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主義是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會遭遇的現實或潛在風險，發達國家乃至超級大國也不例外，從蘇聯訇然解體，到老牌霸主英國本土面臨可能因蘇格蘭公投而分拆的危機，到美國國內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英格蘭、夏威夷等州若隱若現的分離思潮和運動，都表明了這一點。大多數社會動亂都存在經濟根源，分離主義運動也不例外。在開放經濟環境下，獨佔制造業收益或自然資源收益的動機常常成為一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尋求獨立分離的內在動機﹔即使在一國主體民族社會內部，發展開放經濟也存在造成社會裂痕的潛在風險。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一個守成發達國家制造業的經濟基礎一旦衰弱，也有可能成為分離主義興起的契機。
基於獨佔制造業收益或自然資源收益的分離主義
假如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區佔據了有利區位，並通過國際經貿取得了較快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甚至高於主體民族聚居區，分離主義思潮多半將因此而滋生。一戰前作為全國裝備工業中心的捷克之於奧地利，作為農業、重型機器制造業和煤炭工業基地的烏克蘭之於蘇聯，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之於南斯拉夫，莫不如此。盡管一戰前奧地利帝國內捷克地區制造業發展主要依賴德意志族投資和技術人員，而且戰后被劃入捷克、制造業發達的蘇台德地區一直是德意志族聚居區，又與德國領土相聯，居民情願並入德國也不願加入捷克，仍然被捷克民族主義者視為捷克人囊中之物，當作自己向哈布斯堡王室索要更大自治權、最終獨立分離的資本。即使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發展整體水平低於主體民族聚居區，倘若擁有豐富的石油之類大宗戰略資源，①獨佔這種資源收益的動機仍有可能刺激該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分離主義思潮和行動。尼日利亞盛產石油的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分離主義動亂多年不止，伊拉克庫爾德問題經久難治，便是如此﹔即使是老牌工業化國家、工業革命的故鄉英國，其北海油氣資源開發也在一定程度上給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增添了額外動力。
而且，在這個相互競爭的世界上，各國競相提升產業結構，力圖發展本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而將外國作為自然資源供應地，為此千方百計削弱對手，無所不用其極。從競爭國家的視角來看，倘若對手國內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現代制造業水平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或是擁有豐富的暢銷資源，本國便有機可乘，可以在對手國內利用、制造其國內矛盾，以實現打垮、消滅競爭對手的目的，令對手國及其分離后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都不足以成為本國先進制造業的競爭對手，而隻能成為低層次、被動的供應商。
也正是在有外國干預卷入的情況下，其他條件相同，基於獨佔自然資源收益動機的分離主義比基於獨佔制造業收益動機的分離主義更難整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制造業發展需要廣大的銷售市場和充裕的資本、勞力供給，一個小地區一旦從較大的母國分離出來，就很可能喪失這些制造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不僅母國會視之為叛逆，母國之外的別國也會在市場、資本等方面竭力扼殺其制造業自主發展的前途，即使此前百般鼓動、資助其分離主義運動的國家也不例外，因為鼓動內訌以消滅競爭對手正是這個國家的目的所在，對於對手國內部的分離主義運動，這個國家資助扶持的下限是避免其衣食不繼而散伙，上限是防止其壯大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
英國當年之所以大力支持荷蘭聯合省脫離西班牙帝國，就是因為小小的荷蘭聯合省無論經濟如何發達，人均收入水平如何高，總比其作為龐大西班牙帝國的經濟中心更容易打垮。英國經濟在西歐曾長期處於落后狀態，荷蘭則在歐洲經濟中長期佔據核心地位，並被英國朝野上下視為學習和趕超對象。1570年，荷蘭商船運輸量大約相當於英格蘭、法國和德國全部商船隊的總和，人均水平則是后者的25倍。②通過《航海法》等嚴厲保護措施，英國造船業在17世紀裡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在17世紀，英國捕魚業和對外商業大部分還是掌握在荷蘭船東手中，大批挂著英國旗幟的商船還是在造價更為低廉的荷蘭船塢中制造。③依靠敲骨吸髓地“發掘”殖民地的商業潛力，荷蘭在17世紀中期達到了其商業繁榮的頂點。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中，馬克思引用了德國學者古·居利希著作中對荷蘭滿懷歆羨的描述：
（荷蘭）幾乎獨佔了東印度的貿易及歐洲西南部和東北部之間的商業往來。它的漁業、海運業和工場手工業，都勝過任何別的國家。這個共和國的資本也許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總和還要多。④
然而，由於英國逐漸掌握了制造業優勢，並奉行了上述巧妙的戰略，在后來的數次英荷戰爭中，盡管荷蘭艦隊曾經創造了奇襲倫敦橫掃英國海軍基地凱旋而歸的軍事奇跡，英國仍然取得了最終勝利。⑤
與此類似，一戰后獨立的捷克之所以逐漸喪失一戰之前在歐洲裝備工業中的地位，以至於今日隻能充當西歐企業加工基地，⑥其從奧匈帝國分離是重要原因。在東歐劇變的“天鵝絨革命”中，反共勢力將捷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下降歸咎於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不過是找錯了譴責對象。同樣，烏克蘭獨立之后，其境內的重型裝備工業也雄風不再。
相比之下，一個資源豐富的小地區一旦從較大的母國分離出來，競爭國家將樂於通過供應資本、勞力等方式促進其初級產業發展，因為任何建立了工業基礎的國家都會樂於獲得穩固的海外資源供給，以求保障本國工業基礎平穩發展。而且，這個分離出來的地區初級產業一旦大發展，“荷蘭病”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其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進而與自己競爭的可能性，因為在爭奪資本和人才的競爭中，繁榮的初級產業將汲取大部分資本、人才而令其制造業部門相形見絀，初級產品出口的繁榮又將提高本幣匯率，進一步打擊本國制造業在開放經濟中的價格競爭力。也正是由於開採自然資源可以相對便利地從別國獲得所需資本、勞力，獨立后獨佔自然資源收益的前景更可預期，基於獨佔自然資源收益動機的分離主義思潮也就更容易蠱惑人心。
