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中國的品格

中國“品格”體現在哪

所謂品格，可以說是一種德行、一種格調。品，本身有品位、品類的意思，指的是分類的問題，是低層次的，還是高層次的？中國古代的官銜講位居幾品，可見品就是類，看你在哪一個等級上。格，就是格調，也是層次的問題。每種東西都有它的品格，做人有做人的品格，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品格。何謂“中國的品格”？我想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中華文明所打造出的一種特有的品質。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所特有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所謂人文精神，有兩個突出的特點。首先，人文是相對於神文和物文來講的，中國人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受神、物的支配，因此中國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使人的自我價值得到充分的體現。其次，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強調禮樂教化。中國人講究人文教育，而不是武力和權力的壓制。

中國文化的核心，強調人在天地萬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人本主義精神，這一特征又是通過人文教育形成的。中國文化雖然突出人的地位，但也非常尊重人生存的環境，尊重萬物。因此，中國文化講究“重天道”和“法自然”，又崇尚“人道”。

中國文化提倡認識自我，主要是認識人的本性。它強調人在天地萬物中，既和萬物一樣，又和萬物不同。人具有主動性和能動性，在萬物中擁有最大的自由。這種主動性應當正確使用，任意妄為就會損害本性。因此在實踐原則中，中國文化堅持“中”與“和”，“中”就是恰如其分，“和”就是平衡，不做過分的事。

人生活在群體社會中，群體要發揮作用就必須有“禮”來規范每個人。人人按其身份、地位履行各自的職責，社會才能正常運轉。因此，做人就要盡倫盡職，按自己的身份地位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禮”是社會所必須的，也是公民素質的體現。從這一角度上講，中國的品格也就是建立“禮儀之邦”，反之，“禮儀之邦”凸顯的就是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

根源性的典籍

中國文獻的傳承有兩個特點，它雖然數量繁多，卻統之有序：一個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中國古人非常謙虛和謹慎，認為自己其實不是在創作什麼新東西，只是在敘述、闡發前人的一些思想或者前代經典性著作作為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而西方的文獻傳承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西方文獻都是強調個人的創作。再一個就是，在這個傳統文化中，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細密的學術分科。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宗教、政治、經濟、法律、軍事，乃至於農、工、醫、科技等，都是混雜在一起的，后來才慢慢形成了經、史、子、集這樣簡單的四部分類。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各部分雖然談論的具體問題不同，但它們的內在其實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秉承著同一個價值觀念。一個“述而不作”，一個理念相通，這兩個特點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匯聚成幾部具有根源性影響的著作，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也使后人得以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

根源性典籍，我們大概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字來加以概括，就是三玄、四書、五經。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周易》《三禮》《書經》《詩經》，還有《春秋》(三傳)。加起來是多少呢？12本。在這12本書裡，五經裡面的《周易》跟三玄裡面的《周易》是重復的，減掉一個，等於11本。另外，四書裡面的《大學》和《中庸》其實是《三禮》裡面的《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如果把它們再放到《禮記》裡面去，又少了兩篇，等於9本，這9本書就構成了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佛教傳入中國，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結構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它的一些典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普遍、比較深遠這一角度，相對應於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原典“四書五經”，佛典中最值得重視的是“九經”、“三論”、“一錄”。九經指《金剛經》(及《心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涅槃經》《維摩詰經》《圓覺經》《楞嚴經》《六祖壇經》﹔三論指《中論》《成唯識論》《大乘起信論》﹔一錄指《景德傳燈錄》。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這些根源性典籍，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反過來，即使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將它們統攝到這些根源性典籍裡，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念。所以，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們把握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讀書。

