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經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從哲學意義上講,中國古代思想家盡管流派各異,但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應時達變、屬意現實。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也是應時而動,因事而發: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因治國理政之事。今天我們認識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也應該循著這個思路展開,去發掘其中那些回應時代呼聲,助益解決現實問題的精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促進世界和平的精神財富
論時代,首在認清天下大勢。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和平保障發展,發展促進和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維護世界和平息息相關。當前盡管世界總的趨勢是和平,但是威脅和平的因素依然嚴峻:軍事技術的進步突飛猛進、熱點地區沖突不斷、恐怖勢力威脅加劇、美國重歸亞太戰略導致地區緊張升級。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我們進入了一個更大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呼喚一個新的孔子,一個心懷更開闊的孔子。兩次世界大戰証明,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方式解決不了和平問題,在這個地球村時代,人類如何友好相處,需要新的“聖人”和新的思維模式。
中西文化各有所長,但就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和平共處而言,中國人更有發言權:中華傳統文化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老子清靜,孔子忠恕,墨子非攻,中國的三大聖人沒有一個是鼓吹戰爭,教人仇殺的﹔中華傳統文化積累了豐富的和平共處的智慧。譬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思想。譬如“和而不同,周而不比”,體現了異質文化之間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以和為貴的精神。譬如“君子而時中”,體現了處理國際沖突時無過無不及的度量把握﹔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反對恃強凌弱的和平倫理。提倡王道,反對霸道。提倡仁義,反對詐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倫理觀念早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的血液中。秦始皇盡管建立了不世功業,但在兩千多年的主流文化中他始終是個負面形象,被稱為“暴秦”,就是因為他恃強凌弱,高詐力而輕仁義。中國人崇拜的不是亞歷山大式的征服者,而是屈原、岳飛、文天祥式的抗暴者﹔中華傳統文化有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禮記》更把人類的理想社會描繪為大同世界,人人皆平等,人人互助互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對比西方文化,中華傳統中更少種族和文化歧視的偏見。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有利於和平的基因、智慧、倫理和理想,是中華民族貢獻給全人類的寶貴財富,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的永恆魅力,對於中西文化互鑒,創造適應時代要求,維護世界和平的新思維是有益的借鑒。從中國古老智慧中尋求解決世界難題的方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中西有識之士就已經提了出來,例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有感於西方的不休爭斗說:“如果西方依舊蔑視東方而不能從那裡學到哪怕是很少的一點智慧,那麼西方文明的行為趨向就隻能是促使人類的徹底滅亡。”梁啟超有感於西方的拜物思想說:“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們的文明,又拿我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但是這些明智的思想,在中國積貧積弱的時代,引不起多少人的呼應。中國智慧猶如一位貧家少女,破衣舊衫掩蓋了她的婀娜多姿。然而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一百多年流血犧牲、艱苦奮斗,已經由東亞病夫成長為世界巨人。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文化也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中國文化在中西交流中的被動局面正在改變,中國的傳統智慧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西方學界對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反思成為一股潮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支撐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當今時代的頭等大事。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的崛起,將徹底洗雪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屈辱,也將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這個夢想。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是不可分離的,正如習總書記所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的深厚基礎。習總書記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三個“必須”,都是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的。一個國家走什麼樣的路,與它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息息相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全民共識是弘揚中國精神和凝聚中國力量的前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所有中國人的根和魂,是各民族、各階層的最大共識,是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奮斗的堅強紐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源泉。民族復興離不開文化自信與自覺。文化好比一條河流,從遠古流經今天走向未來,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自信與自覺,必將迷失在歷史的黑暗中。近代以來,歐風東漸,全盤西化的思潮曾經席卷東方各國。但是,按照著名文化學者亨廷頓的研究,那些試圖拋棄傳統文化,施行“文化轉型”的國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相反,他們成為了“無所適從的國家”,陷入長期的精神分裂之中。“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文化的自信和自覺對一個民族來說的確是這樣一個問題。國破家亡,不會使一個民族滅亡,如果喪失了文化自信和自覺,這個民族就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1845年12月,印第安西雅圖酋長發表了被稱為“天鵝臨終之歌”的演說:“印第安的夜看來是漆黑一片。地平線上連顆希望之星都沒有。淒風在遠處呻吟。冷酷無情的命運看來是跟定了紅種人的足跡……他木然地准備迎接死亡,就像受傷的母鹿聽到獵人逼近的腳步聲時一樣。”