開放經濟發展在主體民族社會內部造就裂痕
即使在主體民族社會內部，發展開放經濟也存在造成社會裂痕的潛在風險。在開放經濟體系下，可貿易部門通常能夠比非貿易部門贏得更多資源，沿海地區、通商口岸比內陸地區機會更多，發展中國家掌握發達國家語言技能和參與對外經貿渠道的群體往往能夠贏得比其他同胞更多的收入，……這一切都可能在不同產業部門、不同區域、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裂痕，倘若沒有強有力的相應補救措施以確保一國之內同樣的自我奮斗能獲得大體相當的機會，或存在外部勢力有意識的持續操縱，這些裂痕便有可能擴大加深，直至無可挽回。
不僅如此，經濟基礎會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創造相應的上層建筑。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述：通過對外貿易，資產階級“……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當霸權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推進之時，在“邊緣”國家內部，受益於上述全球經濟秩序從而傾向於華盛頓共識（一戰之前可稱之為“倫敦共識”）的利益集團也成長起來，從而為霸權國家統治階級將自己的意旨轉化為“邊緣”國家的政策奠定了國內政治基礎。通過這樣的機制，霸權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合適的世界，使“邊緣”國家受制於“中心”國家而無法自拔，即使邊緣國家中央政府力圖有所作為，彌補國內裂痕，實現均衡發展，也往往會遭遇既得利益群體和地區的掣肘，甚至公開的政治叛亂。
開放經濟利益造成主體民族社會內部裂痕並進而發展成為政治分離主義。階層和區域發展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常態，開放經濟的發展又會為其推波助瀾，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相應會在階層和區域之間造成裂痕，倘若沒有強大的凝聚力量，沒有與之相反的后進區域、階層在現行體制秩序下通過自我奮斗合理分享利益甚至趕超的希望，沒有制約既得利益階層和區域圖謀固定自己優勢地位享受不勞而獲利益的力量，那麼，即使是在同一民族內部，這種裂痕也完全有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種風險對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對於一個有志於“趕超”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其位居貿易要沖、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往往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是符合該國長期可持續發展及“趕超”目標的選擇，即與內地共同保護民族產業發展，直至最終整個國家實現“趕超”。但在這一選擇下，沿海地區居民作為消費者必須在相當長時間裡忍受國產品的質次價高，忍受工業發展的單調、乏味，還要承擔“趕超”有可能不成功的不確定性。其二是無視保護民族產業發展的目標，追求將自己作為外國產業向本國內地傾銷的據點，從而無需忍受、承擔上述不便和風險。兩相比較，第二種選擇無疑對很多沿海居民更有吸引力﹔倘若遭遇國內國外有心勢力操弄，這種思潮就有可能走向尋求分離疆土的極端。
德國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派先驅李斯特畢生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為德國趕超英國而奮斗，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十五章“民族精神與國家經濟”中，李斯特分析指出，當時歐洲大陸沿海國家多數處於倫敦、利物浦、曼徹斯特等英國工業中心輻射范圍內，在這些國家沿海地區市場上，憑借資本雄厚、技術先進等先發優勢，憑借較大國內市場所賦予的規模效益，英國工業比其他國家同行佔有優勢。別國要想趕超英國，就必須長期不斷保護本國市場，積極改進內地交通等基礎設施，但這樣一來就可能與沿海地區居民的短期利益相悖。“沿海一帶居民的市場，不論就國內或國外貿易來說，對於每一個國家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帶市場佔上風的是外國而不是本國工業，這個國家就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個分離的國家。這是的確的，如果一個國家其沿海一帶的城市，風氣所趨，同情外國人勝過本國人時，不論從經濟或政治方面來說，國家所處地位再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了。”⑦
縱覽世界歷史，開放經濟利益造成主體民族社會內部裂痕並進而發展成為政治分離主義的案例為數甚多：
在“工業歐洲、農業美國”的國際分工格局下，美國開放經濟的發展使得這個國家兩度瀕臨國家分裂，其中一次最終發展成為南北戰爭。甚至北美殖民地之所以從統一的英帝國中割裂出來，開放經濟發展也為其提供了不可忽視的動力。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就依靠鱈魚、歐洲酒類和黑奴等跨大西洋貿易而發展起來，涌現了波士頓、紐波特、紐黑文等一批以對外貿易和航運為主業的新興港口城市，其中波士頓1720年人口就躍居英帝國第三，僅次於英國本土的倫敦和布裡斯托爾，1/4的成年男性從事海上貿易或投資於造船業，船長和商人把持了波士頓的大多數公共職位，⑧一個勢力強大的航海及海上貿易利益集團隨之逐漸成型，而這個利益集團及其海上貿易利益的發展，使其首先是成為英帝國北美殖民地分離的動力，隨后又成為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中最強大的政治離心力量。
實事求是地說，對於英國血統、語言、文化和制度佔統治地位的北美殖民地，英國人是當作英國經濟的統一整體看待的，而不是如同印度那樣為了帝國自私利益而供英國盤剝的附庸，相當多的補貼發放給了北美殖民地產業﹔但在英國統治時期，新英格蘭商人起初是廣泛採用走私等手段（走私通常又是靠行賄開路的）突破《1733年糖漿法案》等英國重商主義法規而牟取私利，后來進一步發展到依靠暴力、叛亂維護自己的壟斷利益。1773年波士頓倒茶事件被視為美國獨立運動爆發的標志性事件，究其本質，不過是波士頓等地茶葉批發商企圖以暴力維護自己的壟斷利益，不許東印度公司繞過英國批發商、北美批發商兩個環節而直接面向北美消費者銷售而已，而從一個統一國家的視角來看，英國政府批准東印度公司直接進入北美零售環節，能夠為北美消費者提供價廉物美的茶葉，有利於經濟效益和消費者福利。北美殖民地叛亂領導者們冠冕堂皇地指責英國中央政府開始對北美殖民地征收的稅收是無法忍受的暴政，並以此作為他們尋求分離獨立的理由，實際上英國財政為北美殖民地的支出總體上高於從北美殖民地獲得的稅收，美國獨立后稅收更高，確立征稅權威的手段也非常強硬。漢密爾頓制定的酒稅遭到普遍反對，1794年賓夕法尼亞州7000民眾（相當於當時美國最大城市波士頓人口一半）聚集抗稅，華盛頓總統出動大炮鎮壓﹔同年，華盛頓為實施酒稅而征集了1.3萬人的大軍專門鎮壓抗稅者……當時美國人口約200萬，如按同一比例折算，等於今天我國征召845萬大軍專門鎮壓抗稅。
