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它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分界的標志，是中國先進思想界方向轉換的關鍵。
五四運動既是一場政治運動，又是一場文化運動。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按照張聞天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中提出的看法，是以1915年《新青年》（當時稱《青年雜志》）的創刊為起點，以1921年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和1923年人生觀問題的論戰為一個終點的。
這場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階段。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五四以后，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注入這場運動，並且逐步發展成了這場運動的主流。
從形式上看，這場運動似乎只是在進行思想文化問題的探討，從本質上說，它所提出的卻是怎樣才能拯救中國的危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這個運動中，各類人物都對中國的出路問題提出過自己的主張，而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流傳過的各種社會思潮也差不多在這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早期表現。正因為如此，怎樣評價這場運動，成為一個古老而常新的問題，成為一個容易引發爭議的問題，是不奇怪的。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人提出，五四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救亡運動的興起，把啟蒙運動壓倒了。他們站在“西化”論的立場上，隻承認以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是啟蒙，不承認以社會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是更深刻的啟蒙。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又有人舉起文化復古主義的旗幟，反對所謂文化上的激進主義。他們根本否定在思想領域批評封建主義的必要性，著力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要求以儒學“取代馬列主義”，使之重新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
一些人在為自己的“西化”思想和文化復古主義作論証時，都是以全部或局部否定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為前提的。因此，為了判別這些思想觀點的是非，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人們對於這個運動所作的重新評價是否符合實際。
怎樣認識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當時的啟蒙思想家們對戊戌維新的失敗和辛亥革命的流產進行過思考，認為少數先覺者的救國斗爭之所以成效甚少，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無所容心”是根本原因。由此，他們提出了改造國民性這個任務。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在其倡導者陳獨秀看來，民主，就是“西洋式之新國家”即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就是“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科學，狹義是指自然科學，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這裡所說的社會科學的代表，就是美國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法國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英國羅素的新唯實主義等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而提倡民主和科學的目的，是為在中國“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即建設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以求適今世之生存”。
陳獨秀等人為什麼要反對孔學所倡導的封建禮教呢？他們認為，這是由於孔子之所提倡、所垂示、所主張的，是“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與現代生活不合。根據“道與世更”的原則，沒有理由再繼續把孔子當作偶像、當作權威。他們指出：封建禮教維護等級制度，這是與現代的民主政治不可兩立的﹔它扼殺個性自由，否定個人獨立之人格，這也與現代社會中自由地殖產興業的需要不相適應﹔而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違反思想自由的原則，不利於輸入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因此，為了引導人們確立民主主義的信念，推動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對於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禮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
孔學是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它所倡導的封建禮教，是為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服務的。團結在《新青年》周圍的啟蒙思想家是中國第一批自覺地反對封建禮教的戰士。他們進行的反對封建禮教的斗爭，間接地也就是反對它所維護的那個社會制度的斗爭。他們否定孔子在現代社會中的權威地位，有利於改變近兩千年人們那種“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不正常現象，推動人們去沖破思想的牢籠，進行獨立思考。他們由此在中國社會中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毛澤東所說，這個潮流是生氣勃勃的、前進的、革命的。事實上，禁錮思想的閘門一旦被打開，各種新思潮的涌流就不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無法遏制的了。這個巨大的歷史功績，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的。
是不是當時的啟蒙思想家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採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呢？不是。首先，他們集中攻擊的是孔學所倡導的封建禮教，對於其他學派並沒有一概否定。比如易白沙在《孔子平議》一文中就說過：“孔子之學隻能謂為儒學一家之學，而不可以稱以一國之學。蓋孔學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范圍之大也。”
其次，即使對於孔學，他們也是著重指明其“施於今日社會為不適於生存”，並沒有否定它的歷史作用。比如，李大釗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中就說過：“孔子於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是為其社會之中樞，確是為其時代之聖哲，其說亦確是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
再次，他們也並沒有說孔學中沒有任何合理的因素，他們所反對的主要是它宣揚的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根本的倫理原則，反對封建衛道者們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仍然企圖維護的孔學的思想統制。比如，陳獨秀在《古文與孔教》一文中說過，“孔學優點仆未嘗不服膺”﹔在《孔教》一文中，他在反對孔子主張的“根本的倫理道德”的同時，還說過“記者非謂孔教一無可取”這樣的話。
當然，這並不是說，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就沒有弱點。這些弱點主要是：
第一，他們批判孔學，是為了給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掃清思想障礙。但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提倡資本主義，並不能夠為中國人民提供一種思想武器去認識中國的必然，從而有效地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的改造。
第二，他們把改造國民性置於最優先的地位，以為離開改造產生封建思想的社會環境的革命實踐，僅僅依靠少數人的吶喊，依靠有限的宣傳手段，就可以根本改造由這種社會環境所產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國民性。這顯然是天真的、不切實際的。
第三，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怎樣認識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運動？
在十月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一批先進分子開始把自己的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歐美轉向俄國，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形成為一股有重要影響力的思想潮流，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的顯著特點和最大收獲，也是這個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發展。如果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曾經企圖通過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來解決中國問題但沒有獲得成功的話，那麼，這個資本主義死胡同的牆壁如今是被推倒了，在馬克思主義光輝的照耀下，他們開始看到了展現在前方的一片廣闊的新天地。盡管他們在當時發出的聲音也還比較微弱，其影響也還沒有來得及擴展到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去﹔但他們的出現，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全新的因素，是中國即將經歷偉大事變的發端。他們所宣傳的思想，所從事的事業，是具有遠大的發展前途的。所以毛澤東說：“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1.中國的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有沒有拋棄五四運動時期的科學和民主精神呢？沒有。他們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且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從而賦予它們以新的含義，使它們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
