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光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日本政治與外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戰后初期在美國的佔領下，日本舊政治制度面臨被瓦解的趨勢，新政治制度尚未形成﹔在外交領域，日本外交活動空間極為有限。1947年前后，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需要調整和制定新的世界戰略，作為這一世界戰略重要組成部分，該戰略的新內容無疑會反映到對日本政策的調整、轉變上來。1948年以后，日本作為美國的戰略重點，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軌道，具體表現是“舊金山體制”的最終確立。
戰后初期：“五五體制”與改憲護憲斗爭
戰后初期，日本社會黨等革新政黨的勢力得到急劇增長並一度成為執政黨。但是，隨著美國對日政策發生轉變，從而使保守勢力佔據日本政壇的支配性地位，並於1955年形成“五五體制”，形成了所謂的保守與革新對立的兩黨競爭體制。以鳩山一郎和岸信介為代表的兩屆首相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推行了一條與“保守本流”路線不盡相同的政策主張。改憲與護憲也成為這一時期斗爭的焦點。戰后日本政府形成了一個傳統，即從吉田首相開始，每位首相在任期間總要努力在內政或外交上作出一兩件“大事”，為自己“樹碑立傳”。吉田茂簽訂媾和條約，為日本爭得獨立﹔鳩山一郎簽訂日蘇聯合宣言，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從而取得蘇聯的支持，進入聯合國，進而回歸國際社會﹔岸信介完成修改日美安全條約，與美國建立新的安全體制。在新的日美安保條約簽訂之后，岸信介內閣離開了日本政治舞台，隨后的池田勇人上台組成新內閣。為避免由於安保條約而導致國內的對立與分裂，轉移國民的注意力及緩和政治，池田內閣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經濟方面，適時地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時期，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重視經濟外交。
在上個世紀60年底，歐美等國都先后採取了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日本政府也順應了這一潮流採取了同樣的政策。日本政府充分地利用了當時的國內外有利條件，於1968年基本實現了日本百余年夢寐以求的追趕歐美的國家目標，登上西方第二經濟大國的寶座。佐藤內閣在日本綜合國力日益強大的基礎上，收回了沖繩行政權，解決了拖延多年的沖繩的歸屬問題，使日本在日美同盟關系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70-80年代：確立經濟大國地位 謀求政治大國目標
進入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1971年6月17日，日美雙方簽訂歸還沖繩協定后不久，美國總統尼克鬆突然發表了即將訪華的聲明，一個月以后的8月15日，尼克鬆又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由“布雷頓森林體系”轉變為“牙買加體系”，作為美國擺脫困境的舉措。此時，佐藤政權已經日落西山，內閣的支持率下降到35%，不支持率達到46%。在這種政治背景下，1972年7月16日，內閣正式辭職。7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黨政治在國會浮現“朝野伯仲”的政治局面，使執政的自民黨控制國會的能力大為減弱。
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越來越不滿足於已經獲得的經濟大國地位，而開始尋求成為一個政治大國。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是經濟立國戰略發展的表現和結果，也是在經濟成功基礎上所形成新的國家戰略。這一戰略以“經濟大國”和“政治大國”之間的如下邏輯關聯為基本依據：作為經濟大國，有能力爭當政治大國，同時也理應成為政治大國﹔前者為日本設定新的戰略目標提供了依據，后者為日本向內外宣示這一戰略目標的合理性作出了論証。中曾根長期政權不僅確定了“政治大國”的追求目標，實現了重大的政治轉折，而且國內政局較為平穩，內閣支持率顯著提高，創造了自民黨發展史上一個“黃金期”。
冷戰結束后：自民黨長達38年單獨執政的局面結束