美國獨立后，以新英格蘭等地區為基地，一批聯邦黨人於1804年成立了名為“埃塞克斯團隊”的組織，陰謀策劃脫離聯邦政府，建立一個北方同盟政府，也正是新英格蘭地區對自身私利的追求為這類分離陰謀提供了滋長的土壤。美國獨立后，新英格蘭地區航運和貿易繼續發展，並因拿破侖戰爭而受益良多。在馬薩諸塞州，有的商船一年貨物運費盈利就高達1500多萬美元，該州商人從貨物買賣中獲利更大，⑨但他們對國家相當缺乏責任感，對有違其暫時利益的法規、發展方針就不擇手段規避，乃至暴力抗拒﹔極端情況下甚至企圖分離而另外立國。
為了避免美國商船被正在交戰的英法兩國擄走、水手被英國海軍強行征兵，美國總統杰斐遜於1807年頒布了《封港令》，結果導致美國出口銳減，1807∼1808年，出口總值從1.08億美元銳減至3200萬美元，進口總值從1.38億美元下降至5700萬美元，⑩新英格蘭地區商人則通過走私、冒稱遭遇暴風雨而“名正言順”駛往外國港口“避難”等手段規避《封港令》，馬薩諸塞州格洛斯特港等地更發生了暴動，走私商人及其煽動起來的民眾燒毀了緝私船。在19世紀20年代圍繞是否實施保護關稅以發展本國制造業的爭議中，所有地區都支持國會對制成品征收高關稅，唯有新英格蘭的航海利益集團贊成自由貿易，而后來的歷史發展証明，這一時期的保護政策對美國產業崛起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意義。
正是由於看到了新英格蘭地區強大的私利動機和由此而來的分離傾向，在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中，英軍一度隻封鎖美國其他港口而不封鎖新英格蘭海岸，目的就是激勵當地航海利益集團的反戰情緒，以至於新英格蘭與英國的貿易在戰時仍十分繁榮。在這場戰爭中，新英格蘭航海及貿易利益集團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確實也沒有“辜負”英軍的上述期望：馬薩諸塞州州長1813年度演說詞題目就是《關於當前不幸的戰爭》﹔州議會則公開發表聲明，指責這場戰爭為“失策的、不恰當的、非正義的”戰爭﹔聯邦黨人控制的州政府拒絕援助戰爭中的民兵部隊，阻攔個人和銀行借款給財政窘迫的聯邦政府﹔1814年12月至1815年1月間，新英格蘭聯邦黨人召開大會，抗議戰爭，並提出修憲，提出的修正案包括縮小國會通過諸如《封港令》之類措施而限制貿易的權力……（11）凡此種種，使得新英格蘭地區脫離聯邦的謠言滿天飛，只是由於美軍在普拉茨堡、新奧爾良等地獲勝，英國決策者又不願意在維也納大會決定歐洲命運的緊要關頭在北美過多地分散精力，英美雙方最終簽署《根特和約》，新英格蘭地區的分離運動才沒有最終釀成大禍。
19世紀上半葉，美國南方經濟取得了巨大增長，棉花出口的持續增長不僅賦予南方奴隸主階層與聯邦政府分庭抗禮的實力，也激勵他們不顧一切擴大蓄奴州范圍，以求擴大其棉花、煙草出口利益，最終走向與華盛頓決裂。按人口比例計算，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戰爭。
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贏得獨立后，統一的哥倫比亞共和國各地均在同一主體民族掌握之下，但巴拿馬地峽貿易之利激勵了一批分離主義分子鋌而走險，他們的冒險又得到了對拉丁美洲虎視眈眈的山姆大叔的支持，從而人為制造出巴拿馬這樣一個上百年來對美國俯首帖耳的國家，山姆大叔也如願控制巴拿馬運河區百年之久。
2008年，由於總統莫拉萊斯旨在促進社會公正和國家均衡發展的社會主義傾向政策觸動了該國傳統利益集團，盡管莫拉萊斯總統在2008年8月10日的信任公投中以2103732張選票（得票率67.43%）獲勝，打破了他本人在2005年總統選舉中創下的1544374張選票（得票率53.7%）紀錄，成為玻利維亞歷史上得票數量和得票率最高的總統，該國傳統利益集團仍然在因石油出口而相對發達的潘多、貝尼、聖克魯斯、塔裡哈等東部4省（號稱“半月”）發動分離主義騷亂，與莫拉萊斯政府的支持者們大打出手。在動亂制造者的背后，是對莫拉萊斯左傾政策極為不滿的山姆大叔……
俄羅斯民用制造業基礎本不雄厚，隨后又遭遇了蘇聯解體的沖擊和油價高漲的“荷蘭病”困擾，致使其制造業民品生產長期滯后，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扭轉這種“拉美化”格局是俄羅斯決策部門的夙願，為此，俄羅斯聯邦政府可以採取提高制成品進口關稅、補貼內資制造業民品生產等措施。但在此前多年裡，俄羅斯國內已經圍繞進口品改造、分銷形成了龐大的相關產業，限制進口必然因損害這些產業的利益而招致反對﹔如果這些產業位於獨立性較強的俄羅斯邊遠地帶，相關利益國家某些勢力又蓄意支持、操縱的話，正常的經濟政策之爭就有可能演變成重大政治事件，甚至是帶有分離主義色彩的政治事件。而由於俄羅斯消費者習慣於選擇進口消費品，如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2009年2月中旬民意調查顯示，近期計劃買車的俄羅斯人中有49%打算買進口車，隻有22%希望買國產車，（12）隻要打起“降低關稅以降低生活成本”之類旗號，實際上受外國勢力操縱、隱含分離主義目標的政治運動也完全有可能在最終圖窮匕見之前贏得俄羅斯社會廣泛支持。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陡然升級並席卷全世界，俄羅斯政府企圖借機發展本國制造業，從2009年1月1日起顯著提高汽車等制成品進口關稅。由於此舉損害了遠東等地區進口汽車相關產業，從2008年底開始，俄羅斯共產黨和一些汽車業主團體在濱海邊疆區和其他一些城市組織了一系列示威，反對俄羅斯提高進口汽車關稅，示威者還打出旗號，要求總統梅德韋杰夫和總理普京下台。由於日本汽車佔遠東汽車市場90%左右，反對俄羅斯聯邦政府提高進口關稅符合日本經濟利益﹔在遠東和聯邦政府之間制造摩擦、離心，更符合日本的戰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據稱在海參崴的示威活動中某些示威者手舉日本國旗，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先后表示，發現上述示威有外國勢力和資金介入。（13）
中國主體民族社會內部區域發展失衡潛藏的政治離心風險。在中國，主體民族社會內部區域發展失衡同樣潛藏著政治離心的風險，這種風險在某些地區已經全面公開：
“防止貧窮的大陸人瓜分台灣財富”一向是“台獨”運動發動、裹脅追隨者的法寶，這一點早已眾所周知﹔即使在按通常標准衡量並無獨立本錢的香港，也曾經有人企圖制造類似問題。冷戰時期，在中國大陸遭受封鎖的條件下，香港作為整個中國大陸面向外部市場的窗口而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以至於其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遠遠高於中國大陸母體，部分香港資產階級中隨之滋生了分離意識。在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期間，就有香港企業家向我方人員流露出企圖割據自立的思想，撒切爾夫人也在多年以后仍然遺憾未能操縱實現香港獨立。時至今日，“港獨”勢力已經走上前台，活動堪稱猖獗。
