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一度堅定認為“第三條道路”是最好道路的吉登斯宣稱，在技術與全球化壓制下，他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倡導的“第三條道路”已死。作為中左翼的思想政治主張和現代化運動，“第三條道路”在歐洲的衰落，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歐洲左翼力量將走向何方？本期“學海觀潮”邀請五位學者對此發表看法。
對話人
田德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林德山 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研究員
郭忠華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史志欽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
呂薇洲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今年4月，吉登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技術與全球化的壓制下，他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已死。話音剛落，5月8日揭曉的英國大選結果似乎為吉登斯的判斷提供了又一力証。在此次大選中，曾因“第三條道路”而名聲大震的工黨不僅沒有取得突破，反而節節敗退，同時受到來自英格蘭地區和蘇格蘭地區兩方民族主義的夾擊，成為此次選舉的最大輸家。
盛極一時的“第三條道路”宣告失敗
《中國社會科學報》：什麼是“第三條道路”？它的政治主張有哪些？
田德文：“第三條道路”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當代版本。20世紀初接受改良主義道路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並不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希望通過改革使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合理、人道、文明。其改革的舉措和重點，隨著歷史時期的變化而不同。一戰前主要是推進政治民主化、改善勞動條件，二戰后則轉向福利國家建設。應當承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推動歐洲資本主義進步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與主張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完全不同，甚至連“同路人”都談不上。作為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當代版本，“第三條道路”保持了這一理論流派所主張的階級合作、社會團結等基本教條，但在經濟政策方面進一步削弱了“社會主義”的色彩。
郭忠華：“第三條道路”認為，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已不再合時宜，新的社會條件呼喚新的政治思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於社會公平、福利政策的固守不僅造成市場的低效率，而且使國家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第三條道路”改變了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分配方式，把福利供給更多轉變為培訓、教育等人力資源投資。同時，“第三條道路”重視市場效率，但又旨在彌補由於過度個人主義和家庭價值下降所造成的不足。此外，“第三條道路”還重視20世紀晚期出現的新社會問題，如移民浪潮、環境破壞、犯罪率上升、全球化發展等，主張發展情感民主、建立世界性國家、實行文化多元主義等。從總體來看，“第三條道路”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第三條道路”思潮的影響下，歐洲一時被稱作“粉紅色的歐洲”。“第三條道路”當時為什麼能夠盛行於歐洲？
林德山：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第三條道路”在歐洲興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20世紀80年代，歐洲社會民主黨陷入政治危機，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等接連選舉失利﹔而凱恩斯主義政策方式的失靈、傳統福利國家問題的暴露也使社會民主黨人的傳統理念政策受到懷疑。而與此同時，高舉新自由主義旗幟的新右派在歐美崛起。突出市場邏輯、要求政府放鬆控制是新自由主義政治方式的核心，它顯然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需要。冷戰的結束進一步強化了新自由主義政治方式在歐美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但這種方式同時帶來的是社會關系的失衡。
面對挑戰，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開始調整政治戰略和政策。20世紀90年代初，在改革的方向和進程方面，各國社會民主黨之間、各社會民主黨內部不同力量之間存在明顯分歧。一部分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現代化者”主張更為激進的改革，包括在政治上放棄傳統左翼政治方式，在政治戰略上擺脫傳統工人黨形象，並圍繞新中間階層構筑新的政治戰略。為此，他們主張淡化黨的傳統意識形態色彩，包括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主張。吉登斯是這種觀念主張在思想理論界的主要代表，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與右》一書中提出了“超越左右”的口號。
進入90年代中期后，歐洲社會民主黨普遍扭轉了此前的政治頹勢，相繼回歸執政隊伍，整個歐洲社會民主黨出現了強勢復蘇之勢。當時歐盟15個成員國裡，一度出現13個國家由社會民主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盛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一書以及布萊爾的小冊子《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在1998年一經面世，立刻引起全球關注，尤其是布萊爾小冊子的副標題“新世紀的新政治”引發人們很多遐想。
