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清：現代國家建構的邏輯與現實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摘要﹞現代國家建構，意味著在對部落、區域、宗教、族群等傳統社會共同體逐漸弱化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但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進程中，各類維系傳統社會的紐帶會以推進、轉化、消解乃至抗拒等種種方式，與建構中的新型共同體互動激蕩，使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加速或遲滯。因此，推進公民國家建構，塑造國民共享的文化價值體系，增進國家認同，就成為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

　　﹝關鍵詞﹞現代性﹔國家建構﹔民族主義

　　﹝中圖分類號﹞C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2-0053-05﹝收稿日期﹞2015-01-09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決策咨詢點項目（13JCD017）﹔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3JJD630015）

　　﹝作者簡介﹞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廣西民族大學“八桂學者”。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對於世界歷史進程而言是具有轉折性影響的重大事件，這一時期歐洲自然科學與人文領域的一系列新發現、新創造，引發了人類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全方位嬗變。就民族問題而言，這一運動實際上也構成了一個變化的節點。在此之前，民族概念和民族問題大多數時候只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偶爾出現在歷史記載和理論探討中，但在此之后卻逐漸成為現實政治實踐中的敏感問題，也成為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探討的熱點話題。這也意味著，在現代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層面探討民族問題的時候，對民族進行不著邊際的遙遠歷史追溯，其實毫無意義。現在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民族問題，實際上是與世界近代史聯系在一起的。具體來說，民族現象與民族問題的實質，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在建構新型國家——現代國家的進程中，由於現代國家的理論設計與現代國家建構面臨的現實問題之間存在脫節而出現的政治—社會問題，或者說是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論邏輯，與現實社會對傳統社會一系列價值和共同體的揚棄進程緩慢交疊而出現的問題。

　　一、現代國家的邏輯建構

　　“中世紀的歐亞地區發生了一些神奇而又影響深遠的事情……西歐地區的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與……傳統農業文明有著本質差別的一種新的充滿活力、擴張性的文明——現代文明，從而開始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化進程。”﹝1﹞現代化進程催生了與傳統社會截然不同的現代社會。在人類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家的現代化既是一項重要內容，又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量。然而，從文藝復興到歐洲大革命發生的這一段時間裡，人類對現代國家的建構更多地停留在思想層面，屬於邏輯建構。

　　現代國家的邏輯建構，肇始於思想領域的祛魅，思想祛魅主要源於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新發現。“哥白尼……用這本書（雖然是膽怯地而且可以說是隻在臨終時）來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會權威挑戰，從此自然科學便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2﹞”自然科學研究需要的觀察、實驗研究方法，促發了哲學領域經驗主義、懷疑主義、理性主義思想的興起。當培根疾呼“知識就是力量”，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籠罩於社會之上的神秘主義霧霾日漸消散，被魅化了的宗教領袖、官僚貴族等權貴階層，以及被其所壟斷的解釋自然、社會現象的話語體系和統治社會的權力也隨之崩潰。祛魅運動將人從神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自由的、對一切充滿懷疑的個人，逐漸成為思想、行動的主體，也成為探討社會問題，進行政治制度設計的前提。祛魅運動從根本上解構了傳統社會—國家的理論基礎，將魔力從現實世界中排除出去，並使世界理性化，﹝3﹞進而為現代國家的邏輯建構清除了思想障礙，開拓了廣闊的思想空間。

　　祛魅運動突出了個人的主體地位，使得人們對於國家、政府、政治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范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基於個人主義這一前提，政治思想家們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這樣一系列觀點：個人是自由的、個人是平等的、個人有足夠的智慧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不同的個體之間相互交往隻能通過協商的方式而非強迫的方式進行。這必然導致其理論上的社會—國家具有完全不同於傳統國家的價值，包括自由、理性、平等、個人權利等等。

　　當新的價值被確定之后，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論先驅又進一步為未來的社會—國家設計了基本制度——國家應該是通過個人契約組建的，國家的統治者和統治方式應該由個人通過平等協商確定，國家的權力應該服從個人契約並服務個人目的等等，也就成為國家存在的基本價值以及制度設計的依據。因此，理論邏輯上的現代國家一般都是民主國家，有完善的法律體系，權力有限且受到監督，以幫助個人實現其福利為主要目標，不能侵犯個體正當利益。

　　基本制度又進一步從邏輯上推導出了國家機器設計的新思路：個人契約被轉化成憲法—法律體系和代議機構﹔統治者的選拔過程被設計為選舉制度、政黨政治﹔權力的約束由權力制衡、黨派競爭和傳媒體系共同完成﹔福利目標則演變成為國家—政府的各類公共服務職能。

　　實際上，早在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期間，現代國家的邏輯建構就已經基本完成，此后對現代國家的理論探討更多地是在此基礎之上的補充和完善。