假如說港台的政治離心力相當程度上是長期與大陸母體分離的歷史造就的話，那麼，即使在大陸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落差和未來取得更高經濟增長的預期也會造成某種政治離心力。改革開放初期，大陸與港台人均收入相差懸殊，不少大陸居民想方設法取得與港台海外沾邊的身份，然后便以此傲人，動輒稱呼別人為“你們大陸人”。海南成立特區和建省之后，“你們大陸人”之類稱呼便流行一時，儼然要與母體劃清界限。在當時這樣的思潮背景下，向內地走私汽車、靠擾亂全國市場以求海南局部私利的雷宇一度受到一些人追捧，實不足為奇。到了整個大陸經濟實力有了長足發展、港台優勢黯然失色、海南經濟未能在全國出類拔萃之時，這種心態和意識也就煙消雲散了。
就總體而言，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逐漸凸顯，區域利益意識也悄然抬頭並付諸行動，包括來自發達地區部分居民的自利意識，也包括來自落后地區部分居民企圖靠封閉本地商品、勞動力市場等措施而減少自身競爭的自利意識。某些出於區域私利動機的行動和提案（如前些年廣東省和深圳市某些地方兩會代表、委員主張取消外來勞工社保支付的提案）頗有以鄰為壑、甚至違反基本社會道義之嫌，卻能在區域私利動機支持下振振有詞﹔若能給這種本質上極端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淺的行為抹上“民主”的油彩，似乎就更加理直氣壯。至於某些落后地區某些居民的資源民粹主義主張，更是違反基本事實和客觀經濟規律常識，卻能在某些扭曲的思想觀念支持下說得理直氣壯，近年頗有日益高漲之勢。凡此種種，令人擔憂的是，照此發展下去，這種區域利益意識是否有一天會發展成為政治離心力？（14）
開放經濟發展腐蝕主體民族意志。更有甚者，無論是在普通民眾還是在社會精英層次上，來自開放經濟發展的某些影響都可能使得主體民族成員喪失對本國安全的正常判斷，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海外敵對勢力對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的吹捧，這種效果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因為在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某些國民有可能盲目追捧發達國家的生活風尚、意識形態，將囫圇吞棗全盤接受發達國家的一切論調視為“時尚”，卻不懂得如何從本國利益的角度開展思考，甚至將盲目與本國政府對抗、損害自身利益視為榮耀。
尤其是在精英階層，正如強世功所評述的那樣：“新興精英階層在全球化的經濟生活中享受短暫的和平和私人的快樂，以一種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許諾中喪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獨立和文化自主，喪失了對生活意義的界定權和對生活方式的辯護權，隻能以尾隨者的心態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認。”（15）近30余年來，否定我國維護國家統一、捍衛民族尊嚴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精英階層某些分子甚至進一步有意識地將此作為投靠敵對勢力、賣國求榮的“投名狀”。時至今日，中國分離主義勢力最大的力量源泉並不在於其自身實力，而在於中國主流社會某些知識、政治、經濟精英對其或明或暗的縱容或支持。
守成大國經濟基礎衰弱與分離主義興起
力圖趕超的新興國家可能因為分離主義而斷送其持續起飛、魚躍成龍之夢，早已修成正果的守成大國同樣可能因為分離主義而走向衰亡。作為工業革命的故鄉、昔日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國”和誕生了近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的“議會之母”，英國本土可能因為蘇格蘭公投而分離，無疑是2014年國際上最引人矚目、歷史影響最深遠的重大事件之一。盡管主張留在聯合王國的派別在此次蘇格蘭公投中獲勝，但由於隨之而來的是英國政府和主要政黨面臨兌現承諾擴大蘇格蘭自主權的壓力，並進而對威爾士、北愛爾蘭形成強烈示范效應，更由於英國政府“距離建立一個英格蘭議會的計劃並不遙遠”（英國首相卡梅倫2014年9月16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答復），可能形成“獨立公投—擴大地方分權以求挽留—中央政府虛弱難以履行職能—地方進一步要求分權”的惡性循環，假以時日，英國恐怕終難避免解體命運。畢竟，當年波羅的海和外高加索的動亂對超級大國蘇聯仍然不過是癬疥之疾，但葉利欽帶領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發布《主權宣言》則敲響了三百年來俄羅斯—蘇聯統一國家的喪鐘。
從經濟角度看，是第一個“世界工廠”的地位奠定了英帝國崛起的基礎，也正是“世界工廠”地位的喪失決定了英帝國霸權衰亡乃至最終走向本土解體的命運。在這個昔日的“世界工廠”，蘇格蘭獨立派描述的獨立后頭號經濟利益“大餅”，居然是可以獨享北海油氣資源，而不是領世界前沿的先進制造業，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能顯示這個舊帝國已經何其沒落了。在英國制造業相對衰落的進程中，其地方自治體制的影響不可忽視﹔而奠定霸權的經濟基礎削弱，又反過來激勵了地方圍繞縮小的大餅不擇手段爭奪更多份額，離心力由此上升。
“世界工廠”——英國崛起的根基。按照中國發展經濟學界和現代化研究者中流行的說法，英國的現代化進程被視為典型的“先發”和“內源”型現代化，即主要憑借內部創新而自發演進，率先主動進入現代化進程，依靠市場力量而實現現代化。實際上，如前文所述，英國曾長期將荷蘭視為學習和趕超對象。依靠制造業趕超的成就和率先發動產業革命所贏得的制造業壓倒優勢，英國才得以通過數次英荷戰爭摧毀了荷蘭曾經擁有的歐洲經濟霸權，自己取而代之。正是基於對這段歷史的觀察，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中，馬克思才如此總結：“現在，工業上的霸權帶來商業上的霸權。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卻是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的優勢。”（16）恩格斯也將英荷戰爭視為工業霸權戰勝商業霸權贏得統治地位的歷史轉折點。
英國依靠工業優勢奪取了經濟霸權，又依靠率先發動和完成產業革命所造就的長期壓倒優勢以本國為核心重新塑造了整個國際分工體系，形成了工業化與對外貿易、航運、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作為最早的“世界工廠”，英國工業品成為橫掃世界市場的“重炮”，英國經濟的貿易依存度顯著上升。1688年，英國出口佔國民收入的5%，100年后這個數據增長到15%，到19世紀80年代早期，出口已佔英國國民收入的30%。（17）制成品出口的高增長，為英國制造業贏得了更大的規模優勢，壓縮乃至消除了海外市場上當地競爭者成長的空間，並為英國輔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將其他國家納入自己的國際分工體系奠定了基礎，俄羅斯、印度、埃及、阿根廷、西印度群島……一個又一個國家和地區由此淪為向英國提供初級產品的“行星國家”，曾經佔據世界制造業頂峰近兩千年的中國也未能幸免。本國主導的國際貿易持續大幅度增長，既為英國航運業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場，也激勵了英國政府和民間對航運業的持續投入，以確保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國航運業的發展，不僅牢固把持了本國航運業務，而且控制了其他國家航運業務的很大份額，航運業自身也成為英國取得國際收入的一大產業。依托以制成品為主導的國際貿易，貿易融資、保險等金融業務發展起來﹔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又成為英國大量對外投資資本輸出的源泉，進一步將英國的金融霸權擴張到全世界。