近代以來，中國學人思想也在不斷變化，最初嚴復、康有為這代人，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或是名詞概念來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之后的一代學人，開始慢慢用西方的理論體系重新構建中國的思想，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詮釋中國的價值觀，使得中國文化本來的含義漸漸被消解了。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西化，用西醫的理論把中醫的精髓一點點給消磨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從源頭性的典籍入手去體會中國傳統文化，而不應該直接從現代人的詮釋中去追尋。因為現代人的詮釋已經很難把握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了。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為根本

早在西周時期，中國的典籍裡就有“人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這樣一種思想。所謂“最靈”，就是最有靈性的﹔“最貴”，就是最重要的。萬物中間什麼最重要呢？就是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被認為是直接參與到天地的變化中去了。如果沒有人的參與，這個天地的萬物是無序的，所以天地跟人並列為三，稱為天地人三才。

荀子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人為什麼能理萬物呢？荀子認為關鍵是人有禮義廉恥這樣一種倫常關系。這種關系確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由此就能形成一個有效的群體，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能支配萬物，治理萬物。

人文這個詞，最初出現在《周易》裡：“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來，許多思想家和學者對這句話作了解釋。比如說三國時魏國的王弼就解釋說：“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顯然，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種文明的辦法，以詩書禮樂來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會。這便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一是高揚君權，重視師教而淡化神權。中國古代最崇敬的是“天地君親師”，“天地”是萬物的生命之源，“親”是某一類生命的來源，代表的是某一類的祖先。而“君”和“師”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國文化中，那種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沒有的。在中國歷史上，神權從來沒有超過王權。二是高揚明道正誼，強調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萬物中是最有主動性和能動性的，那麼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國文化中，明道、正誼、節制物欲、完善自我的人格這樣一些觀念深入人心。

在當今物化越來越嚴重、人越來越可能淪為物的奴隸的情況下，人文精神是我們現實社會迫切需要的一種精神。

儒、釋、道三教的主要精神

儒、釋、道三教都是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

儒家思想，或者叫儒家文化，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可以說是處於主體的地位。儒家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提倡自己創造，而不是坐等。儒家最核心的一個理念就是：隻有自己做好了，所有的外力才會輔導你，即所謂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強調自己品德的提升才是根本。儒家認為“盡己之心”就能“盡物之心”，然后“參天地之化育”，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自身和各種關系得以和諧發展。儒家還秉承“守常明變”的思想，即認識到事物都有它的原則或者根本的規律，但是應該在特殊的情況下靈活地處理這種規律。在儒家那兒，就被稱之為“經”和“權”的關系，“經”的意思就是原則、規律，“權”就是權變、靈活。

佛家講人的一切煩惱、痛苦都是人自身造成的。從根本上講，佛教是用來治心的，除去貪、嗔、痴之心，佛教把它叫做三毒(一切的苦都來源於這三種心)。還自我以本來的面貌，尊重人的心性。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很好地融入中國的本土文化，就是因為它提倡內省，反求諸己。強調佛就在你心中，即心是佛。要明心見性，見性成佛，而不是去向外求。成佛不能靠別人，別人隻能幫助你，但不能替代你。你得靠自力，也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來使自己得到解脫。這點與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內向精神正好契合。

道家認為，要遵循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個人的意願去隨意改造，強調自然無為。不單是對自然，對他人也應該尊重，使其按本性去發展。隻有按本性發展，才能達到最充分、最完美的狀態。道教也強調反省自己，不干涉他物，因勢利導。道家是遁世的，很多學道之人有躲避現實的行為。如果我們正確領會了自然無為的思想，對調整社會關系和個人身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特別是道家曠達的精神，很多事情看得開，放得下，中國人都是非常曠達的。

儒、釋、道確實是中國文化裡鼎足而立的三個支柱，一個鼎至少有三隻腳才能站得住，缺一隻腳都不行。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特征。三者既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互貫通、相互影響的一面。這三種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來支撐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們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時，同時應該清醒地看到，存在於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儒家倫理中一些封建糟粕。作為一種幾千年存在過的、而且有著廣泛深刻影響的歷史文化，隻要有合適的環境，它就有可能死而不僵、沉渣泛起。