　　二、國家建構的現實障礙與民族主義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4﹞。無疑，從邏輯上建構的現代國家光明而美好，令人神往。但是，當思想家們通過他們華麗的語言和激情的構想，將人們對現代國家的向往之情激發起來之后，通過革命或改革，試圖把理想付諸實踐的政治家們，卻面臨著許多在現代國家邏輯體系中找不到答案的現實問題，其中有兩個極其敏感：

　　第一，被祛魅了的社會中，傳統的整合紐帶斷裂或弱化，新的整合紐帶卻未能及時形成。而這使得試圖領導現代國家建構實踐的精英們，難以動員起足夠的社會資源，特別是整合人群，以支持其革命運動或現代國家建設的政策。現代化與祛魅固然瓦解了傳統社會——國家的基礎，但同時也使被各種傳統紐帶粘合在一起的社會碎片化，原子化。在這一新的社會中，“個人解脫了經濟和政治紐帶的束縛，他通過在新的制度中積極和獨立地發揮作用，獲得了積極的自由。但同時，他所擺脫的這些紐帶正是過去常常給予他安全感和歸屬感的那些紐帶，人不再生活在一處以熟人為中心的封閉的世界裡。世界已變得無邊無際，而同時又有威脅性。由於人失去了他在一個封閉社會中的固定地位，所以也失去了生活意義。其結果是，他對自己和生活的目的產生了懷疑。……所有人都成了他潛在的競爭對手，他同人的關系成了一種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關系。他自由了，但這也意味著：他是孤獨的，他被隔離了，他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威脅……”﹝5﹞韋伯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化使人們的價值理性逐漸喪失，工具理性日益支配人們的頭腦，社會聯合的基礎不再是崇高而神聖的價值紐帶，而是人們對利益的斤斤計較，這種聯合是極不穩定的。

　　第二，現代國家核心要件的界定存在著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主權、領土和人民被認為是現代國家三大核心要件，在現代國家邏輯建構的理論中，主權是什麼、領土邊界如何確定、人民究竟包括誰不包括誰都是模糊的。但是，當政治家們真正要去建構現實中的國家時，卻必須清晰界定這三大要素。然而，這個任務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對主權、領土、人民三大因素的任何界定，都會在邏輯上陷入兩難。現代國家首先要確定自己的人民是誰，從邏輯上來說，現代國家完全依照同意原則來建立，所有接受現代國家價值的人都應該是它的人民。但在實際中，誰也無法確定有哪些人會同意現代國家的價值，同意簽訂那份契約，即使能確定，也不可能真正讓每個人去簽約。如果現代國家按照傳統國家的既有基礎來確定自己的人民，情況一樣糟糕，因為傳統國家的邊界模糊且變化頻繁，按照什麼標准來界定就成為問題。在國家地理邊界的確定方面，遇到的問題也是一樣的，若完全按照理論設想來建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可能會成為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若在傳統國家基礎上確定邊界，那麼選擇什麼階段作為標准又會引發激烈的爭議。

　　在近代以來現代國家建構的實踐中，面對這兩大問題，政治家們採取的措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在既有的國家基礎上，尤其是以這個國家歷史上最強大的階段為參照，確定國家的邊界，進而確定其成員。在現代國家通過回歸傳統確立邊界之后，邊界之外的矛盾沖突與邊界之內的矛盾沖突在性質上逐漸區別開來。與邊界之外國家的矛盾大多通過戰爭-談判的方式解決，並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格局。為了消弭邊界之內的問題，持續開展了重構民眾對國家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並從歷史上各種傳統共同體中尋找凝聚社會成員，激發民眾對國家—政府忠誠的紐帶與工具，而這一般被稱為公民民族主義運動。公民民族主義的現代國家建構運動，實際上意味著現代國家建構的實踐與現代國家的理論邏輯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脫節。

　　建構現代國家的公民民族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受到各類傳統社會共同體的抵觸，甚至激烈的對抗，而這種抵觸與對抗有相當一部分后來演變成了族裔民族主義運動。狹義的民族問題，即現在理論界探討的民族問題，基本上是這兩類民族主義運動碰撞沖突的產物，是一國之內聚居於特定區域尤其是偏遠區域的傳統社會共同體，特別是傳統生產生活方式變遷遲滯、社會流動性較弱、傳統宗教與文化習俗氛圍濃郁的族群，突然遭遇與國家現代性建構相伴而來的市場化、世俗化的洶涌大潮，出現的困惑與迷茫等種種不適應的自然反應。這些族群在融入現代國家——社會過程中遭遇困難，就必然會從傳統紐帶中尋找認同與歸屬。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構建國家的過程——如果這個過程成功的話——需要經過順序大致相同的五個階段。每一個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在國家的生命歷程中都代表著一次‘危機’，無論成功與否國家機構都必須解決這些危機。”而“‘認同性危機’是建立國家時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原先認同於部落、地區或其他亞國家團體的人必須首先認識到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但這種認同卻“並不會輕易、快速或自動地發生。”﹝6﹞所以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面臨的普遍性問題。

