年初的時候，華爾街的金融家首先提出，在未來一段時間，發達國家在金融市場上的投資會進入到一個新常態。
華爾街金融家提出新常態基於以下判斷，即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跟其他發達國家會進入到一個低增長、高失業、投資風險大、平均回報率低的階段。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我們可以知道，它們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大約是3%，而且相當穩定。危機以后會有一個增長的反彈，一般會有6%、7%的經濟增長，這是發達國家在過去的一種常態。
實際情況如何呢？以美國為例。2013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2.2%，低於它長期平均的3%。2014年年初，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4年美國增長速度可以達到2.8%，但實際上隻有2.4%，還是低於它長期平均的3%。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隻有0.2%。在失業率方面，按照美國自己的統計，已經降到5.5%，似乎跟危機之前基本處於同一個水平了。但是實際上它真實的失業率遠遠高於這個數字。按照美國對失業率的統計方法，如果一個勞動者一個月不去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被算作退出勞動力市場，就不在失業統計裡面。所以，在探討美國失業率的同時，還要參考一個指標，就是勞動參與率。美國現在的勞動參與率比其正常情況下的勞動參與率低了3個百分點。如果把減少的3%的勞動參與率當成失業的話，美國現在的失業率接近10%，這是高失業率。
為什麼在低增長、高失業的時候，投資風險會加大？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一般有比較好的社會保障體系，當失業率高的時候，政府的開支就會增加很多。但是由於處於低增長，政府的財政稅收增長得慢，所以財政稅收的缺口就會相當高。比如說，日本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前，積累的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現在日本財政赤字已經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00%。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當局都會採取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把它的利率維持在0或者1%左右。
貨幣非常寬鬆，相當於經濟當中的流動性多，並且這些資金的成本又非常低。這種狀況下，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就不會太好。大量的資金就會轉向投機，如股票市場等，股票市場的價格就會“水漲船高”。在這種情形下，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場大漲大跌，風險就會非常高，而平均回報率則非常低。這就是發達國家所謂新常態。
這種新常態在發達國家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發達國家經濟要恢復正常，必須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對此，國際經濟學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學術界是有共識的。既然有共識，為什麼至今未做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結構性改革都是收縮性的，一旦推行，會帶來需求減少，從而增加失業。在失業率處於歷史高位的情況下，這樣做一定會引起民眾的反對，很難推行下去。可是沒有結構性改革，經濟就不能夠恢復生機。這是發達國家目前面臨的一個困局。
中國后發優勢的潛力有多大
對於中國經濟新常態，恐怕不能簡單套用發達國家的模式。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增速放緩。進入新常態以后，我們就會轉向中高速增長。中高速到底是多高？是政府提出的7%左右，還是學界說的可能會降到5%左右？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判斷我們的增長潛力有多大。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長的內涵是我們的平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平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則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如何提升勞動生產率水平？一靠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產業的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二靠產業升級，將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水平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它所在的行業附加值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因此，它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隻能自己發明。但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它可以對發達國家成熟的產業進行引進、消化、吸收。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也可以叫做后來者優勢。
判斷后發優勢的潛力，不是看過去的發展怎麼樣，而是要看跟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數差距有多大。如果這個差距大，那后發優勢的潛力就大﹔如果差距小，后發優勢的潛力就小。而判斷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產業差距，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人均GDP的水平。按照購買力計算，2008年我們人均GDP水平是當年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我國台灣地區1975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韓國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水平。后發優勢，讓這些東亞經濟體實現了20年7.6%—9.2%的增長。按此推演，從后發優勢的潛力來講，我們應該還有10年—20年每年8%左右增長的潛力。
在這兒需要強調的是，我講的是潛力，潛力隻代表可能。潛力是從長期供給面來看的。談及經濟增長，不僅要分析長期的供給面，還要分析短期的需求面。通常所用的是“三駕馬車”理論，即出口、投資和消費。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們國家的出口受到很大影響。要維持經濟增長的話，必須更多靠內需。內需有兩塊，一塊是投資，一塊是消費。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我們有利的條件還是非常多的。
比如說產業，我們現在的產業跟人均GDP 是相當的。我們現在人均GDP是7000多美元，比美國低多了，所以我們是在中低端，甚至在低端。即使現在有很多產業是產能過剩，但是我們還可以產業升級。這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產業都在前沿，下一個新的產業還沒找到。而對我們來說，新的產業並不難找。
克服思想認識三大誤區
潛力在那裡，但要使其成為現實，必須把內外部有利條件都用上。打個比方，即使糧倉裡面堆滿了糧食，如果你不吃飯的話，也會餓死。但目前在國內，我覺得還存在一些思想認識上的誤區。
誤區一：高速度犧牲增長質量
有人說，現在霧霾這麼嚴重，環境問題這麼嚴重，就是因為過去這些年增長太快。的確，環境問題與發展是相關的。但是跟高速增長本身，並不直接相關。以中印兩國比較為例，在1978年我們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經過36年的發展，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超過7500美元，而印度隻有1600美元，它連我們的四分之一都沒達到。但數據顯示，印度霧霾跟環境污染問題比我們還嚴重。從這個比較來看，確實在高速發展的過程當中，加重了環境問題，但不能說是跟我們發展快速有關。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中等收入階段。低收入階段是以農業為主，高收入階段是以服務業為主，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它的產業結構是以制造業為主。任何一個國家，當它的經濟是在以制造業為主的時候，環境問題都比較嚴重。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制造業階段，它的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二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有一個先天的劣勢，即兩國能源結構都以煤炭為主，煤炭的排放比石油、天然氣都多，所以環境壓力更大。三是監管不力，所以問題就更嚴重了。
