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隆精神”與新時代的亞非合作

2015年4月19—24日，備受關注的亞非會議（因此次會議在印尼西爪哇省首府萬隆市舉行，故又稱萬隆會議）6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在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和萬隆舉行。根據主辦國印尼政府公布的日程，此次紀念活動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在雅加達舉行的亞非高官會議、部長級會議和亞非領導人會議以及亞非商務峰會和亞非嘉年華會等，而慶典活動的高峰則是4月24日在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領導人漫步重溫1955年亞非會議足跡”的“歷史漫步”。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讓我們銘記了“萬隆精神”，那麼，60年之后，“萬隆精神”還在嗎？新時代的亞非合作與以往又有何不同？

60年前：“萬隆會議”

宣告了亞非國家的獨立與團結

一、催生了“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和“不結盟運動”的發展

1955年4月18—24日，由亞洲和非洲29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是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己召開的、沒有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此次會議是在二戰結束不久而美蘇對峙的冷戰序幕又即將拉開的國際環境背景下召開的，剛剛獲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獨立的亞非國家不僅面臨西方老殖民國家對亞非新生國家的打壓、干預和破壞，而且在美蘇爭霸和爭奪全球勢力范圍的冷戰中也受到來自東方陣營和西方陣營兩個陣營的拉攏利誘和夾擊。亞非國家向何處去？如何保衛和鞏固來之不易的主權和獨立？這些已經成為擺在亞非國家面前、關系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要抵制美蘇兩霸對廣大中間地帶的爭奪，要在美蘇爭霸的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許多亞非民族主義國家均認為，鞏固獨立和謀求安全的最佳政策選擇應該是加強亞非國家的團結，堅持執行“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拒絕參加侵略性軍事集團，反對在自己國家領土上建立外國軍事基地。毫無疑問，亞非國家這樣的主張和訴求是很不合西方老殖民國家和美蘇兩霸的心意的，也是他們不願意看到和想方設法要加以阻止的。

但是，讓西方國家萬萬想不到的是，亞非會議不僅沖破西方的重重阻撓和破壞得以順利成功召開，並藉此向世界宣告亞非發展中國家作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已經登上國際舞台（印尼總理蘇加諾在亞非會議開幕式上所致的題為“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開幕詞中就自豪地稱“亞非會議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有色人種的洲際會議，是世界歷史的新的起點”[1]），而且還實現了亞非國家的團結並提出了處理國家間關系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而且，這“十項原則”（包括承認一切種族和大小國家的平等、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預和干涉他國內政、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與此前由中國、印度和緬甸政府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道，共同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基本准則，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穩定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筆者曾於2009年4月應邀參加過在印尼舉行的紀念亞非會議召開54年國際研討會，在參觀萬隆會議召開地的紀念館時，親眼看到展廳中懸挂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玻璃匾，29塊匾額以與會的29國的文字分別刻寫而成，足見亞非國家對此次會議的成果及“萬隆精神”的推崇和尊重。

萬隆會議還是不結盟運動發展的重要裡程碑。與會的29個亞非國家的領導人向世界表明自己不願意卷入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和其主導的兩大陣營，而將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自主、消除貧窮和經濟發展、加強亞非團結作為自己的目標。1956年7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和前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南斯拉夫舉行會議，三國領袖共同宣言反對把“世界分成強有力的國家集團”，提出了不結盟的主張。1961年9月，首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25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不結盟運動正式形成。時至今日，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等把發展中國家凝聚在一起進行團結合作的機制已成為推動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中國倡導的“求同存異”精神被廣泛接受，中非關系得以不斷加強

萬隆會議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代表出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國際會議。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政府代表還鮮有機會到國際會議的多邊舞台亮相，並借助這些舞台宣講中國政府的和平理念以及澄清一些外界及西方媒體對新中國的誤解和歪曲報道。

在會議上，針對一些與會國因對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爭論風波，周恩來總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原則，認為亞非國家如果“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2]對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但也“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3]正是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會議最后發表了著名的《亞非會議聯合公報》，提出了各國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以及反帝、反殖、促進亞非團結、維護世界和平的共同呼聲。

這次會議還實現了中非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直接會晤，促進了中非國家之間關系的發展。出席亞非會議的非洲國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亞、黃金海岸（今加納）、利比裡亞、利比亞和蘇丹等六國，以及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喀麥隆等正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在亞非會議召開前，中非關系主要表現為人民之間、政黨之間在反帝、反殖斗爭基礎上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往來，政府間的來往還屬空白（二戰前，非洲也僅有埃及、埃塞俄比亞與利比裡亞三個獨立國家），相互間了解也很不夠，少數已獨立的非洲國家甚至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還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說，是亞非會議為中非雙方間的溝通、了解提供了機會和舞台，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真誠和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動則使這次會議有力地推動了當代中非關系的發展。

會議期間，周總理宴請並會見了與會非洲六國的代表，並同埃及總理納賽爾進行了多次會談，建立了超凡的個人友誼。亞非會議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斷絕了同台灣國民黨的外交關系，與中國建交，成為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影響深遠。此后，蘇丹、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加納、幾內亞、馬裡、索馬裡等國紛紛與中國建交，使與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數目在短短五年內從亞非會議前的零一躍為1960年的八個（1965年底又增至19個）。1960年9月，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進行了中非關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國家元首對中國的友好訪問。次年8月，加納總統恩克魯瑪也來華訪問。中非關系因此從民間外交、政黨外交步入了以政府間交往為中心的國家關系建立和發展的新時期。

乘著亞非會議的東風和中非關系的友好開端，周恩來總理又很快於1963年底至1964年初訪問了非洲十國，並秉承“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精神，提出了中國同非洲國家發展關系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奠定了中國同非洲國家之間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誠相待、友好相處、相互支持新型關系的基礎。

