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外交：主義意識還是問題意識

在奧巴馬的兩個總統任期中，有關其對外政策的學術爭議持續不斷。值此美國大選前夕，系統梳理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戰略思想，對分析和預判美國外交的未來方向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首先探討奧巴馬外交中的主義意識，即奧巴馬是否奉行倍受民主黨推崇的自由主義外交，然后就奧巴馬外交中的問題意識，即實用主義的外交哲學進行深入探討。本文認為，盡管奧巴馬更多地代表著民主黨的政治理念，但其近年的政治與外交實踐表明，奧巴馬政府的主義意識不足，問題意識凸顯，並試圖將自由主義的主義意識隱藏於現實主義的問題意識之中，但這種外交遭致國內保守勢力的指責。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既能夠體現威爾遜式自由主義外交思想，又能夠滿足現實主義所推崇的武力作為強大后盾的外交，即所謂的保守國際主義有可能成為美國外交未來的大方向。

奧巴馬外交並非主義至上

所謂主義意識，即主張用自由主義的外交理念指導美國的對外政策，強調美國領導下的基於法治的自由國際秩序，以及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國式價值理念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推廣。作為一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確實強調自由主義理念在美國對外政策實踐中的重要性，例如，2006年普林斯頓大學發布了由一些傾向於民主黨價值理念的智囊為奧巴馬競選團隊撰寫的研究報告，題為《鑄造一個基於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紀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由一批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國際問題專家成立的名為“鳳凰倡議”的研究小組撰寫了《戰略領導：21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框架》等。這些研究報告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設提出質疑，指出在一個無政府世界中相互合作與相互依賴的重要性，強調國際社會的相互關聯性，具有鮮明的新自由主義特征，所以，有學者稱奧巴馬外交可能開創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①在奧巴馬第一任期的核心外交決策團隊中，確實有一批自由主義色彩鮮明的代表人物：例如，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安妮·瑪麗·斯特勞（Anne Marie Slaughter）、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蘇珊·賴斯（Susan Rice）等。另外，2010年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闡述美國國家利益時，奧巴馬政府首次將“國際秩序”作為美國國家四大核心利益之一。2014年5月的西點軍校講話中，奧巴馬在闡述美國對外政策的四大側重點時將“促進與強化國際秩序”作為第三大重點內容提出。②奧巴馬政府重構國際秩序的倡議充分體現了威爾遜自由主義的哲學觀，被個別西方學者稱為威爾遜自由主義的3.0版本。③

盡管奧巴馬競選團隊倡導自由主義理念，並在執政期間也按照自由主義的理念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但就威爾遜式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而言，作為民主黨人的奧巴馬卻背離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民主黨所珍視的價值觀外交，而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威爾遜人道主義思想卻是民主黨政治哲學的根基。④自二戰結束以來，主要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卡特、克林頓等人都以價值觀外交見長，以主義見長，這種現象到了奧巴馬時代卻似乎畫上了一個句號。前美國《國家利益》期刊編輯羅伯特·梅裡（Robert W. Merry）甚至認為作為民主黨溫和派代表人物的奧巴馬，背離了兩個半世紀以來美國民主黨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觀。⑤不可否認，奧巴馬政府在局部問題上也強調價值觀外交，例如，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到的美國四大核心利益中，人權成為經濟、安全、國際秩序之后的第四大核心議題，2012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人權問題重新列為討論議題之一，2014年5月奧巴馬的西點軍校講話中也強調美國對民主與人權的重視，等等，但所有這些價值觀議題都沒有佔據奧巴馬外交理念的主流。為此，共和黨陣營一再抨擊奧巴馬政府這種忽視人權問題的舉措。

在奧巴馬的對外政策議題設置中，價值觀問題已經背離了民主黨外交傳統的主流。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伊肯伯裡等人聯合撰寫的《鍛造一個基於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紀的美國國家安全》中明確強調，盡管自由民主非常重要，但美國應該對於將民主普及到全球持保留態度。比較好的、成功的路徑是在已經存在民主的地區進一步普及化。這些學者都反對美國在對外政策中的軍事優先論，強調大國合作，建立一套基於法治的自由國際秩序。⑥“普林斯頓報告”是奧巴馬外交思想理論源泉之一，其闡述的有限民主論應該對奧巴馬有所啟發。