《中國社會科學報》：高舉“第三條道路”的旗幟，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一路高歌猛進，大有引領21世紀政治新趨向之勢。2007年《裡斯本條約》簽署之時，不少人認為歐洲將走向一個在價值觀上更趨向社會民主主義化的新時代。然而，實際情況卻出人意料，歐洲大部分社會民主黨變成了在野黨。如何理解這種變化？
田德文：在我看來，要准確把握“第三條道路”興衰的脈絡，必須對戰后的歐洲政黨政治有一個基本了解。回顧二戰后的歐洲政壇，多數歐洲國家都出現了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右翼資產階級政黨輪流執政的“鐘擺政治”格局。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形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者，政綱大多包括：通過企業國有化和經濟計劃化來糾正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弊端，通過累進稅制縮小貧富差距，以及通過完善福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
1973年石油危機以前，戰后重建給歐洲經濟帶來大量內需，世界經濟格局對歐洲國家很有利，所以多數歐洲國家都經歷了一個經濟增速較快、就業充分的“黃金時代”。歐洲右翼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他們沒有理由更改左翼政黨具有惠民性質的政策，即使上台也只是小修小補，因此形成了左右翼政黨在政策上達成“共識”的表象。
石油危機后，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於戰后重建的內需消失、新興經濟體崛起、能源和原材料漲價等原因，歐洲國家先后陷入經濟增速放緩、失業激增的困境，民眾最關心的已經不再是財富如何分配，而是怎樣恢復國家經濟活力。這給歐洲右翼政黨全面否定戰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實踐提供了機會。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領導保守黨在英國率先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國有企業和公有住房私有化，降低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削減社會福利等。改革對振興英國經濟起了明顯效果，助推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大行其道。1979—1997年，保守黨在英國連續執政18年，接連的政治失敗使工黨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在這種背景下，在野的工黨逐步放棄以國有化、均貧富和增福利為特征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主張，轉向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但在價值觀上強調社會公正、階級團結和機會均等的“第三條道路”。1997年，布萊爾領導工黨擊敗保守黨上台，工黨連續執政12年。在此期間，工黨政府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成果基本“照單全收”，把國內工作的重點放在促進就業方面，在確保英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通過低薪崗位、政府補貼等手段有效降低了失業率，得到多數英國人的支持和很多歐洲國家的仿效，德國、西班牙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先后貼著“第三條道路”的標簽重返政治舞台。
但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歐洲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歐洲再一次陷入增長乏力、失業激增的困境。和石油危機時期一樣，歐洲選民又想通過政府更迭走出窘境。其結果就是，除了德國等少數幾個經濟狀況較好的國家之外，多數執政的左翼政黨在金融危機期間都下台了。
左翼身份特征弱化導致穩定支持力量的流失
《中國社會科學報》：“第三條道路”在歐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田德文：石油危機后，歐洲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增強經濟活力、促進經濟增長、改善勞動力市場狀況，而歐洲左派的傳統強項是在社會分配上做文章，在促增長方面卻拿不出什麼好辦法，我認為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式微的主要原因。
郭忠華：“第三條道路”的吸引力在於其將一系列具有矛盾性的目標包攬在一起。它的成功依賴於政策能夠在左與右之間保持精妙的平衡，這種政策實際上沒有多大實施的現實可能性。如果考慮到“第三條道路”還希望重建家庭和社區、解決生態和多元文化問題，那麼這種政策平衡就更加難以維持。從這個意義而言，“第三條道路”注定不會長久。
呂薇洲：按照吉登斯的解釋，“第三條道路”的衰落是由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造成的。在我看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迅猛發展雖然對“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政策形成了一定甚至是巨大沖擊，但畢竟外因要通過內因發揮作用。我認為，左翼身份特征的不斷喪失才是“第三條道路”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影響下，不同程度地喪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與保守黨之間的執政理念出現了很大程度的趨同。
林德山：隻要冷靜地分析“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就會發現它內含了許多矛盾。例如，“第三條道路”強調用市場手段來矯正傳統的“大政府”問題，但卻缺少約束市場的必要手段，因而在現實的政策中更多地表現為對市場的妥協。為了與“大政府”決裂，吉登斯強調政府的作用不在於大小而在於有效性。他認為政府傳統職能可以向兩個方向轉移：一部分權力下放給市民社會﹔一部分權力則需上移至全球治理的層面。事實上，前者並非為社會民主黨人所獨有，而且市民社會也隻能承擔一部分社會職能，很難承擔抑制市場泛濫的職能﹔而后者則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同樣，在個人權利與責任的問題上，雖然“第三條道路”強調權利與責任的平衡，但在現實的政策手段上，這主要是通過限制福利范圍和水平的方式來實現的，因而更多表現為對個人責任的要求而非對個人權利的保護。正因為如此，在許多人看來，“第三條道路”只是社會民主黨人向新自由主義方式妥協的一種表現，它未能真正如其所標榜的那樣，矯正新自由主義方式所導致的社會失衡。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第三條道路”失敗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第三條道路”試圖以新的中間階層為中心，重建選舉聯盟的策略為什麼也沒能獲得成功？
