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遠
自從讀了黃朴民教授《歷史學研究中的四個“誤區”》（《光明日報》2013年3月20日史學版）一文，頗受啟發，又感到言猶未盡，一直想談點感想，草成此文后數次因雜事擱置，現直陳幾點意見，以求教於學界同道。
選擇了“學術”就選擇了“冷”
時下確實存在這種比較極端的現象。一方面，歷史成為大眾讀物乃至大眾娛樂的重要內容。充斥銀幕的熱播劇、擺滿書攤的暢銷書，許多都是以歷史為題材。另一方面，學者皓首窮經的研究成果，則很少有人問津。冷靜一想，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我們大陸，即便在今日之美國、日本，在中國的台灣、香港，也無不如此。在世界的華人社會裡，是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還是金庸的《鹿鼎記》發行量大？同是“三國”，讀《三國志》的有幾人，《三國演義》卻是家喻戶曉。即以“二司馬”為例，司馬遷盡管有“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抱負，但在世的時候，有幾個人關注他在寫《史記》？司馬光盡管有政府的支持，生前也沒有看到《資治通鑒》的輝煌。當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小說《三國演義》《鹿鼎記》乃至電視《三國演義》《鹿鼎記》等對培養青少年歷史興趣的功能。回想我們這一代歷史學者，有多少人是因為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而喜歡上歷史並走上專業研究道路，又有多少人一開始就是捧讀《史記》《資治通鑒》的？顯然是前者。
因此，不要鄙視大眾讀物，不要輕視大眾讀物乃至影視作品對於喚起人們對歷史、對歷史學產生興趣的作用。這一現象背后其實是作品的功能問題，而並非是因為史學研究出現了誤區。因為，學術著作本來就是“藏之名山”，讓人“吸收營養”的﹔文學藝術作品則是直接提供給大眾（包括學者在內）消遣的。受眾群體的不一樣，決定作品的“熱度”不一樣。或者正是因為忽略了這個基本事實，使不少朋友產生了歷史學“受冷落、被邊緣”的感慨。其實，除了個別特殊的時代，歷史學從來就沒有受過熱捧，這是學科特點所造成的。所謂“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說，選擇學術就選擇了“冷”，選擇歷史研究、哲學研究，就選擇了“特冷”。毋庸諱言的是，時下確實有一些學者被人瞧不起。但究其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在做“冷門”學術，恰恰相反，真正的原因是他們放下了學術的尊嚴。
“宏大敘事”需要“細節”支持
朴民教授在文章中列舉了四個歷史研究的“誤區”：追求虛幻的絕對“真實”、排斥合理的宏大敘事、陷入思想方法論上的片面性泥淖、執迷於所謂的“科學”規范。這些問題確實存在，有些還比較嚴重。比如一些學者時興採用西洋化表述方式，有的自己都沒有真正理解老外在說什麼，隻好“硬譯”，有的則無視國內已有的很好的研究成果，硬要拎出國外並不准確的表述來粉飾自己的學術水准。
再比如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既對文獻記載起了很好的補充作用，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戰。盡管如此，卻不可輕易用考古發現否定文獻記載。因為雖然文化遺存自有規律，考古發現卻多有偶然，考古發現可以証明此處有、此處是，卻無法斷定他處無、他處非。此外，隨著歷史學科的“社會科學”化，一定的“科學”規范確實需要，但過於拘泥於社會科學的“科學規范”，抹殺歷史學科的“人文”本質，同樣會帶來很大問題。
雖然歷史不可能重復，歷史研究也不可能“復原”歷史，但決不能因此而否認“求真”“求實”的理念，否則，歷史研究將失去最基本的功能。“虛幻”的“絕對真實”概念的提出，極易引導出歷史研究無真實的極端結論，從而為各種各樣的“戲說”提供口實。“史料即史學”的提法雖然不免偏頗，但決不能因此而否定這一理念在歷史研究中的實踐意義。“史料即史學”的本意是一切從史料出發，是言必有據，而不能曲解為“史學即史料”。同樣，強調歷史研究需有正確的理論和合理的方法，也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史料的發掘和正確的解讀。
朴民教授指出，一些學者的研究過於瑣細，瑣細到“一葉障目”，甚至用這種瑣細的研究排斥“宏大敘事”。這一說法似乎言之過重。學術的細分化，是當代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發展趨勢。合理的、細致入微的“個案研究”，應該是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和“宏大敘事”應該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學者的個人性格、學術背景、學術機遇，決定著他們選擇研究的“宏觀”“微觀”或者“中觀”路徑。如果真有“個案”研究的學者對“宏大敘事”表現出排斥與“不屑”，可以視為他們因人生經驗和社會閱歷的欠缺而表現的“不懂事”，相信當他們的研究達到某一層面的時候，自然會加入到“宏大敘事”的行列。而就我的目力所及，好像還沒有發現哪一位“個案研究”或社會史研究表現突出的學者包括青年學者排斥真正意義上的“宏大敘事”。