冷戰結束后，日本政界進入了風雲變幻的時代：在短短的幾年中，新政黨接二連三地出現並迅速解散、重組﹔內閣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而且昔日水火不相容的自民黨與社會黨竟然聯合執政﹔日本國民對政界的變化由充滿期待變為無所適從，進而陷入深深的迷惘、失望之中。1993年8月6日，日本新黨細川護熙在眾參兩院的首相提名投票時，擊敗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出任首相。進而結束了日本自民黨長達38年單獨執政的政治局面，日本政黨政治由此進入多黨聯合政權時代。與自民黨的單獨執政相比，多黨聯合政權無論是在政權構成還是決策機制方面及政策內容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93年7月，日本國民因為對自民黨長期單獨執政過程中形成的腐敗體制不滿，選擇了非自民黨政權。但是，非自民黨的細川護熙、羽田孜和村山內閣令他們大失所望。村山不堪國務之重負，主動將首相之位“禪讓”給橋本龍太郎，使得自民黨在“五五體制”瓦解兩年半后又重新掌握了執政的主導權。
2001年小泉上台執政，小泉內閣以“徹底改革派”的姿態出現，對經濟、政治、財政、行政、社會等領域進行了“沒有禁區的改革”，意在全方位改造日本，進而重塑自民黨的執政地位。但是小泉在自民黨內屬激進改革派，思想偏右，並一貫主張修改憲法。小泉當選內閣首相后頑固地表示並堅持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並向“政治大國”的目標大步邁進。
在2009年8月30日舉行的日本第45次眾議院選舉中，民主黨毫無懸念地成了日本眾議院第一大黨。但選舉的結果似乎又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和預測，民主黨不僅單獨獲得了過半數議席，而且一舉贏得了在眾議院的“絕對穩定多數”的地位，民主黨成為此次大選的最大贏家，以民主黨為主導，並由國民新黨和社民黨組成的新的聯合政權終結了由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聯合政權。2009年9月16日，眾參兩院召開大會，指名民主黨代表鳩山由紀夫為第93代日本首相，鳩山內閣正式上台執政。其后，又經歷了菅直人內閣和野田佳彥內閣。
觀點評價：日本新國家主義主張躍登時代舞台
戰后日本政治外交的發展表明，日本一經進入以政治為主題的時代，必定以新國家主義主張躍登時代舞台。反之，國家主義潛伏蟄居的時期，如60年代的日本，政治時代也隨之讓位於經濟時代。國家主義的內容是以統治階級標榜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國民利益為最高追求。在不能兼得的情況下，有時就不得不暫時舍棄一些利益的追求。戰后初期，日本追求全面獨立的願望被遏制，轉而追求不全面的獨立，即強調“日美基軸與經濟外交”﹔同樣，60年代的日本，追求國際政治的大國地位提升的欲望被束之高閣，但這並不等於說日本統治階層主觀上放棄這部分權力，而是社會的價值選擇、價值認同迫使統治階層將經濟利益暫時放到國際政治大國地位追求之上。在國家利益的選擇過程中，政治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無法同時實現的時候，吉田選擇了后者，即優先發展經濟﹔而“保守旁流”卻選擇了發展政治為目標。在冷戰這個大框架內，發展日本國力，“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並沒有根本分歧。如果論及分歧，那就是二者的目標孰先孰后的問題。
80年代中曾根康弘的“新國家主義”和90年代小澤一郎的“新大國主義”，在批判戰后日本政治的時候，明確表明“保守本流”路線並非放棄政治追求，而是在當時國內國際條件下追求日本利益最有效的、且現實的正確選擇。當今日本國家發展及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眾尋求發展對原有政治不滿的結果，多數國民支持他們的傾向還在增強。關鍵是“知道過去的應該批判，但是未來的指向卻不甚明了，這就給未來的不確定性留下了很大的未知空間，甚至帶來某種危險的未知。”已故的高坂正堯教授對日本的政治行為洞察入微，他強調在日本的國際環境中，在摸不准形勢的情況下，很難達成共識，“如果任務明確，達成共識並不困難。比如，日本很善於迎合外部的強大壓力。形勢要是不明朗，就麻煩了。”因此，隻要東亞現在上下波動的局勢繼續存在下去的話，日本在21世紀初期政治體制的僵化和戰略上的謹慎還是不會改變的。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旦外部環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會跟著新局面而轉變。根據過去的經驗來看，它轉變的速度會相當驚人，盡管目前它還端坐不動。
（作者系曲阜師范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