林德山：從短期來看，向中間靠攏的戰略的確為社會民主黨贏得了一部分中間群體的支持，但同時它也導致一部分傳統支持隊伍的流失。例如，以德國社會民主黨前主席拉方丹為代表的一部分傳統力量脫離了該黨，並最終與更為激進的民社黨組成了現在的德國左翼黨。雖然從總體上看，傳統的產業工人隊伍本身在萎縮，但它是社會民主黨相對穩定的支持力量﹔而作為社會民主黨新戰略核心的中間階層卻是多元的流動群體，很難像過去的產業工人隊伍那樣成為長期穩定的支持力量，他們會隨時隨地改變政治傾向。這也正是目前社會民主黨陷入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
史志欽：“第三條道路”的邏輯內在地要求政黨，尤其是左翼政黨拋棄意識形態信條，奉行“沒有左派、右派之區別，隻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的實用主義。如果政策隻要行之有效，任何政黨都可以照搬，那麼左翼政黨的優勢又體現在何處？當經濟危機來臨、國家陷入危機時，選民需要的是激進的經濟政策，包括反對財政緊縮、保護弱者利益和強調平等，這些是激進左翼政黨的政策主張。在即將面臨經濟危機挑戰的國家中，選民希望能以強有力的經濟政策應對危機，這被認為是右翼政黨的長項所在。在經濟低迷、社會問題叢生和民眾情緒處於焦慮狀態之時，極右翼政黨則最善於利用和操縱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因此，從選舉市場的需求角度看，左翼政黨的供給空間被上述三類政黨所擠佔，加之左翼政黨提出的既不得罪社會各階層，又能夠在艱難的經濟和財政狀況中維持兼顧弱者的福利制度方案，幾近不可實現，其所處的困局可想而知。
呂薇洲：可以說，目前的社會民主黨處於一個左右夾擊的尷尬境地。一方面，右翼政黨借助自身的政治實力以及掌控傳媒的優勢地位，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中搶佔先機，不斷擠佔社會民主黨等左翼力量的理論陣地和政策空間﹔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內部不斷分裂，缺乏團結，與其他左翼政黨之間在理論政策上存在分歧，缺乏有效的聯合，這也是導致其選民分散和選舉失敗、致使其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不勝反敗的重要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拋棄意識形態信條是“第三條道路”失敗留給左翼政黨的一個教訓？
林德山：為突出中間化戰略，“第三條道路”有意識地淡化了傳統的意識形態色彩。一個典型案例是，布萊爾在就任黨領袖之初即修改了主張“共同所有權”的黨章第四條，這一條款長期以來被視作英國工黨的象征。布萊爾修改黨章的目的主要在於表示與傳統決裂，突出“新工黨”形象。對於社會民主黨來說，淡化意識形態是一種趨勢，是中間化戰略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意識形態是一個政黨保持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急劇地放棄意識形態信條往往會導致一個政黨與其傳統的陡然斷裂。
呂薇洲：“第三條道路”作為蘇東劇變后社會民主黨對其傳統理論政策反思的結果，其目的是想通過反思，有效團結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間力量，找到一條復興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這一初衷無可厚非，且其反思確實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不少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得以順利執政。但是執政后的社會民主黨卻放棄了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場和原則，日漸脫離了支持它的中下層民眾，採納了傳統右派的一些政策手段，削弱了自身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組織基礎。
其實不僅社會民主黨，甚至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中也存在類似現象。譬如，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領袖一味迷戀於議會民主，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不斷妥協和退讓，包括放棄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放棄反印反美立場等，導致尼聯共（毛）始終面臨內部革命派和改良派斗爭引發的分裂，並最終在2013年第二次制憲會議中慘遭失敗。這些教訓都是極為深刻和慘痛的，應當為各國左翼認真總結和銘記。
郭忠華：談到“第三條道路”的興衰，不得不談到西方的現代選舉制度。中間選民定律促使傳統社會民主黨不斷從對手那裡吸取靈感，借鑒對手的長處。事實上，綜觀20世紀中后期發達國家的主要政黨，走向中間立場的實際上不止社會民主黨，其對手保守黨、共和黨等也不同程度地向中間選民靠攏。正因為如此，意識形態迥然不同的傳統政黨似乎正變得界線模糊。面對政黨趨同趨勢，選民的選舉參與率也不斷走低。
如果說這中間有什麼可資借鑒的教訓，我認為，保持政治立場的穩定性和意識形態的鮮明性非常重要。這種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體現在政黨的綱領上，它們是政黨向社會公開樹立的旗幟，選民據此判斷自己的取舍。一旦為追求更多選票而不斷採取對手的立場，把自己弄得立場模糊，它也將越來越失去選民的支持。
史志欽：我認為，歐洲左翼政黨的“第三條道路”破產、主流左右翼政黨不斷趨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歐洲政黨政治的困境。政黨認同與核心選民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政黨爭取選票時所必須具備的要素。然而，伴隨著歐洲政黨階級認同的衰落，其他多元認同諸如民族（國家）認同、地方認同等顯著強化或復歸。民意碎片化、認同多元化使得既有的“左”“右”分野已不再能很好地回應政治市場中的選民需求。如何在日益碎片化、多元化的選民分野中汲取更大的力量，如何在可能的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化的民意中保持自我，是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歐洲政黨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全球化背景下歐洲左翼仍有發展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報》：考察“第三條道路”在歐洲的興衰給我們提供了一面觀察歐洲左翼政黨走向的鏡子。今年初，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在大選中獲勝﹔西班牙國內的激進左翼政黨目前也十分活躍。這是否意味著左翼政黨在歐洲的復興？