如果說歷史研究有被社會“邊緣化”的趨勢、歷史學的價值發生了“嚴重失落”，其影響“更趨式微”，我倒認為這並不是“個案研究”者的責任，是因為他們選擇了“瑣細”的路子。責任恰恰在於選擇了“宏大敘事”的學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因為我們雖然選擇了“宏大敘事”，卻沒有對前人的研究有明顯的超越，乃至有些研究還在重復前人的成果，沒有能夠產生出強大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究其原因，既是因為我們在理論上和方法上沒有大的創新和突破，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從個案研究、“瑣細”研究中吸收營養。“宏大敘事”不僅是重要的，而且就我看，應該是歷史研究的“主戰場”“主陣地”，是歷史學科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唯一途徑。但是，要在“宏大敘事”中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就必須要有理論和方法的創新，任何好的理論、好的方法，都需要與時俱進。與此同時，必須關注個案研究，包括具體的村庄研究、城鎮研究、家族研究、疾病研究乃至“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腳”式的研究，用個案研究的成果，豐富宏大敘事的內容。也就是說，“宏大敘事”需要有“細節”支持，否則，隻能是不斷“重復過去的故事”，那注定是沒有生命力和新鮮感的。客觀地說，正是因為有了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才使得當代中國大陸的學者有了更加寬廣的視野，更加關注歷史的細節，更加關心當代的社會問題。
學術需要“生態”和“生態鏈”
從本質上看，科學起源於大眾對自然、社會、人類自身的認識。而各門學科的建立過程，則是一個逐漸脫離大眾、逐漸由專門人員掌握的過程。各個學科最前沿的成果，反映了人類對這一領域的最新和最有價值的認識，但又離大眾最為遙遠，甚至最難以為大眾所了解、所認識、所接受。這就需要有一條與大眾聯系的紐帶，或者說要有一個向大眾進行傳播的渠道，這條紐帶或渠道便是學科知識和專業人員的層級分布。作為專業研究人員，應該根據自己的條件和才情，為自己選擇合適的位置和層級。這就是學術的“生態鏈”。猶如石油的開採和運用需要不同的環節和系統，歷史學也一樣。首先，需要有人甘於寂寞，“上窮碧落下黃泉”式地搜集資料，不斷開拓新的學術領域、推進學術進步，這是歷史學得以強大、得以和其他學科並存的基本前提和條件。其次，需要有人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提煉與綜合，不斷推陳出新，充實到宏大敘事中，創造出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作品。再次，需要有人運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向大眾進行傳播，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科學普及工作﹔甚至需要有人將這些成果用文學的方式、藝術的方式，小說、戲劇、電視劇的方式，進行演繹，使其中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家喻戶曉。在這個“生態鏈”上的所有學者，都應該具有責任感，需要相互之間的充分尊重，而不應該相互歧視或詆毀。
學科的發展需要有學術生態鏈，也需要有良好的學術生態。歷史學的著作本來就有不同的類型，古代有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史論體，等等，各有各的貢獻和存在價值。今日學者對於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人物問題等，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是可以不一樣的，既應該有學者進行理性表述，強調科學性和實証性，也應該有學者進行感性描述，加強史學著作的可讀性和感染力﹔既應該有學者採用《史記》《左傳》的手法，也應該有學者採取《春秋》的手法。這才是“百花齊放”的態度。正是因為有眾多的學者在不同的層面、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努力，才形成今日中國大陸史學的繁榮。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研究無誤區，但理念上的偏頗則應該盡管避免﹔史學研究也無“定法”，所以很難說有方法上的“錯謬”。因為每個學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才情，根據條件和喜好，選擇自己願意研究的對象、採用適合自己的研究方法。真正好的歷史作品，社會也是不會排斥的。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來說，研究什麼很重要，用什麼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拿出什麼樣的作品，服務社會、服務大眾，並對本學科的推進作出貢獻，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如果說史學研究有誤區，誤區應該是學術的不端、反反復復地“炒現飯”，以及近年來一些學者熱衷的對歷史偉人的“揭老底”和炒作。至於種種“戲說”和“穿越”，並不屬於史學研究的范疇，而是大眾的娛樂。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傳統文化與江西現代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