禮樂教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它是人文的文化，體現出一種人文的精神。那麼，這種人文精神是怎樣養成的呢？主要是通過傳統的禮樂教育。

中國文化的精神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倫理的精神，一個是藝術的精神。二者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禮是用來規范人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即“別異，明分”，確定每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就是建立社會秩序。而樂，按照傳統的說法是用來“統同、合群”的。通過樂教使不同等級的社會達到和諧一體。人們通過樂來表達自己的志向、情感，通過樂來交流，從而構建起和諧的人際關系。

過去常常講，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是一種倫理的文化。這種看法有其片面性，隻看到禮教而忽略了樂教，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視樂教的。中國的文化是藝術的文化。中國有許多的藝術形式，單從文學上講就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從音樂上講，一直延續下來的就有琴、棋、書、畫，如果繼續上溯，還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都是我們藝術寶庫中的精髓。

比如古琴和昆曲。中國的古琴是世界上流傳至今的彈撥樂中最古老的一種樂器，至少有3000年的歷史﹔而昆曲可以跟印度的梵劇、希臘的悲劇、日本的古典戲劇“能”相提並論，並較它們更勝一籌。對於樂教，孔子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通過樂來完成對一個人的培養，把樂看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在中國，道德教育和藝術教育的緊密結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常常也是藝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們講“真善美”，“真”是對知識、真理的追求，“善”是對倫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對藝術境界的追求。中國人不僅講“天人合一”，也強調“真善美”的統一。道德的追求和藝術的追求在極值點上是完全融通、合二為一的。有人說，中國人的生活是藝術的生活。總之，中國文化滲透了一種追求藝術境界的藝術精神，禮樂教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過要懂得中國文化的精神，直接由“道”入手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道”都是一些比較抽象的道理，很難理解，而由“藝”入手就比較容易。很多人都喜歡欣賞中國的古典詩詞，我們讀詩的時候，不要僅僅停留在詩的本身，還要看一些詩論、詞話，這對我們了解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是十分有幫助的。

文化的憂患意識

我一直主張要對文化發展進行認真的研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對文化發展進行總體的戰略性的思考，那麼這個國家的文化發展肯定是無序的、混亂的。現在很多國家都非常重視文化發展的戰略問題，美國有制定文化發展戰略的專門機構，歐洲許多國家也有，亞洲像日本、韓國也都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從古至今，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的交流在不斷地進行著，互相融通是一種交流，互相沖突其實也是一種交流。交流是一種文化作為主體去吸取另一種文化中對自己有益的營養成分來豐富和發展自己。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不同文化進行交流時，是不能沒有主體意識的，否則就會出主而入奴，就會淪為其他文化的附庸。

我們現在雖然高喊要保護、傳承、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但如果我們沒有樹立起一種文化的主體意識，那麼，我們這樣去保護它，反而會使它喪失本來的民族特性。盡管表面上做得轟轟烈烈，結果——用一句現在時髦的話來講——反而是解構了我們的傳統。樹立這種主體意識，就是要強調以我為主，而不是去迎合時代，迎合現代人的欣賞趣味﹔就是要認識到我們傳統中有這樣一種樣式的文化形態，不管是藝術，還是其他什麼，總之，有這樣一種樣式形態存在。

近代著名學者龔自珍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時，總結了一套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要滅掉一個國家，首先要滅掉它的歷史，讓這個國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了，那麼還有這個國家嗎？沒有了。所謂“滅其史”，也就是滅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都改掉了，它的人民連自己國家的文字都不認識，連自己國家的文化都不知道，還會認同它嗎？一個不認同本國文化、文字和歷史的人，你讓他愛國，他愛得起來嗎？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本文根據《文藝報》訪談整理而成，訪談者為黃海貝)

(摘自2015年1月26日《文藝報》)

來源：紅旗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