　　三、民族主義的性質與走向

　　民族主義運動、民族現象與民族問題的出現，意味著現代國家建構的邏輯過程與現實過程分裂，是現代性價值的成熟超前於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結果。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國家邏輯建構進程，是對傳統社會神學—政治體系高壓的反彈，因而難免充滿了激進色彩與理想主義，對與神秘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各類傳統社會紐帶，進行了較徹底的批判與否定。然而，在人類還未能完全成為自然、社會與自我的主宰的情況下，與神秘信仰聯系在一起的傳統社會形成的各類具有魅化色彩的聯系紐帶，對於個人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卻至關重要。

　　現代國家在進行邏輯建構的過程中，對於傳統社會中最強有力的幾類共同體，或者說維系社會存在的基礎性紐帶，也是維持傳統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的最強有力的社會紐帶——宗教信仰、血緣紐帶等，進行了矯枉過正式的批判。這種批判與經濟領域出現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一起，使得傳統社會具有強大凝聚功能的共同體如教會、宗族、姻親、鄉親等不斷瓦解或弱化。

　　與此同時，面對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生活方式改變，人們紛紛尋求新的歸屬與安全感。由於“他們（現代化進程啟動后的人們）與地方的聯系中斷，巨大的經濟變遷與人口流動帶來的結果使許多人感到十分脆弱，處境危險”，因此他們“要在傳統語言、族裔聯系以及宗教中尋找慰藉”，“在他們熟悉的種族聯系與文化傳統中尋求庇護。”﹝7﹞主要通過語言與日常生活方式而彰顯差異性的文化族群，在其他傳統共同體弱化后，日漸顯示出其提供人們迫切需要的“價值理性”的價值。

　　由於經濟社會發展而得到強化的族群認同，很快被政治領域的現代國家建構工程師所利用，以進行現代國家公民共同體的建構，進而更好地推動現代國家價值、制度與組織建構。回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早期建立的現代國家，無不將國家文化價值的統一與推行某一族群（主要是本國佔人口多數的族群）的語言文字和文化習俗等同，將國家的邊界界定與該文化族群的居住邊界或者曾經建立的傳統國家邊界等同，將民眾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與對特定族群共同歷史記憶聯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說，即使是純粹的公民民族主義運動，其所借助的工具也充滿了傳統族群的文化因子。而這種公民民族主義運動在所有文化族群多元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每一個國家，都或多或少遭遇過抗拒，因為當國家所提供的各方面價值、利益與某一族群文化高度捆綁之后，其他族群在獲取、享有和發展相關利益時無疑會面臨不利局面，其族群的傳統文化會日漸邊緣化，與傳統文化聯系在一起的個人安全感和歸屬感也會弱化。

　　面對這種局面，不同國家採取了不同對待，部分國家在公民民族主義運動中立場堅定，堅持以現代國家價值、制度、組織建構統領民族建構，並通過減少、消除價值、利益分配的族群差距逐漸淡化族群本身的差異，將多元文化族群組成的國家建設成價值、文化混一的國家。而另有一些國家則未能在全國范圍內堅持以現代國家價值統領國家建構與民族建構，民族問題與政治參與、利益分配等交織纏繞，族群紛爭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

　　然而，從長遠來看，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不可逆轉的，這也意味著，作為傳統社會遺留的紐帶——族群文化，本身也會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發展，而消逝於歷史之中。但是，由思想家們基於邏輯建構起來的現代國家價值、制度與結構，卻是與現代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服務於現代化進程的，是人類社會目前能夠尋找到的組織政治權力、治理社會問題、穩定社會秩序、維護和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方案。也即是說，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應然前景，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文化族群的混一和民族的消亡，而不是文化族群差異的固化乃至強化。

　　四、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趨勢

　　現代國家建構從啟動以來，雖然已經走過了幾百年的風雨歷程，但目前仍在行進之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幾乎都在國家認同性、合法性、滲透性、參與性、分配性等一個或幾個方面存在著或強或弱的張力。

　　較早開始現代國家建構的歐美國家，其現代國家建構進程與現代化發展進程同步，現代國家價值、制度和組織建設，是在工業革命持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滲透與擴張，社會現代性發育日漸成熟的背景下展開的。它們大多在公民民族主義運動方面立場堅定，在300-400年的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始終堅持以現代國家價值、制度、組織建構統領民族建構，以在全社會形成統一而穩固的價值信念。同時採取多方面措施校正受到公民民族主義運動負面影響的群體和區域的落差，逐漸弱化傳統社會共同體對現代國家建構的羈絆，消解具有狹隘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運動，進而使國家逐漸建構成政治—經濟—文化高度一體的民主—民族國家。但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這種數百年的公民民族主義國家建構，也並未完全消弭現代國家理論上的統一性或一致性與現實社會區域、群體間差異性的沖突，他們依然面臨著如何增強公民價值理性，提高公民國家認同，以及社會整合和國家統一的難題。如美國多元文化弱化國家認同的隱憂，法國在處理科西嘉問題和融合新移民過程中面臨的沖突，西班牙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獨立抗爭暗流涌動，英國北愛爾蘭與蘇格蘭分離運動潮漲潮落，都是發達國家社會群體整合面臨的問題。