在奧巴馬看來，這個世界的問題主要是由於物質層面，即物質資源的相對短缺所造成的，而並非是由於文化、宗教或者意識形態的差異，民主並非所有國家都共同面臨的全球挑戰。所以，在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中不太關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與沖突。奧巴馬不太強調民主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他更強調國家安全而並非人權與民主擴展，對克林頓時代的民主和平論並不感興趣。盡管民主是美國核心價值理念，但奧巴馬在涉及對外政策的講話中盡量淡化、模糊民主的重要性，甚至為美國在對外政策中的“民主過度”而檢討。例如，在2009年的莫斯科新經濟學院畢業典禮講話中，奧巴馬否認美國政治制度在世界的典范性，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也絕非完美。⑦在訪問加納提及民主與人權問題的講話中，奧巴馬特意強調，對於美國而言，擴展民主沒有非常緊迫而特殊的意義。每一個國家都應該以符合自己傳統的方式進行生活，美國不尋求將任何政府模式強加給任何國家。⑧在2009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奧巴馬闡述了美國對外政策中未來承諾的四大支柱：非核化與裁軍﹔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全﹔保護地球﹔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為所有民族創造機會。在這裡，奧巴馬並沒有提到擴展民主。就民主問題，奧巴馬特別解釋道，不能從外部將民主強加給任何國家，每一個國家都將按照其民族文化與歷史傳統尋求自身發展民主的路徑，沒有一種路徑是最佳的。奧巴馬坦承美國的問題是經常選擇性地促進民主。⑨在出訪法國的講話中，奧巴馬甚至否認美國“例外論”。他指出：“我相信美國例外主義，就如同我質疑英國人相信英國例外主義，希臘人相信希臘例外主義一樣。”⑩在奧巴馬的授意下，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在拉美一再強調，擱置雙邊的意識形態爭議。在出訪中國之際，盡管希拉裡提到人權問題，但又強調不能因人權問題而影響美中之間的經濟、安全與全球治理議題。11為此，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亨利·諾評論道：“在奧巴馬主義中，為了全球合作的前景而限制為了應該為全球自由而奮斗的努力，合作基於共同的利益而並非共同的價值。”12

在奧巴馬的世界觀中，美國的外來威脅並非源於國際社會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源於物質層面（例如，核武器與生化武器的擴散、全球治理存在的問題等），所以，奧巴馬強調國際合作以解決美國所面臨的這些世界性問題，強調在捍衛美國式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中以外交而並非武力解決美國所面臨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上講，奧巴馬可以稱之為一個自由國際主義的典型代表。正因如此，美國國內乃至國際社會許多評論家給奧巴馬扣上一頂“紙老虎”的帽子。

綜上所述，盡管許多人認為奧巴馬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或者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但奧巴馬的自由主義理念大打折扣，他並非是一個威爾遜式的自由主義者，在倡導美國價值觀外交方面背離了民主黨乃至共和黨的傳統價值理念，他並非是一個主義至上或意識形態至上的民主黨總統。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盡管共和黨人小布什執政時期被冠之以“新保守主義”的頭銜，卻不折不扣地以主義見長。

奧巴馬外交的鮮明問題意識

奧巴馬不是一個主義至上或意識形態至上的民主黨總統，他在外交方面往往以一種實用主義的問題意識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事實正是如此。奧巴馬時代，美國外交開始強調問題，而並非用自由主義的目標來解決問題，強調實用主義的外交，不太強調在外交中高喊民主、自由等空洞的口號。奧巴馬自己就坦承，他並非一個理想主義者，正如他2010年1月對國會共和黨議員所強調的那樣，他並非是一個空想家，他自稱自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13 奧巴馬第一屆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主任貝德指出，奧巴馬本人及其外交政策團隊是堅定務實，非意識形態化的，不像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團隊那樣分裂為新保守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兩大派別。14 亨利·諾也認為，情況而不是主義，推動著奧巴馬的對外政策。15 奧巴馬不太重視在海外促進民主，而提倡以實用的現實主義促進國家安全利益，在對外政策中對動用武力非常謹慎。16

奧巴馬在處理對外政策問題時並不強調預設一個龐大的意識形態前提，他強調解決一個個實際問題，即case-by-case，少談些主義。2011年，奧巴馬在接受NBC新聞採訪時指出，當你試圖用一種總體性的政策解決當今世界復雜性的問題時，你會陷入麻煩之中。17 這種不預設意識形態前提的思路成為奧巴馬處理國際政治問題的出發點。例如，在處理與俄羅斯、伊朗這些在美國看來是“集權體制”國家的關系時，奧巴馬政府不太一味強調這些國家的集權特性，而是通過與俄羅斯、伊朗等國家開展對話與合作，解決一個個實際問題。正是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奧巴馬政府與俄羅斯達成了核裁軍協議，與伊朗化解了核危機。另外，在中東問題上，奧巴馬政府不太贊成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大中東和平改造計劃，對於遍及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也採取了謹慎的介入政策。如果將小布什政府與奧巴馬政府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的主義意識比較明顯，而奧巴馬政府的問題意識較為突出。所以，有學者認為布什主義的特點是“自由議程戰略”（Freedom agenda strategy），奧巴馬主義的特點是“議程設定戰略”（Agenda setting strategy）。18

