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元禮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被人稱作“具有超前眼光的戰略家”。由於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深邃的洞察能力，他對中國的多個預言也被認為具有先見之明。
預言之一：有三個條件中國就能騰飛。1974年，李光耀在會見印度領導人時指出， “隻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有信得過的官僚，有市場經濟，同時以社會為依歸，即強調社會第一，而不是個人第一。有這三個條件，中國不僅可以和新加坡競爭，甚至還能同日本競爭”。他說：“這樣的日子不很遠了。”果真，四年之后的1978年，中國開始了經濟騰飛。
預言之二：中國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告訴鄧小平，新加坡華人多是從中國廣東、福建南下的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后代﹔反之，中國所擁有的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后代。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也一樣能夠做到，而且會做得更好。
預言之三：中國傳統文化必將煥發光彩。1967年，尼克鬆訪問了新加坡，他問李光耀，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李光耀回答說，“文革”的做法其實是在鑲嵌著舊中國畫的瓷磚上涂水彩，現在看上去都是水彩的顏色，但是經過時間的風雨洗刷之后，凸顯的仍然會是瓷磚的底色，即中國傳統文化。
李光耀的上述認識，基於他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和肯定。新加坡的華人多數是貧窮移民的后代，沒有受過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們所具有的是從父母和親人那裡學來的民間風俗。李光耀對這種作為生活方式的儒家文化感同深受，他后來也說：“中國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和信仰全都拋棄。看看台灣、韓國、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大家都在想方設法保留勤儉、刻苦的傳統價值觀，強調注重學問知識，效忠家庭和國家，把社群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正因為有了這些儒家價值觀，才有社會凝聚力、高儲蓄、高投資，進而帶來高生產力和高增長。”
由於李光耀是某種意義的 “文化決定論”者，即相信人類的智力很大程度是由遺傳因素所決定，相信族群的命運很大程度是受文化傳統所左右。所以，他對中國的 “預言”就不是簡單的即興之言。對李光耀來說，認識到中國的崛起並不需要看到中國大陸崛起的現實，而是隻要看到中國的輝煌歷史和中國台灣、中國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事實：既然中國的先人能夠創造出如此偉大的文明，作為他們后裔的當代中國人有什麼不能做到的呢？既然中國台灣、中國香港與新加坡能夠做到，同是華人的中國大陸有什麼不能做到的呢？在李光耀看來，中國大陸的崛起，只是時間的遲早。李光耀之所以有此預言，是因為上述三條本身就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也可以說是新加坡模式的概括。實際上，上述三條也正是“中國經驗”的重要特征。由此看來，“中國經驗”和新加坡模式的確擁有相通之處。這對我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特別是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品質，有很多啟發。
（作者為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精彩推薦：
| 相關專題 |
| · 《人民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