首先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的陳獨秀在開始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時，即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謨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而“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謨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后，陳獨秀更明確地指出，“民主主義隻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志”﹔“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多數人要享有民主權利，必須鏟除少數人享有的階級特權，改變“大多數的無產勞動者困苦不自由”這種“不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狀況”。這樣，他們就把少數人的民主和多數人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勞動階級的民主區分了開來。顯然，提倡多數人的民主、勞動階級的民主，這不是對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級的層次、擴展到了更廣泛的范圍，從而把民主的旗幟真正地高揚了。
至於科學，陳獨秀這時認為，研究社會科學，我們應當“用科學的方法從客觀上潛心研究人事物質底分析”，不應當“天天用冥想的方法從主觀上來解決宇宙人生問題”。而“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所以現代的人都稱馬克思的學說為科學的社會學”，“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顯然，提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研究社會，這不是對科學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學方法的運用不再局限於對自然界研究的領域，而且擴展到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研究的領域中去。這不是科學精神的進一步高揚又是什麼呢？
2.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沒有中斷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運動參加者們所從事的反對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啟蒙工作呢？沒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是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堅決批判者。由於他們運用新的思想武器即歷史唯物主義史觀來解析封建主義思想文化，他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啟蒙學者的弱點，從而把反封建的啟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進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比以前的啟蒙學者用進化論思想來否定孔子學說在現代生活的權威更進了一步，“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他們指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兩千年，“因他是適應二干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主義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這種學說由於“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隨著傳統的農業經濟的變動以及相應的大家族制度的解體，它的崩頹粉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樣，他們就揭示了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產生的社會根源，從根本上否定了它在現代社會中作為人們的基本行為規范的價值。
其次，與人以往啟蒙學者主要運用個人主義思想來批判綱常、名教之類不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成為這種批判的思想武器。他們指出，絕對的個人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普遍的個性解放離不開整個社會的解放。指明這一點，並不意味著否定個人自由的價值，而是為了給個人自由的內涵作出科學的界定，並對爭取這種自由的途徑作出切實的說明。
第三，與以往多數啟蒙學者把爭取個人的個性解放作為反封建思想斗爭的主要出發點與立足點不同，其主要著眼於爭取人民群眾的社會解放。他們把反封建思想的斗爭，擴展為反對滋生這種思想的封建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爭﹔把反封建斗爭的方式，由少數人進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發展為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
此外，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支生力軍與革命同步，在斗爭中成長。他們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
由此可見，所謂“救亡壓倒啟蒙”這種說法，經不住歷史事實的檢查，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沒有割裂或中斷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呢？沒有。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在中國的大地上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旗幟，只是因為它作為嚴密的科學理論比之其他任何一種學說都適合於中國的需要，“只是因為他能夠圓滿解決我們的問題，能於我們有益處”。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開始就是注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創造性地運用這個科學的理論。
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當時就指出，我們“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應該懂得“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后來，毛澤東更明確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一個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強調，應當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我們應當“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認為自己的一個任務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這一切“發揚光大”。
正是遵循著這樣一條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馬克思主義這個產生於歐洲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才獲得了在中國借以實現自己的民族形式，獲得了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個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是中國的。它不僅以新的理論、新的觀點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寶庫，而且也使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由於充實了新的時代內容，而得到了升華。正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引下所進行的偉大斗爭，使得我們得以洗刷百年來所蒙受的難堪的屈辱，而光榮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應當採取“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方針。他們同文化復古主義者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繼承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而在於：第一，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是批判地繼承呢，還是無批判地兼收並蓄，以至連它的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吸收，對其中的封建性毒素也加以贊揚？第二，是通過批判地繼承中國歷史文化的優秀遺產來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呢，還是頌古非今，把孔學奉為中國的正統思想以取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顯然，這裡所涉及的，不是問題的若干細枝末節，而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方向、道路的根本。正因為如此，在這類問題上，人們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而不能有絲毫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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