正因為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是英國霸權的根基，19世紀英國著名詩人薩克萊（W·M·Thackeray）才在《五朔節短歌》中如此詠唱：
看那兒機器在運轉不息：
英國的這些征服的武器，
是它不流血戰爭的勝利品，
這些多麼卓越的利器。
戰勝了波濤和大地，
靠它們航行，織造和耕犁，
洞穿了綿亙不斷的丘陵，
橫跨過重洋萬裡。（18）
金融資本過度壯大損害英國工業發展動力。英國霸權源於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同樣也因為工業優勢動搖、喪失而相應動搖、喪失。在19世紀80年代前后啟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中，英國這個老牌工業國落后了，后起的美國和德國相繼完成跨越式發展，佔據了電氣、內燃機、化工等新興產業的統治地位，主要工業品產量超過英國。盡管英國造船、軍火、棉紡織等主要制造業部門產出絕對規模此后幾十年裡仍在繼續增長，但英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已經一去不復返。而隨著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喪失，英國工業化與對外貿易、航運、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被徹底逆轉，以至於這個傳統的貿易順差大國陷入持久的貿易逆差，在截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120年裡，隻有兩年是順差，其余各年都是逆差。（19）兩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帝國瓦解、英國喪失金融霸權……，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因為英國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昔日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相應難乎為繼。
英國喪失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根源何在？這不僅僅是因為英國工業界自身的失誤，諸如對新技術革命態度過於保守、過於害怕發展新技術新產業的失敗等，在更高層次上，更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歐洲的某些政治傳統，包括其地方自治傳統。
工業持續發展離不開投資﹔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性產業紡織工業、蒸汽機等相比，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性產業電氣、內燃機、化工等規模效益要突出得多，對更大規模資本集中和投入的需求相應更為殷切。然而，在當時資本積累高居世界之冠的英國，投資者卻未能如同美德兩國大多數投資者、企業家那樣心無旁騖地發展新工業，而是把過多資本投入金融和對外投資，投入制造業更新發展的資本相應減少，而金融資本膨脹又有著植根於市場經濟的深刻的必然性。在《資本論》第一、二卷中，馬克思確認，“產業資本是唯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佔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20）因此，產業資本一度得以凌駕於生息資本、商業資本這兩類“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21）之上，並使貨幣和商業資本成為資本的“職能機構”或特殊營業部門的承擔者。然而，馬克思在指出他所處時代產業資本的優勢地位之后，便發出這樣一種警示性的說明：“正因為價值的貨幣形態是價值的獨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現形式，所以，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22）在通過產業資本完成了資本積累階段之后，部分純利潤開始結晶出來成為獨立自主的貨幣資本，並建立起一系列機構顯示出自己的“自治”，即面對作為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唯一源泉的資本的自治，甚至逐漸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規則。
在這裡，馬克思已經預言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貨幣資本的潛在優勢，而在列寧和希法亭（二十世紀前期德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時代，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已成現實。受種種條件所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金融資本的研究多數集中於德國等中歐地區，借助國民經濟統計理論與技術的進步，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得以在更廣闊的空間、時間跨度上對金融資本的發展進行更精密的定量研究。從米爾頓·弗裡德曼到雷蒙德·戈德史密斯，他們對金融深化的研究進一步驗証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論斷。如果說當時美德兩國並不掌握國際金融霸權，因此，其資本即使艷羨金融暴利也常常不得其門而入、隻能投向實體經濟部門的話，那麼，在當時已經牢固掌握國際金融霸權上百年的英國，金融資本擁有足夠的空間發展壯大，以至於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產業資本發展壯大的前途。
在英國掌握金融霸權情況下，持續的大規模對外投資也從多方面損害了英國工業持續發展的潛力。一方面，過度的海外投資減少了英國本土制造業可用的資源。另一方面，持續的投資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國國內房地產等項資產價格和人力成本，由此大大提高了英國國內制造業的發展成本。在清朝時的票號大本營山西太谷、祁縣，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香港、台灣，新世紀以來的溫州，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機制程度不同地發揮作用。