田德文：我認為，歐債危機背景下，重債國希臘、西班牙的激進左翼政黨崛起不能作為歐洲左翼政黨復興的証據，但是可以反映中下層民眾對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強烈失望。
拿希臘來說，為獲取國際債權人援助，希臘被迫進行長達6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結果年度經濟連續出現負增長，經濟總量縮水、失業率飆升到20%以上，25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更是超過50%，而債務問題卻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2015年1月，希臘選民的憤懣情緒借議會選舉表現出來，激進左翼聯盟黨獲得36.3%的選票，比此前執政的右翼政黨新民主黨高了9個百分點，最終與極右翼小黨“獨立希臘人”黨組成聯合政府上台執政。
自1974年結束軍人政權以來，希臘首次出現左右翼兩大主要政黨都未參與的新政府。這說明，希臘選民已經看透了原來的左翼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知道他們上台不會跟右翼政黨有什麼兩樣。其實，希臘選民把票投給激進左翼黨，並不是因為該黨有什麼靠譜的救國之策，而是由於對兩大政黨毫無差別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極度失望。
史志欽：希臘、西班牙的激進左翼最近固然十分吸引眼球，但我們應慎言左翼復興，就像我們十幾年前歡呼社會民主主義復興一樣，那樣的復興也大概隻延續了十幾年的時間。這其中原因既與歐洲議會民主政治的“鐘擺”效應密切相關，更不能忽視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帶來的政治“飄忽性”和選民的“易變性”。在社會更加多元及全球金融危機所造成社會鴻溝加劇的背景下，全球化帶來的“贏家”和“輸家”共存，包括左翼思想在內的各種意識形態都能找到各自的空間。
如我反復思考和強調的那樣，二戰后歐洲主流政黨不斷中間化，希望以全民政黨的面目出現，但他們始終缺乏一個意識形態上堅實的“全民共識”基礎。在以“市場政治”為取向的議會民主制度下，選舉政治如同市場拍賣，穩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很難持續，這就是目前歐洲政黨政治困境，其實質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而且在可見的未來，很難找到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下，對社會民主主義等歐洲左翼力量發展前景持悲觀態度的人不在少數。社會民主主義等歐洲左翼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是否還有新的發展空間？
田德文：全球化背景下歐洲左翼的走向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歷史上的歐洲左翼都是在民族國家邊界內存在的。隻有劃定一個范圍，勞方才可能通過斗爭迫使資方讓步。全球化給資本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勞動卻仍然基本上被限制在國界之內。如此，二者之間的實力對比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資本的力量大幅度提高，而勞方的力量則持續下降。20世紀80年代后，歐洲國家中作為勞方代表的工會急劇衰落，各國工會會員人數大幅減少，反映了勞方斗爭能力的下降。從這種意義上說，全球化打破了歐洲原來以國家為單位進行勞資合作的假象，勞動者不得不對資本作出越來越多的讓步。當然，這種讓步是有限度的，希臘和西班牙激進左派力量的崛起就說明，要治理好一個國家，不能隻顧“資本邏輯”，“社會邏輯”也必須考慮進來。從這種角度看，歐洲的左翼力量還是有發展空間的，空間的大小取決於“社會”與“資本”在全球化舞台上新的博弈結果。
呂薇洲：我也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或者說更廣義的歐洲左翼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會有發展空間。當然，這種發展要建立在歐洲左翼力量能夠認真反思過去和審視當下的前提之下。
一是堅定政治立場。左翼要擺脫困境，實現復興，就要切實改變過去那種完全拋棄自己的立場原則、一味淡化自身的身份特征、對右翼不斷妥協讓步的做法，繼續把自己定位在代表產業工人、失業者和一般職員，即社會中下層人群。同時要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尚未完全擺脫危機困擾的有利機會，利用世界范圍內反資本主義情緒的不斷蔓延和高漲的有利時機，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模式以及民主政治制度進行深入剖析和積極揭露。
二是制定有效政策。左翼一定要在認真汲取自身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及時調整其目標任務和行動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明確提出“重新左翼化”的斗爭目標，提出要重新回歸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重新舉起“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的旗幟，以彰顯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特色。
三是加強團結聯合。代表中左派的社會民主黨，要同各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以及左翼運動組織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開展有效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協調。凝聚政治黨派之外的各種社會、文化、勞動層面的民眾力量，建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統一陣線，推進左翼對右翼的替代，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
如果能夠把握好以上幾個方面，歐洲左翼力量還是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