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的脈絡與方略

古代中國總體上屬於輝煌中國，被稱之為“東方雄獅”。近代中國總體上屬於“沒落中國”，雄獅沉睡了，被稱之為“東方睡獅”。當代中國，尤其上1978年以后，我們既動員組織國家一切資源和力量辦大事，又積極進行具有自我糾錯、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性質的改革，還與時俱進地開創中國道路和中國理論，從而取得了巨大成就，“東方睡獅開始醒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自覺遵循歷史必然性與價值合理性統一的歷史邏輯，按照 “破解難題——建構秩序——唱響中國”這一脈絡和方略進行治國理政，“使東方睡獅真正醒來了”。

在新的歷史起點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難題”

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兩年多來，其執政邏輯首先是集中破解上述系列難題，其線索清晰、主題鮮明、重心聚焦顯而易見。從“問題意識”到“敢於擔當”，從“問題倒逼改革”到“壯士斷腕、背水一戰”，從“重拳反腐”到“作風建設”，從破解“四大危險”到“打鐵還需自身硬”，從“攻堅克難”到“凝聚力量”，從“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都表明這一點。

當今我國現代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本質特征就是“表達訴求、矛盾突發、攻堅克難。”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攻堅克難”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把“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問題倒逼改革”，即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發展難題，作為治國理政的突破口。

首先，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2004年，習近平同志就在思考發展與改革的關系。在談到浙江改革問題時他說，“浙江改革開放二十多年走過的道路，就是一段‘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的歷程”。如同浙江一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同樣體現這一規律性。1978年，中國發展的核心是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啟動了農村改革﹔1984年，中國發展的核心是解決效率問題，我們啟動了城市改革﹔1993年之后,中國的發展聚焦到體制上，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就開始積極建立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今天，我國發展進程中積累了不少矛盾、問題和難題，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的主題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由上可以看出：正是我國發展進程中不斷提出新問題和遇到新難題，才力求通過改革來破解。

其次，問題倒逼改革。如果說，“發展”是改革的動力和源泉，體現的是中央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理性和自覺﹔那麼，“難題”就是改革的壓力和推力所在，體現的是中央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1978年以來，在我國發展與進步進程中，會不斷產生、呈現一系列難題，尤其上對具有“時空壓縮”背景的我國來講，更是如此。再加上一些人逃避、掩蓋這些難題，就會把這些難題積累起來，成為“難啃的硬骨頭”。這些難題，在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在政治領域，主要是權力的越位、缺位和錯位，是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所產生的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是利益固化的藩籬﹔在文化領域，主要是物欲橫流、貪欲膨脹與精神懈怠﹔在社會領域，主要是公平正義有所缺失，社會流動機制不暢﹔在生態領域，主要是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環境污染嚴重﹔在黨的建設領域，主要是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不破解這些難題，改革無法深化，發展阻力重重，也影響社會穩定。改革在本質上就是破解難題的，隻有破解難題，才能推進發展和促進社會穩定。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把直面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發展難題，作為治國理政的突破口。

適應新常態以“建構秩序”

在破解難題的進程中，邏輯上必須進一步建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不僅是因為現在遇到的許多問題和難題多是在無序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而且建構新的社會秩序，也有利於破解難題，使中國社會走上良性運行的軌道。所以，在邏輯上，破解難題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第二個步驟，就是要積極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這裡所謂的社會秩序，是指一種在整體上既具有動力也呈現平衡的有序的社會狀態。

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一個顯著標志，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理念。新常態，本義是為我國經濟轉型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且提出的新措施提供理論依據。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經濟新常態自然會帶來政治新常態和社會新常態。這反映到執政者身上，就是必須努力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其實，習近平總書記極力推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出“八項規定”和“三嚴三實”，重拳反腐，倡導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統一，目的就是為人的行為確立規范，為黨和政府立規矩。有規范、有規矩才會有秩序。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與治國理政實踐，可以揭示出其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的戰略構想，其核心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新常態、一種總體框架。”