不錯，目前英國的金融業仍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倫敦城依然是僅次於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世界各地的富豪依然挾著巨額資本涌向倫敦，以至於倫敦的房地產價格年復一年高聳入雲，英國眾多普通勞動者也從中分享了一杯羹，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失去了領先世界的本土制造業的堅實基礎，一旦美英盎格魯—撒克遜共同體的軍事霸權禁不住種種外部沖擊和內部侵蝕而動搖，英國金融業能夠長久保持其“江湖地位”和收益水平嗎？
地方自治傳統的兩面性消除英國工業持久領先潛力。在一定程度上，歐洲的某些政治傳統對英國制造業喪失可持續的競爭優勢也難辭其咎，地方自治傳統就是其中之一。一個有保障的龐大國內市場對於一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越是規模效益突出的產業，國內市場規模的重要性就越是突出。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際，國內市場規模不夠大對英國本身還不是什麼致命缺陷，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局限於歐洲國家，英國人口和市場規模則在當時的歐洲國家中領先，且第一次工業革命以規模效益不甚突出的棉紡工業為代表，當時英國還能夠用武力將“自由貿易”強加於后起和潛在競爭者﹔然而，到后發國家紛紛實施產業政策力圖趕超英國之時，在以電氣、化工等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對規模效益要求日益提高的環境下，而且第二次工業革命擴展到了歐洲之外的大國，國內市場規模不夠大就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英國新興產業誕生、發展的一大障礙。與美國、德國相比，當時英國制造業喪失了規模經濟優勢，面對美國競爭對手時，這一缺陷尤為突出。
作為擁有最廣大殖民地的帝國，英國之所以會陷入國內市場規模不夠大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源於希臘—羅馬的歐洲殖民主義自私狹隘傳統，而這種傳統在相當程度上與地方自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中華民族、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集團富有“天下為家”的胸懷眼界，即使起源於一地，在開拓了更大國土之后，也會將整個統治地域、所有人民視為一體，重新布局自己的統治中心。秦人在興起過程中多次遠距離遷都﹔秦朝被推翻后，身為楚人的劉邦選擇以關中為大本營，在有利時期沒有聽從諫言定都關中而是決定東返楚地的項羽則被正史譏為“沐猴而冠”﹔……正因為如此，盡管歷經波折，中國國家的總體發展趨勢仍然是不斷壯大，也為今日中國制造業發展留下了無與倫比的規模效益優勢。
歐洲則不然，從希臘—羅馬開始，一個城邦、一個部族、一個王國的對外開拓就被視為老城邦、老部族、老王國獲得新的壓榨對象，那種“天下為家”的胸懷，那種在開拓之后將整個統治地域、所有人民視為一體重新布局的做法完全是不可想象的，這也使得新開拓地區的人民對其缺乏向心力，即使是來自母國的移民及其后裔也是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比本土遼闊數十倍的美洲，但他們的王室並沒有遷都美洲，葡萄牙王室雖然一度為躲避歐洲大陸戰亂而遷居巴西，但在戰爭平息之后立即返回伊比利亞半島，結果王室剛剛返回歐洲，留鎮巴西的太子就自立稱帝﹔英國王室、英國政府也沒有遷居北美大陸。倘若當年西班牙政府遷往美洲，如今的西班牙可能還是一大強國﹔如果當年的葡萄牙王室永久留居巴西，今天的世人將看到一個強大的巴西—葡萄牙國家﹔如果英國王室和政府遷居北美大陸，那就不會有美國獨立戰爭，我們會看到一個比今天的美國、英國加起來更為強大的國家。同樣是這種傳統，使得即使是蘇格蘭這樣的地區，並不是被英格蘭壓榨的對象，相反充分分享了帝國利益，所得甚至超過貢獻，經歷了數百年聯合也未能與英格蘭徹底一體化，埋下英國解體的隱患。
無需否認，在中世紀末期，地方自治體制和眾國林立造成的競爭曾經激勵了創新的涌現與推廣，對西方崛起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都是具有兩面性的，昔日的成功做法不等於今天的成功，更不等於明天的成功。相反，昔日成功的做法成為后來受挫的根源，這樣的現象在經濟、科技、軍事、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比比皆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起源和發展中，“通過實干來學習”的英式教育模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從18世紀末起，隨著科學開始引領技術進步，系統正規的教育表現出學徒自修模式所不可比擬的優勢，結果歐洲大陸在電力、化工等當時先驅產業領域躍居領先地位，英國則因深陷習慣羅網而滯后。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英國的地方自治體制就曾經成為電力事業發展的攔路虎，有些地方的市立煤氣管網成功地抵制了電氣化，有的地方則建起了多層重復的電力網，每個網都有自己的電壓設計和硬件設備。直至20世紀90年代，英國電器購買者還必須應付多種多樣的插頭和插座，而且顧客必須向店家點明自己要哪一種可用設備。（23）現在，這種地方自治傳統極端化所帶來的偏狹，又將把整個英國經濟和英國國家乃至歐洲帶向何方？
結束語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從人類文明起步之際，跨境、跨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一方面，它有助於增進知識和物質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有傳播疾病的風險﹔為此，人們不得不權衡這種接觸的成本和收益，決定在一定條件下、一定時期內接觸的廣度和深度。正因為如此，熱帶地區形成了更多的語言和文化，因為這一區域寄生虫和疾病種類最多，跨境、跨文化傳染的風險最高，人們不得不更多地生活在較小的群體中，從而形成了更多的語言和文化。直到今天，開放經濟的發展仍然具有兩面性，盲目片面一味主張“擴大對外開放”無助於解決我們面臨的現實和潛在問題，隻有正視嚴峻的現實，才能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趨利避害，進而可持續地發展開放經濟。
“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晉】江統：《徙戎論》）﹔時至今日，開放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外資壟斷、外部經濟金融危機傳染風險、涉外利益集團出賣經濟利益等問題已經較為明顯，而開放經濟發展可能危及國家政治統一的風險還暴露得不夠充分，這就格外要求我們增強預見性，防患於未然。而從長久可持續地維護國家統一經濟基礎的視角看，在中國投資率和消費率高低、戰略新興產業發展中某些“過度投資”和“浪費”現象、中國出口依存度等問題的爭議中，某些流行的觀點可能已經陷入誤區。