這是一個民族文化自信被徹底摧毀的樣本,印第安人的命運已經注定。中華5000年的文明史,証明了中華傳統文化頑強的生命力。中華民族是最有文化自信和自覺資格的民族。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古印度、古羅馬文明盛極一時,而今安在哉?唯有中華文明歷盡苦難,屢仆屢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歷史的輝煌。不管時代多麼昏暗,不論現實多麼悲慘,中國人對國家和民族命運有屈原式的悲憤,但沒有西雅圖酋長式的絕望。儒家和道家有一個共同的哲學理念:否極泰來。這個理念已經深化於民族心理之中。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彩虹總在風雨后,有夢想就有希望。這就是傳統的力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標識。中華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贏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不僅要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上對人類有較大貢獻,也要在文化上成為世界的標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中國自古形成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價值理念,是同世界一切先進文化相通相融的﹔中國在哲學、文學、藝術、建筑、科技等領域,創造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對世界人民有強大的吸引力。當年歐洲的大思想家萊布尼茲、伏爾泰就曾經折服於中國燦爛的文化。社會主義中國欲向世界展示文明大國形象,就必須自覺地成為中華傳統核心價值理念的弘揚者和文化遺產的守護者。韋伯認為,如果一個民族留給后代大量的物質財富,卻沒有在他們身上培養一種偉大的人格,那麼這個民族在這一代人身上就沒有完成他的歷史使命。這種偉大的人格在文化層面上體現為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的全面提升和繼承了民族傳統,又達到歷史新高度的文化巨匠的誕生。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唐朝,還稱得上盛唐嗎?沒有了洛克、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的歐洲,還能獨領風騷數百年嗎?在人類歷史上,一些帝國,譬如蒙古,崛起之時,勢不可擋,包舉宇內,席卷天下。然而來得快,去得也快,迅速寂滅,片甲不留。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就是沒有文化的支撐。所以說,民族復興歸根到底是文化的復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藏著解決時代難題的重要啟示
建國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民族復興的畫卷。但是前進的道路從來就不是平坦的,發展中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經濟總量領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來之后的共富挑戰,資源環境約束下的轉變壓力,創新能力與發展需求脫節,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大危險”依然嚴峻。習總書記說:“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解決我們面臨的難題不僅要問道於今,也要問道於古。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深邃的哲學思想有益於我們認識時代難題,探尋解決之道。儒、道哲學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証法,譬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反映了全面的、聯系的觀點﹔“反者道之動”,“不為已甚”、“毋太過”反映了對立統一,質量互變的觀點。儒家哲學特別強調實踐,強調實事求是,“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於社會生活中追尋真理。這些思想方法,不會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去意義。改革發展到今天,一些社會矛盾往往不是單向度的,按下葫蘆起來瓢,發展和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成為必然選擇。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就事論事,首先要從哲學的高度上去全面認識現實矛盾,探尋解決之道。習總書記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思想,就是一篇典型的融匯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智慧的理論杰作。從哲學角度看,這“四個全面”體現了普遍的聯系的辯証思維,找准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精神,找准了中國發展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可以說,“四個全面”是解決中國難題的理論指導和行動綱領。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對於我們學習好理解好貫徹好“四個全面”是大有助益的。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智慧、治國經驗有益於我們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執政黨的治國理政能力,是解決時代難題的關鍵。面對新情況,新問題,能力不足,本領恐慌的問題凸顯。因此,要加強學習,包括向古人學習,來增強我們的本領。中國5000年的治亂興衰,積澱的政治智慧可謂豐富,其中許多依然有時代價值。譬如《禮記》中的共同富裕思想,孔子的“中庸”、“為政以德”思想,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管子的“倉廩實而知榮辱”思想,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古人的治國經驗更是生動多彩: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鄭子產不毀鄉校,廣開言路﹔商鞅徙木,取信於民﹔蕭規曹隨,與民休息。古人在政治制度上對於今天的廉政建設也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譬如監察制度,回避制度,科舉制度等。有經驗也有教訓,一部二十四史,有勵精圖治的榜樣,也有荒淫誤國的敗類,有改革成功的范例,也有改革失敗的教訓。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取辱求榮,觸目驚心。教訓用好了也是財富,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堅毅不拔、勇於進取的精神是我們克服時代難題的強大思想力量。黃河兩岸惡劣的自然環境,孕育了中華民族堅毅不拔、勇於進取的精神。神農嘗百草,倉頡造文字,舜耕歷山,大禹治水,載入史冊的上古傳說,是我們祖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壯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直面厄運,愈挫愈勇,是我們古聖先賢的共同特色﹔“朝聞道,夕死可矣。”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中國古人崇高的人生價值追求。正是這樣一種不斷進取的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敢於面對任何挑戰。西方的堅船利炮,日本的野蠻屠殺,從未使我們屈服﹔印度的佛教,歐美的學說,最終融匯於中華文化的洪流之中,使我們的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中華民族已經闖過了無數個生死危亡的關頭,絕處逢生,柳暗花明。面對時代挑戰,我們也一定能夠取得勝利。先人的血在我們身上流淌,先人的精神也要繼承下來,發揚光大,使之成為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