“三個新常態”，就是適應經濟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創新驅動實現經濟新發展﹔建構良好有序的政治生態，營造一個良好的從政環境﹔培育健康的文化生態，建構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一種總體框架”就是：

一要建構基於公平正義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即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使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或人民）力量之間達到協調、配合和優化，發揮好政府、市場和社會（或人民）的作用。從靜態角度講，把握一個社會，首先要把握其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在根本上由社會結構決定，有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秩序。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的論述中，蘊含著要建構這種社會結構。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

二要建構既有活力又具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平衡機制和治理機制。從動態角度講，把握一個社會，需要把握其社會運行機制。社會結構決定社會運行機制，社會運行機制進而決定社會秩序。習近平總書記思考並從根本上要解決的總問題，是改革發展穩定。發展的關鍵是確立並發揮好動力機制，穩定的關鍵是確立並發揮好平衡機制，改革在本質上是要確立並發揮好治理機制。這三種機制是存在於任何事物、任何社會中的三種根本機制。動力機制，是指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所構成的動力系統及其作用機理，它釋放著社會發展的能量，其基本表現是活力。動力機制的核心功能，是通過建立社會流動機制，以解決社會賴以發展的動力，既讓一切創造財富源泉涌流，讓一切創新能力迸發，又使每個人各顯其能。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秩序，應是一種積極的、有益於社會發展的秩序，缺乏各盡其能並充滿創造活力的秩序，是一種消極的秩序，對當代中國發展是不利的。考察一個社會的動力機制狀況，要看它能否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能否最大限度激發全體社會成員的創新能力，能否調動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能否使社會各要素、各領域和各方面充滿發展動力和創新活力。平衡機制，是指社會各要素和各部分之間保持協調、和諧，且穩定有序運行的機理和狀態，它保持著社會發展各部分之間的協調，其最高表現是和諧。平衡機制的核心功能，是通過平衡利益分配和整合價值取向，使速度與穩定、效率與公平達到均衡，從而形成一種穩定有序、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發展秩序。考察一個社會的平衡機制狀況，要看它能否使全體社會成員各得其所、和諧相處，能否使社會各要素、各領域、各方面的關系處於比較協調有序的狀態，能否使公平正義得到保障、社會矛盾趨於平緩、社會生活安定有序。治理機制，是指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矯正經濟社會中動力和平衡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動力機制和平衡機制達到優化、協調、配合，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諸種體制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影響社會秩序的重要因素。衡量治理機制有效性的標准，主要看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與平衡機制是否優化、協調、配合。以上三種機制是通過制度規范、體制運作和政策措施體現出來的，一切制度規范、體制運作和政策措施的背后，都有這三種機制在發揮作用。檢驗一個社會運行是否良性有序，關鍵看這三種機制能否有機結合、協調配合，從而發揮好整體功能。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關於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以解決好經濟社會的發展動力、創新活力與和諧穩定問題的論述，其實質與核心，就是要建構好既有活力又具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平衡機制和治理機制。

三要正確處理德治和法治的關系，規范人的行為方式。社會的主體是人，人及其行為方式是什麼樣的，社會秩序就是什麼樣的。決定人的行為方式的，不僅有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還有基本的社會規范，即德治和法治。要具有良性運行的社會秩序，就必須規范人的行為方式，而德治和法治是規范人的行為的基本方式。德治從內在精神世界上規范人的行為，法治從外在硬性制約上規范人的行為。一個良性有序的社會，必須使德治和法治得以施行和維護，同時也把無序和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四要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形成一個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對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有直接影響。“社會--文化”環境的核心，是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實質和精髓，是注重社會秩序的建構。其核心，就是要求正確對待和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其實，隻有正確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才能使人們做到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進而才能建構一個良性有序的社會。各盡其能，就是激發每個人的創新能力，使每個人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一個有良性秩序的社會，必須是一個各盡其能並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各得其所，主要指一個社會通過合理的社會分工，使社會成員能做到各得其崗、各司其職、各守其則、各得其位和各享其成。在這種各得其所的社會裡，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人們的心情才能舒暢。這裡，各得其所是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的關鍵。和諧相處，是建構當代中國社會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其基本特征，是以各種關系的和諧來維持社會穩定與秩序，其基本內涵，是人人平等、和而不同、協商合作、共生共進。