這次香港“佔中”動亂也不例外。“佔中”的操盤手們得以成功動員起這麼多香港青年參與街頭動亂，重要原因之一在於香港這些年經濟社會發展積累了不少問題，許多年輕人看不到向上流動的發展空間，郁悶和無名怒火被有心之輩刻意引燃利用。然而，香港的經濟價值正是來自其作為中國經濟門戶的地位﹔香港青年反感的這些經濟社會問題，相當一部分就是源於香港與大陸經濟社會一體化不足﹔這場動亂以進一步加深香港與大陸之間社會鴻溝為目標，對香港經濟的深刻損害已經造成，並將繼續加深，又恰恰隻能大大壓縮香港青年整體發展空間。
希望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實現持續跨越式發展的后發國家和地區可謂多矣，能夠修成正果者微乎其微，大多數這樣的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時的“起飛”之后就因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漲、資產泡沫急劇膨脹而迅速喪失競爭力，而此時由於發展時間太短而還來不及積累起自主經濟升級的實力。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末廣東全面走上開放經濟之路時，珠三角經濟發展水平明顯落后於泰、馬等東南亞國家﹔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貿易大國，廣東則是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中國第一經濟大省，珠三角發展水平堪比中等發達國家，是海外市場上生機勃勃的新興投資者。同是奉行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為什麼珠三角能夠實現連續三十年的持續高增長而其他絕大多數這樣干的后發國家和地區不行？關鍵原因之一在於廣東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泱泱大國的一個省，因此能夠源源不斷得到來自其他省區勞動力、銷售和投資市場的供給，從而有效地遏制了成本過快上漲和資產泡沫過度膨脹，得以在越來越大的生產規模上長久保持並增強國際競爭力﹔最終待到全國都出現成本明顯上漲而有可能危及單一的價格競爭力時，已經經歷了足夠的發展時間，積累起了足夠的實力自主開展經濟升級。
香港本來就是作為中國大陸經濟門戶以轉口貿易起家的，在中國大陸遭受來自東西方陣營全方位封鎖時充分利用了其因此而凸顯的中國對外窗口地位，改革開放后又抓住時機向珠三角和更廣大內地轉移出口導向制造業而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飛躍。但近20年來，對比珠三角，香港的經濟升級不太理想，資產泡沫膨脹則難以承受，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之所以如此，不能不歸因於與內地一體化不足。這個問題不是源於中央政府和內地社會排斥，而是源於香港社會比較普遍存在的意識誤區，這種意識誤區過度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與內地的不同，以至於在很多地方要刻意與內地區隔。回歸以來，赴港澳的內地游客倘若沒有開通移動港澳漫游業務，其攜帶的內地手機一過深圳關口就沒有信號﹔在澳門很多地方則仍然可以收到珠海的信號並正常使用。
香港要充分利用內地經濟起飛的機會，要緩解成本過度上漲趨勢，要便利香港老人在內地養老以緩解香港的問題，要為港人在內地發展和吸引內地人才扎根香港、獻身香港發展，需要積極主動參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但正是這種刻意區隔的心態，使得上述許多必要的對接工作做起來都磕磕碰碰。而一些貌似保護港人機會的做法，也大大提高了香港的成本，降低了香港的效率，最終是壓縮了港人發展的空間。
例如限制內地藍領勞動力的做法。根據筆者在港珠澳大橋工地考察所見，現在香港建筑行業勞動效率比內地企業低很多。在地基處理中做排水板，同樣是熟練工，內地中交集團熟練工每小時60個，香港熟練工每小時20∼30個，工資卻比內地工人高得多，結果就是港珠澳大橋香港負責段單位長度造價是大陸方的3.5倍至4倍。如果香港勞動力市場對內地開放范圍不僅包括高級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也包括合適部門的藍領勞動力，必能緩解香港服務價格上漲和成本上升壓力，提高香港藍領勞動環節工作效率，最終有助於整個香港經濟效率提升。港人不要以為對內地勞動力更大程度開放是搶奪港人飯碗，恰恰相反，這樣能給港人在香港、內地乃至海外創造更多飯碗。作為自由港，香港隻有在更大范圍內充分發掘利用大陸和全世界優勢，才能鑄造香港經濟的效率優勢，才能為香港居民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
世界各國都在想方設法搭乘中國經濟快車，習近平主席表態歡迎各國“搭便車”，某些勢力則把香港社會拖進了狙擊港珠澳大橋、“驅蝗”、“佔中”等一輪又一輪無下限的政治惡斗中，在香港和內地社會之間制造裂痕，荒廢學生學業。長此以往，香港青年前途何在？即使不曾參與街頭動亂而繼續鑽研學業、提升自身知識業務能力，即使遠走海外尋求發展，可是，哪怕是那些自我標榜“世界公民”的人，又有誰否認得了一個人在國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他的母國實力？更不用說又有誰會尊重和信任那些破壞甚至背叛自己祖國的人？
經濟和就業空間萎縮對青年未來意味著什麼？讓我們看看20世紀90年代投身阿爾及利亞血腥內戰的青年“牆人”（因無所事事隻能每天坐在牆頭對過往路人指指點點或尋舋而得名），看看那些在近年法國幾乎每年都要發生的全國青少年騷亂中打砸搶燒的騷亂分子，看看那些在2011年8月倫敦暴亂中將攻擊警察、縱火、洗劫時尚店鋪當成了狂歡嘉年華的小伙子小姑娘，再看看這幾年在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燒殺搶掠無所顧忌的武裝分子，……這都是些“病態青年”和“罪犯”（援引英國卡梅倫政府對2011年倫敦等地青少年暴亂的抨擊），但並非天生病態和罪犯，他們中許多人本來不過是尋常巷陌裡的普通無業青年，無事則生非，最終淪落至此。今天的“佔中”青少年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如果他們的行動真的消除了香港經濟持續上升的空間，壓縮了他們自己未來的就業機會，逼得他們自己要去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資源“大餅”，在有心之輩的刻意操弄調教之下，他們會走向何方？
注釋
①此處筆者先后選用過“戰略資源”、“暢銷資源”兩個詞匯，最終決定使用“大宗戰略資源”一詞。之所以不使用“戰略資源”概念，是因為不少戰略資源（如稀土）使用量較小，其收益尚不足以支持一種分離主義運動興起﹔隻有一種資源銷量足夠大、足夠持久，其收益才足以刺激某種分離主義運動興起。之所以不使用“暢銷資源”概念，是因為一種資源即使一度暢銷，但可替代性和可持續性較差，也不足以激勵有關各方冒暴力沖突風險去爭奪，隻有戰略資源才是可替代性低因而激勵有關各方爭奪的。相比之下，“大宗戰略資源”一詞更為准確。
②﹝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頁。
③梅俊杰：《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95頁。
④（1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2頁。
