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英國的 “格雷欣法則”表明：在實際價值不同而面額價值相同的通貨同時流通的情況下，消費者一般願意保留儲存成色高的貨幣，使用成色低的貨幣進行市場交易，最終導致實際價值較高的通貨（所謂良幣）必然會被人們熔化，輸出而退出流通領域﹔而實際價值較低的通貨（所謂劣幣）反而會充斥市場。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早在公元前2世紀，我國西漢的賈誼也說過“奸錢日繁，正錢日亡”，這裡的“奸錢”指的就是劣幣，“正錢”指的是良幣，這應該是中國版的“劣幣驅逐良幣”。
生活中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譬如，平日乘公共汽車，規矩排隊者總是被擠得東倒西歪，幾趟車也上不去，而不守次序的人常常捷足先登。最后遵守秩序排隊上車的人越來越少，車輛一來，眾人都爭先恐后。再比如，在大鍋飯盛行的單位，無論水平高低、努力與否、業績如何，所獲得的待遇沒什麼差別，於是，能力強、水平高的就會選擇離開。
在“劣幣驅逐良幣”的諸多案例中，尤以政治領域的引人關注。在許多腐敗案件、選人用人過程中暴露出的 “劣幣驅逐良幣”問題，突出表現為清廉的不如腐敗的、親民的不如霸道的、干事的不如會說的、不站隊的不如站對隊的、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實干的不如做秀的等。為什麼官場腐敗現象如同瘟疫一樣蔓延，因為在眾人皆貪的時候，獨善其身者常常被視為異己分子，要麼同流合污，否則就可能被排擠出局，最后廉吏越來越無法生存。在選人用人過程中，“劣幣”（差干部）因為貪污受賄損公肥私交好上級更容易被提拔，而“良幣”（好干部）反而可能被冷落。
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全國 “兩會”期間山西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以及全省召開傳達貫徹全國 “兩會”精神會議上，兩次提到，“要努力把被驅逐的‘良幣’找回來、用起來，努力把黨放心、人民滿意的好干部選出來、用起來。”“過去是劣幣驅逐良幣。現在要把良幣找回來用起來。”無疑，這樣的表白讓山西的好干部們看到了希望。
“劣幣驅逐良幣”並非優勝劣汰的結果，而是消費者的好惡導致的。消費者喜歡儲存“良幣”而使用“劣幣”進行市場交易，會導致“良幣”被雪藏發揮不出使用價值﹔同時，“劣幣”在市場上越來越多，“良幣”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最終被淘汰。同理，選干部用干部也是一樣。踏實肯干的好干部與投機取巧的差干部，二者本來有優劣之分，照理說好干部應該先被提拔，但若選人用人者因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偏偏要提拔差干部，那麼好干部就會越來越沒“市場”。一方面，好干部干了白干，慢慢也就不願干了﹔當很多人都在忙前忙后跑官要官的時候，不跑官的人也很難真正安心做事。另一方面，一些投機取巧的干部，慢慢也不熱衷於干工作，而是熱衷於拍馬屁、跑關系、揣摩領導愛好，四處討好、八面玲瓏，隻栽花不栽刺，天長日久，必然導致其他干部爭相效仿。或者，不與潛規則合作的“官場另類”很容易受到排擠，一個人不收禮，其他人就不太敢收，就會覺得這個不收禮的人影響了大家的利益，結果大家聯手找個理由把這個“異類”趕走。還有，如果人們發現，很多干部不僅沒有因為腐敗受到懲處反而邊腐邊升，那麼依靠貪腐獲得金錢再以金錢開路去跑官、買官、要官的風氣就會越來越重。如此一來，老實人越來越少，投機鑽營者、為官不為者越來越多，風氣就會越來越壞，政治生態就會惡化。
“劣幣驅逐良幣”是一個消極的規律，它會讓受到影響的機構或組織逐漸失去活力，會導致資源配置失當和社會效率低下——擠車大行其道，大家都挨擠受累﹔單位的“劣幣”越來越多，業績就更差，待遇就更低，“良幣”就更流失﹔廉潔者越少，腐敗就會越多，導致整個社會法度不張、道德滑坡……正如意大利思想家卡爾維諾所言：“在一個人人都偷竊的國家裡，唯一不去偷竊的人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亦如白羊群中出現的一隻“另類”黑羊，可能會被驅逐﹔在一幫赤條條的人面前，穿著衣服的人必然感到羞恥。
沒有良好的激勵機制，分配時實行平均主義，選人用人者不能做到唯才是舉，就無法做到如王儒林書記所說“把良幣找回來用起來”。隻有環境改變了，“良幣”才有可能主動回來或者被找回來，否則“小人當道，君子避之不及”。在當下雷霆萬鈞的反腐風暴中，在各種黨紀法規被嚴格執行的環境中，昔日官場潛規則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大家都不敢送禮收禮請客吃飯了，干部不必再有“不合群被排斥”“不腐敗被打壓”的壓力，也不必再費心琢磨和研究厚黑學、關系學、上下級學、送禮學、辦公室政治之類的“為官之道”。大家都按法律法規辦事，才能最終遏制 “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推動形成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
歸根結底，隻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充分發揮法律監督、黨內監督、行政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鏟除潛規則盛行的溫床，使得“劣幣”的諂媚之術、浮夸之技喪失用武之地，使得“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無處遁形，為民、務實、清廉的“良幣”才能脫穎而出，才能最終實現“弊革風清，富民強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