在實現中國夢的實踐進程中“唱響中國”

在破解難題、建構秩序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邏輯上會進一步向世人展示彰顯中國元素、樹立中國形象、唱響中國聲音、堅定中國自信的執政目標和行動框架：一是唱響中國夢﹔二是唱響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三是唱響中國話語。這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文本中有切實體現。

第一，唱響中國夢。到2020年左右，中國基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后，中國發展應有一個新願景，就是真正確立中國在世界中的強國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方面回應了上述時代需求﹔另一方面也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有大擔當，有大追求。

不難發現，新一屆中央正在通過兩個戰略完成對當前歷史使命的自覺擔當。前者，承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步驟，要在2020年左右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制度框架，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后者，立足於2021年新的歷史節點，瞄准2050年的第二個百年目標，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個30年的歷史進程中，打造一個新的歷史輝煌。

第二，唱響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為實現中國夢，注重從正面奮力唱響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這四個方面反復提及，實際上意味著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起點上，要實現由大國成為強國的目標，必須積極唱響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和國家治理現代化。

中國道路擔當“實現路徑”角色。無論是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首要根本問題，它關乎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今天，中國道路在世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正因如此，新一屆中央不僅對中國道路的獨特優勢及其對實現中國夢的決定意義充滿自信，而且注重研究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

中國精神擔當“精神支撐”角色。中國精神，是指貫穿一切方面的文化基因，是文化層面的立國之本、興國之魂。它主要包括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既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硬實力），也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軟實力）。新一屆中央提出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質，就是既解決我們一些人的精神懈怠和價值取向問題，增強我們中國人的精神力量，又要建設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並掌握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

中國力量擔當“根本依靠”角色。實現中國夢，如何凝聚並充分發揮好社會各個階層和每個人的積極力量，如何凝聚中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力量，就成為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面臨的一個緊迫課題。為解決這一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要凝聚力量和匯聚社會正能量，主要包括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力量﹔另一方面就國際而言，又強調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國際關系及外交新格局，即注重多極制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掌握話語權。

國家治理現代化擔當“主體”角色。隨著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力量轉移，必然提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從時間上看，這是繼中國“四個現代”之后的第五個現代化﹔從內涵上看，“四個現代化”是物質層面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是制度和人的層面的現代化。如果說，“四個現代化”實現的是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變，那麼，第五個現代化則要完成從傳統社會以“權力的權威和德治”為主導向現代社會以“法律的權威和法治”為主導的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指“六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制度建設）目標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指“三個梯次”的目標架構，即宏觀層面的治黨、治國、治軍﹔中觀層面的內政、外交、國防﹔微觀層面的改革、發展、穩定。三層之間，梯次展開，層層聚焦。

第三，唱響中國話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中國話語體系，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集中體現。中國話語體系主要包括話語基礎、話語核心、話語體系、話語方式、話語自信、話語傳播和話語權等七個層面。從廣義講，話語基礎主要包括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從狹義講，指中國道路的中國意義和世界意義。話語核心是從話語基礎提升出來的本質和中國話語體系的核心理念。話語內容是從理論上講中國話語體系的基本內容，它主要包括中國話語體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話語方式就是“你怎麼講讓大家愛聽”，它主要包括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和普世話語。話語自信就是“充滿自信地講”中國話語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等，講的就是話語自信。話語傳播就是“你的話語能傳播出去”。在2013年“8.19”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講到了話語傳播問題。話語傳播，主要包括誰來傳播，傳播什麼，向誰傳播，用什麼方式傳播，傳播要達到什麼目的等問題。話語權是建設中國話語體系的最高目的，講的是定義權、解釋權、主導權和控制權等。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天津市委黨校教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