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來改善環境質量，可能用意是好的，但實際上達不到這個目標。要根本解決環境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趕快進入到高收入階段。服務業能源使用率低，排放減少，環境的壓力就會小。而且當我們進入到高收入階段以后，可以用來治理環境的手段多了，錢也多了，解決環境問題的力度就自然大了。而如果一味放慢經濟增長速度，會導致我們在制造業階段的時間被拉長，反而陷入一個更被動的局面。
誤區二：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
出現產能過剩，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的發展模式不對。我們是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變成產能過剩，因此要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這個說法對不對？我並不是反對消費，消費非常重要，這是發展的目的，但是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為此，技術要不斷創新，產業要不斷升級，而這都要靠投資。
當然投資也應該是有效投資，這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如果繼續在那些過剩的產業裡面投資，當然會產生更多的過剩。但是簡單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的人，在他的思想裡面沒有產業結構分析。實際上有很多新的產業可以不斷升級。如果投資於產業升級的部分，或者投資於我們現在有很多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投資於環境治理，這些投資怎麼會導致產能過剩呢？
誤區三：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低，不應該政府來做
有學者研究發現，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比一般產業投資回報率低，由此認為，政府就不應該做基礎設施投資。我認為其觀點存在幾個問題。首先，基礎設施的投資跟一般產業的投資周期不同。一般產業的投資，一年兩年就有產品可以賣了。基礎設施的投資周期就要長很多。其次，回報周期也不一樣。一般產業的投資10年就折舊完了。基礎設施的投資折舊，可能要30年甚至更長。折舊短意味著什麼？就是每年的回報率要高，才能夠抵消折扣率。如果回報周期長的話，每年的回報就會比較低。第三，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不是項目上面直接可以得到的收益。
退一步講，如果我們把這些外部性等都算進去，還是發現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比一般產業低。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讓民營經濟去做，它也不會願意做。但是如果政府也不做的話，那麼基礎設施到處是瓶頸，經濟還能發展得起來嗎？實際上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以后一個很大的誤區。基礎設施這一塊，政府還是有責任去做的，尤其是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來做基礎設施的投資有許多好處：可以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還可以提高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讓經濟發展得更好。
對不同產業政府要有不同引導
在產業不斷升級當中，勞動生產率才會不斷地提高。這個過程當中政府到底能夠扮演什麼角色？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根據產業發展與國際前沿的差距，我將產業分成五種類型。對不同類型的產業，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也不相同。
第一種是追趕型產業。我國的汽車、高端裝備制造、高端材料產業即屬於這種類型。追趕型產業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來實現發展：一是到海外並購同類產業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二是，如果沒有合適的並購機會，可以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直接利用國外的高端人才來推動技術創新。三是海外招商引資，將這些產品的生產企業吸引到國內來設廠生產，從而把先進技術、管理都帶過來。
第二種是領先型產業。我國有些產業，像白色家電、高鐵、造船等，其產品和技術已經處於國際領先或接近國際最高水平的地位。領先型產業隻有依靠自主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才能繼續保持國際領先地位。自主研發主要分兩塊，一塊是研究，一塊是開發。研究就是對所用技術或者產品的化學性質、物理性質等基礎知識的研究。根據這些基礎知識的研究，再去開發新產品。企業開發的新產品、新技術可以申請專利，這類活動理當由企業自己進行。但是，基礎科研投入大、風險高，屬於社會公共知識，企業沒有從事基礎科研的積極性。所以在基礎研究方面，實際上是要政府投入的。
第三種是退出型產業。這類產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類是在我國還有比較優勢但產能有富余的產業。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是最典型的第一類產業。這類產業在我國失去比較優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面對這種挑戰，一部分企業可以升級到品牌、研發、市場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線”兩端﹔而多數企業隻能像上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亞洲四小龍”的同類企業那樣，利用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現在轉移出去要考慮兩個問題：轉到哪邊去？怎麼轉過去？一般想的話，會選擇東南亞。但是這幾年，東南亞工資上漲的速度跟我們一樣快。我認為最合適的地方是非洲，非洲有10億人口，那裡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
還有一部分產業其實我們還有優勢，主要是在建材行業，如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為什麼會有富余產能？因為這些產業的生產能力是按滿足過去高速增長的投資需要形成的。在國內是富余產能，但是這些產業的產品在非洲、南亞、中亞、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還是非常稀缺的。我們可以配合“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實施，支持這些產業中的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產能轉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
第四種是彎道超車型產業。我們現在有一種新興產業，它在全世界是新的，但它的研發以人力資本為主，而且研發的周期特別短，例如移動通訊、手機、互聯網產業等。這種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研發周期非常短的新產業，我們確實可以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它是硬件的話，我們還有產業能力強的優勢。政府可以針對這類企業發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稅收政策，支持創新型人才創業，利用我國的優勢，推動彎道超車型產業發展。
第五種是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通常資本投入非常高，研發周期長。這類產業我國尚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其發展關系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必須要有。大飛機、航天、超級計算機產業即屬於這種類型。戰略型產業有一個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需要政府的保護性補貼才能發展起來。過去，政府的保護性補貼主要是通過各種要素的價格扭曲和直接配置實現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素價格的人為扭曲將被消除，今后應通過財政直接撥款來補貼這類企業。對戰略型產業的扶持是國家行為，應由中央財政來承擔。但是，各地政府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鼓勵支持配套產業發展，並改善基礎設施、子女教育、生活環境等條件，爭取戰略型產業落戶當地，以實現戰略型產業發展和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雙贏。
總的來說，在經濟新常態下，通過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那麼到2020年，十八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就能夠實現，人均GDP達到12615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達到1261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按照我們人口佔世界的比重，那意味著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翻了一番還多，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裡程碑。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