⑤尼德蘭革命開始不久，英國就開始與西班牙發生軍事沖突，並進而直接卷入支持尼德蘭革命者。1566年，尼德蘭革命開始。1568年，英國、西班牙相互截擊對方船隻。1572年，奧蘭治親王威廉被推選為尼德蘭革命首腦。1576年，尼德蘭十七省簽署《根特盟約》，聲明獨立。1577年，英王伊麗莎白與尼德蘭革命者結成同盟。1585年，英軍進入尼德蘭幫助荷蘭反西班牙戰爭。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戰敗。1594年，西班牙在荷蘭的最后據點失陷。1595年，荷蘭開始海外探險。1596年，英、荷襲擊西班牙卡提斯。1607年，西班牙聲明放棄荷蘭北方諸省主權。1609年，西班牙正式承認荷蘭獨立。英國卷入尼德蘭戰事開支佔了當時英國財政支出的很大比例，根據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記載，1586、1587兩年，英格蘭駐尼德蘭軍隊支持各為10萬鎊、17.5萬鎊，分別佔當年英格蘭財政支出總數的50%左右。（﹝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頁）。而在荷蘭獨立之后，英國與荷蘭便逐漸走向摩擦。1664年，英、荷在西印度發生沖突。1665年，英國對荷蘭宣戰。1674年，英荷結束戰爭。
⑥2006年托波拉內克政府打著“出口導向，振興經濟”的旗號上台，捷克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度高達70%，但實際上不過是充當廉價加工基地，也使得捷克2008年以來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格外脆弱，致使托波拉內克政府在2009年3月遭議會不信任投票而倒台。
⑦﹝德﹞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62∼163頁。
⑧⑨⑩（11）﹝美﹞馬克·C·卡恩斯、約翰·A·加勒姆：《美國通史》（第12版），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第64、164、164、175頁。
（12）《俄撥10億美元救本國汽車》，《環球時報》，2009年4月1日，第14版。
（13）《俄要追查示威背后的外國勢力》，《環球時報》，2009年3月30日，第4版。
（14）事實上，筆者本人就遇到過一位知名自由派財經媒體記者對中國大一統傳統猛烈攻擊，必欲除之而后快。
（15）強世功：《政治發展之謎（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三》，《讀書》，2009年第2期。
（17）《劍橋英國經濟史》第4卷，1967年，第51頁，轉引自姚曾蔭主編：《國際貿易概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頁。
（18）﹝英﹞克拉潘：《現代英國經濟史》中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14頁。
（19）藤茂桐：《戰后的英鎊》，《西歐經濟論文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0∼421頁。
（20）（22）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6、6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1頁。
（23）﹝美﹞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394∼396頁。
The Internal Crisis of West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ditions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 of Separatism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Mei Xinyu
Abstract: Separatism is a real or potential problem affecting most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open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objective to exclusively enjoy the incom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r natural resources has often motivated the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to seek independence. Even within the main ethnical group of a country, there still exists the potential risk of social split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In the long run, onc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a conservative developed country becomes weak, separatism might ensue. At present, several issue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have been prominent, including foreign monopoly, the risk of contagious exter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foreign-related interest groups selling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while others are yet to be exposed fully, such as the risk that developing open economy may endanger the national political unification. Thus, this requires us to be far-sighted and guard against possible problems.
Keywords: open economy, separatism, political separatism, elites, "Occupy Central"
【作者簡介】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國際經濟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主要著作有《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起飛夭折》、《中國制造業向何處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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