　　但西方現代國家建構，公民導向的價值取向整體上清晰而堅定，相關的理論積累已臻成熟，現實的利益紐帶也已經牢牢將公民捆綁為一體，公共服務的普及與均等化使公民與國家契約關系日趨緊密。這些國家經過上百年探索和改進形成的包容性、調適性較強的治理結構、豐裕的經濟實力、發達的市場體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社會環境、公民現代性價值的培育等等，均為公民導向的國家建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而一些后發國家在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價值與政策搖擺，導致了族群、宗教、宗族、區域等傳統社會紐帶對國家政治運作和社會公共生活的影響加強，社會整合面臨的困難與阻力始終難以克服。首先，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還遠不成熟，現代國家的政治價值、制度與組織也未能真正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全國范圍內統一的市場體系尚未建立，公民精神也無從培養，現代性社會生活方式缺乏生長發育的土壤。各區域之間經濟聯系不夠緊密，語言文字、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差異顯著且相互隔閡，社會共識形成困難。大量遺留的傳統社會紐帶和共同體，因其保守性、封閉性，不但阻礙了現代國家建構進程的推進，更成為社會分裂與動蕩的重要誘因。其次，先發國家出於保持自身競爭力和對國際格局主導權的需要，在民族問題上採取雙重標准，極力鼓勵、支持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狹隘族裔民族主義運動，以之牽制甚至遏制后發國家趕超發展。英美等西方國家，一直公開支持那些在利益上與其存在較嚴重博弈國家的狹隘族裔民族主義運動。蘇聯與南斯拉夫解體、巴爾干半島和高加索地區族群沖突、中東族群矛盾、非洲大陸族群與宗教紛爭、中國邊疆民族問題……可以說，隻要存在嚴重族群沖突的地區，幾乎都有西方大國的身影。內外矛盾交織，進一步讓部分發展中國家在推動自身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出現了群體觀念與利益的分裂，導致其現代國家建構價值目標的游離和政策措施的波動，從而進一步干擾了這些國家現代國家建構的進程。

　　對於后發國家而言，現代國家建構進程的推進，必然會有一段漫長而又曲折的經歷。這些國家需要堅持公民國家方向不動搖，堅守國家整合的目標不游移，對內外壓力有明晰准確的認知，採取堅定而審慎的措施，在現代國家建構目標與社會多元現實之間存在沖突與博弈的情況下，不斷調適公民利益與族群利益的關系。

　　要認識到族群利益是一種基於族群劃分，以他族為對象涉及族際關系的群體性利益訴求，其基礎是族屬認同。而族屬認同是一種相對封閉、排他的認同，這種認同的過度強化，無疑會導致社會不同族群之間相互疏離。而這種文化心理層面的認同一旦與利益相結合，且被制度安排所固化，則會使原有的心理隔閡進一步轉化為經濟、政治壁壘，從而在社會成員之間造成裂痕，會使族群之間因利益分割而壁壘森嚴，並可能引致族際關系的緊張甚至對立。現代國家的基礎應當是超越地域、宗教、族群身份的公民。公民利益是以國家為對象的個體利益訴求，對公民利益訴求的積極回應，尊重和保障每一位公民個體的權利，實現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良性互動，是強化公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增強國家凝聚力的基石。因此，在國家建構進程中，要防止因族群身份和地域相對固化而引致的各類問題，採取有效措施引導族群之間的交流和融合，通過恰當的制度安排將族群整體利益訴求逐步轉化為公民個體利益訴求。

　　在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起步較晚的國家，需要通過完善治理結構、優化社會管理制度設計，使現代國家的政治價值得以普及﹔不斷提升公共服務供應水平，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以良好的公共服務換取公民對國家、政府與現代國家政治價值的認同，以及對公民—國家契約關系的遵從﹔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借助市場機制與公共權力調控，疏通國內區域間利益分隔狀態，將國民整合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鼓勵與支持不同文化的交流，使不同族群、區域基於傳統形成的文化、價值，在激蕩碰撞中逐漸融匯分享，形成能夠為國民廣泛認同的共同文化價值體系﹔通過普及現代科技、教育和有利於現代性發育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形成與現代國家建構相適應的新的社會紐帶，以增強國家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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