奧巴馬是在結束伊拉克戰爭的呼聲下入主白宮的，所以，我們從奧巴馬對伊拉克戰爭的態度就可以鮮明地看出其奉行實用主義的政治邏輯和反對將意識形態納入美國對外政策視野的思路。2002年，時任伊利諾伊州參議員的奧巴馬，在一次由民主黨人發起、在芝加哥舉辦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群眾集會中就曾經指出，小布什政府醞釀中的伊拉克戰爭是愚蠢而魯莽的。這場戰爭沒有理由，隻有激情，沒有原則，隻有政治。它過於激情化、意識形態化而無視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薩達姆·侯賽因對美國以及伊拉克的鄰國並沒有構成緊迫而直接的威脅。奧巴馬認為，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理查德·派瑞19 （Richard Perle）以及其他一些掌握戰爭權力機器並鼓吹戰爭的人正在將他們的意識形態議程強加在美國人民的脖子上，而並不顧及美國人民生命的代價與戰爭所導致的經濟負荷。20

從哲學層面上講，奧巴馬的實用主義外交在美國具有一定的歷史傳統。眾所周知，實用主義哲學在美國政治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美國的政治傳統就是建筑在實用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上的。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這兩位哲學家奠定了美國實用主義的哲學基石。實用主義政治哲學也影響到美國的外交哲學，並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外交的思想基礎。就奧巴馬本身而言，其實用主義外交還深受美國基督教現實主義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影響。尼布爾是20世紀中期美國著名的基督教現實主義思想家，他反對美國以武力干涉解決問題，反對輸出美國式民主以及意識形態狂熱主義，但又強調意識形態滲透和從軍事、經濟兩方面遏制對手，其思想對美國在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具有重要影響。美國《政策評論》期刊執行編輯利亞姆·朱利安（Liam Julian）認為，奧巴馬排斥意識形態的立場從本性上深受尼布爾思想的影響。事實上，早在2007年，奧巴馬在接受《紐約時代》專欄評論家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採訪時就曾坦言，尼布爾是他最鐘愛的哲學家之一。21

藏主義於問題之中：美國未來外交大方向？

美國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在《美國歷史的循環》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政治思想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左右搖擺。22 美國外交又何嘗不是這樣。美國外交就如同一個鐘擺，不斷地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來回擺動。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強調以武力方式實現美國自由主義外交的目標，奧巴馬的實用主義是一種變相的現實主義，他將美國外交的鐘擺又調回到現實主義一側。眾所周知，奧巴馬奉行實用主義的對外政策具有深刻的國內與國際根源，它是美國大國地位在10年反恐戰爭遭受重挫后的一種無奈之舉，並非民主黨外交傳統的本色。事實上，奧巴馬政府並非是真正淡化主義，而是將主義隱藏在問題之中，通過處理一個個問題，從而最終解決主義之爭。這正如亨利·諾所言，奧巴馬的實用主義，正如所有的實用主義一樣，將意識形態隱藏起來。23 即用實用主義的邏輯來實現自由主義的外交理念。這種外交，試圖更多地體現出一種巧實力，或巧外交（Smart Diplomacy）, 這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看來，是一種智能帝國主義的體現。24