60年后：“萬隆精神”

的新時代內涵將指引

亞非國家的發展與合作

一、通過亞非團結帶動南南合作的發展

60年前，當29個新生的亞非國家克服殖民宗主國的重重阻撓毅然決然地走到一起時，他們希望通過團結把握自己的命運，鞏固來之不易的政治獨立。60年后的今天，當77個亞非國家及34位國家元首再次匯聚印尼萬隆時，他們更重視加強彼此的經濟合作和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亞、非兩大陸自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建立在反帝、反殖和反霸基礎上的團結合作相比，亞非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一輪團結和戰略合作則是以經濟發展的互利共贏為基石，以提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整體權重為目標。亞非會議和“萬隆精神”在走過了60年的風雨征程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亞非國家命運的改變（從求生存到求發展），“萬隆精神”也必將在此次會議上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值得亞非人民自豪的是，經過戰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亞洲和非洲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兩個大陸。亞非國家在經濟發展和轉型國家的政治治理等方面均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成果，這些經驗和成果對於推動國際社會更多關注發展問題、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減貧和可持續發展、推動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討論和制訂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另外，亞非國家在萬隆會議60年之際的再度聚首對於推動亞非團結和南南合作，進一步發揚光大“發展與共贏”、“合作與分享”的新時代“萬隆精神”更是具有標杆性的歷史意義。亞非兩大洲，地域佔世界的一半，人口佔世界的四分之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亞非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就沒有世界的發展。

正如亞非國家的許多諺語所表明的（如“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團結上”，“獨行走得快，相伴走得遠”，“兄弟齊心，其利斷金”等），亞非國家隻有攜手同行，才能形成發展的合力。習近平主席在4月22日於雅加達舉行的亞非領導人會議上所做的講話中就提出了關於“深化亞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進南北合作”的三大倡議，指出“搞好亞非合作，對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示范帶動作用”。

埃及經濟學家、近代新馬克思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近期也撰文為萬隆精神的復興和不結盟國家的團結表示歡呼。在阿明看來，亞非國家民族復興的第一次浪潮就是在不結盟國家的框架內秉持著萬隆會議的精神組織起來的。如今，亞非國家再加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民族國家，都必須聯合起來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挑戰，而這次亞非拉三大洲的聯合將標志著亞非國家復興與進步的新浪潮。[4]的確，從南南合作的層面看，亞非間建立起相互依存、合作共贏的新型戰略伙伴關系不僅符合和有利於亞非國家的利益和共同發展的需要，而且對於加強南南合作和促進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繁榮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戰略和政治層面上，亞非加強磋商和團結合作有利於提高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國際影響力和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由於亞非國家在反對強權政治、強調發展優先、維護和加強聯合國權威、增強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代表性等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立場，亞非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對於推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發揮發展中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有著重要意義。另外，從更廣闊的人類發展大勢和社會進步的視野看，在當今南北差距持續擴大、恐怖主義威脅陰霾不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繁榮以及深度參與並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果實對於推動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和諧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中國願為亞非團結和共同繁榮貢獻更多的公共產品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亞洲地區強國，有責任和義務、也非常願意在推動亞非團結與發展的征程中貢獻更多力量。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8月訪問蒙古國時，針對當時國際上有人提出的所謂中國“搭便車”論（美國總統奧巴馬2014年8月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稱，“中國搭了30年的便車了，且一直沒什麼問題，沒人指望他們做任何事情。”）曾大氣地指出，“中國願意為周邊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5]

在對非合作上，中國政府近年來也推出了許多新理念和新倡議。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訪非時提出了中國對非政策“真、實、親、誠”的四字方針，李克強總理2014年5月訪非時則提出了中非未來在產業、金融、減貧、生態環保、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六大合作工程”和幫助非洲打造從地面到天空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以及非洲區域航空網絡等“三大網”建設的倡議和規劃。

在此次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的亞非領導人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於年內對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稅目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並將繼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另外，中國未來五年內將向亞非發展中國家提供10萬名培訓名額﹔連續在華舉辦亞非青年聯歡節，共邀請2000名亞非青年來華訪問並參加聯歡﹔將成立中國—亞非合作中心，進一步推進亞非各國交流合作﹔設立中國—亞非法協國際法交流與研究項目﹔年內還將舉辦以弘揚萬隆精神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等等。

事實上，中國政府近一年來提出的許多設想和動議（如提出了對外經濟合作與共同發展的“一帶一路”新倡議，設立“絲路基金”、建立“金磚國家銀行”以及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等）均是希望最大限度地與亞非國家分享中國的發展成果，在發展經驗、資金和產業發展優勢領域等方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非洲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和產業對接，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中國願意擔當這輛發展列車的“火車頭”，在“發展與共贏”、“合作與分享”的新時代“萬隆精神”指引下，攜手亞非國家共創未來。

（作者系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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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報》“歷史上的今天：1955年4月18日 萬隆會議召開”，http://www.people.com.cn/BIG5/historic/0418/1246.html﹔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zt/zt_zh/xwzt/zzztx/wlhyjj/201504/t20150414_1586754.shtml.（上網時間：2015年4月21日）

[2]《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頁。

[3] 同上，第122頁。

[4] 薩米爾•阿明，“萬隆會議六十周年，亞非拉人民重新團結起來”，澎湃新聞網，2015年4月17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04-17/81669.html.（上網時間：2015年4月21日）

[5] “習近平：中國歡迎周邊國家‘搭便車’”，《新京報》2014年8月23日。http://news.sohu.com/20140823/n403698395.shtml.（上網時間：2015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