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是美國外交傳統最核心的兩個主題，自由主義強調價值至上，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優先。自美國立國以來，在其對外政策實踐中，自由主義至上還是現實主義優先，或者說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孰輕孰重就存在著爭議，這種爭議由於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美國內政與外交方面的政治極化而更為凸顯。20世紀初，共和黨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逐漸確立了現實主義理念在美國外交傳統中的地位，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確立了自由主義理念在美國外交傳統中的地位。但是，自由主義理念根植於美國的早期歷史與政治文化，是美國主流外交理念的體現，現實主義源於無政府的國際社會假設以及美國實用主義的政治哲學，是美國非主流外交思想的體現。所以，盡管在美國上百年的政黨政治實踐中，民主黨更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外交理念，共和黨更傾向於現實主義的外交理念，但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等價值觀卻能夠最大程度地體現美國的主流政治哲學，最大限度地喚起美國人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共識，所以，這種理念為美國兩黨一致認同。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就美國的政治文化而言，其底層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但在具體的國際政治中美國又往往根據現實主義的政治哲學行事。自由主義哲學觀是如何認識“應然”世界的國際政治哲學，現實主義哲學觀是如何認識“實然”世界的國際政治哲學。在人類還沒有進入大同世界或康德所謂的“永久和平論”之前，美國在現實國際政治中更多地是以現實主義的哲學觀認識世界。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對外大戰略就是這種現實主義哲學觀的具體體現。基辛格認為，在20世紀美國外交兩種思想范式的二元對立中，冷靜的、以國家利益為指針、尋求均勢以確保和平的現實主義思想，無疑是通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証，而幼稚的、以道義原則為指針、通過集體安全以確保和平的威爾遜理想主義，隻會導致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外交悲劇。25 奧巴馬清醒地意識到現實主義外交哲學玄機之所在，摒棄主義意識，以問題意識為指針，試圖最大化地實現美國國家利益，從而更好地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者地位。但是，由於奧巴馬過於淡化價值觀外交，觸及了美國傳統政治理念的底線，這不但遭致在野黨的指責，也引發民主黨保守派的非議。現實主義外交的真諦建立在實力之上，以武力為基礎，而奧巴馬過於強調國際合作的自由主義外交哲學、忽視了現實主義外交哲學中以實力作為后盾的重要性。面對敘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中東伊斯蘭國的興起，奧巴馬一再回避武裝干涉的必要性，從而遭致國內保守勢力的一致抨擊。美國《國家利益》期刊總負責人之一保羅·桑德斯（Paul J. Saunders）在最新一期《國家利益》上撰文指出，奧巴馬並非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他的對外政策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甚至是一種投機主義。奧巴馬過於相信國際規范而並非實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盡管奧巴馬政府反對軍事介入的策略從短期看避免了美國對外政策的災難性后果，這並不像小布什政府發動戰爭引發的后果那樣一目了然，但從長期來看，奧巴馬的對外政策也許會被証明更具危害性，因為這刺激了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挑戰美國所塑造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國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威脅到美國經濟的持久繁榮，從而增加了美國在未來面臨戰爭可能性的風險。26 作為共和黨保守主義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保羅·桑德斯的觀點在美國精英階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體現了美國保守勢力對奧巴馬政府過度回避軍事干涉的不滿。這樣，美國政治生態中的自由主義陣營與現實主義陣營都認為奧巴馬外交沒有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既能夠體現威爾遜式自由主義外交思想，又能夠滿足現實主義所推崇的武力作為強大后盾的外交，即所謂的保守國際主義有可能成為美國外交未來的大方向。27

注釋

1 牛新春：《奧巴馬外交：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現代國際關系》，2009年第5期。

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3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 No.1, 2009, pp.71-87.

4 Robert W. Merry, "America's Default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3, p.7.

5 Robert W. Merry, "The Elusive Obama Doctr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2, p.5.

6 G. John Ikenberry, Thomas J. Kr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91.

7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The-New-Economic-School-Graduation/.

8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to-the-Ghanaian-Parliament/.

9 http://www.whitehouse.gov/video/President-Obama-Addresses-the-UN-General-Assembly/#transcript.

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sarkozy-france-june-6-2009.

11 Henry R. Nau, "The jigsaw puzzle & the chess boar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Obama," Commentary, May 2012, p.14.

12 Henry R. Nau, "Obama's Foreign Policy," Policy Review, April & May 2010, p.34.

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gop-house-issues-conference.

14 Jeffrey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4-5.

15 Henry R. Nau,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Armed Diplomacy under Jefferson, Polk, Truman, and Reaga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77.

16 Ibid, p.37.

17 David Milne, "Pragmatism or what? The fut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5, 2012, p.938.

18 Anna Dimitrova, "Obama'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Pragmatic Realism and Smart Diplomacy?" 2012 Meeting Paper in Paris.

19 理查德·派瑞（Richard Perle），時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

20 David Milne, "Pragmatism or what? The fut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5, 2012, p.937.

21 Liam Julian, "Niebuhr and Obama," Policy Review, April & May 2009, pp.19-20.

22 Arthur M.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6, p.24.

23 Henry R. Nau,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p.74.

24 參見《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10月（下）有關“智能帝國主義”的系列文章。

25 龔洪烈：《基辛格與美國外交傳統》，《美國研究》，2008年第4期。

26 Paul J. Saunders, "The Wander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4, pp.5-10.

27 關於保守國際主義對美國外交的影響，參見楊衛東：《美國對外政策的第四種解讀》，《美國研究》，2014年第5期。

Obama Diplomacy: Consciousness of Doctrine or Consciousness of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Yang Weidong

Abstract: Obama diplomacy does not adhere to the liberalism espoused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lay less emphasis on values diplomacy, which means consciousness of doctrine was not strong. Conversely, Obama diplomacy pays much more attention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a pragmatic consciousness of issue. As a result, Obama diplomacy suffered both reproach made by conservative democrats and blame delivered by the opposition part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re has been a kind of diplomacy reflecting a diplomatic thoughts as Wilsonian liberalism and satisfying the diplomacy backed by power praised highly. The so-called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has the possibility to be the prevailing direction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Obama diplomacy, pragmatism, Conservatism, Neoliberalism, Value Diplomacy

作者簡介

楊衛東，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政治文化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國際關系思想。主要著作有《信仰的構建與解讀：宗教與美國外交》、《約翰 昆西 亞當斯外交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