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1959年擺脫英國直屬殖民地身份成立自治邦，時年35歲的李光耀上台執政，是當時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理。1965年新加坡建國，李光耀接著當了25年總理，直至1990年改任國務資政，然后當內閣資政，實打實地整整“資政”20年，直到2011年他一手締造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空前受挫，他才退出內閣，但影響仍然無處不在。
31年總理，20年資政。其間，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領頭羊，“創造了在一代人時間裡變身發達國家的奇跡”。新加坡統計局數據顯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為428美元，1989年便已突破1萬美元，2014年達到5.6萬美元，超過美國和加拿大排名世界第八。另據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報告，2014年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新加坡位居第二。而在透明國際反腐榜上，新加坡的廉潔指數多年來穩居世界前十。今年１月出爐的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新加坡連續16年全球第一。
“新加坡奇跡”向來舉世驚艷。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早就說過，李光耀帶領新加坡走上一條“進步的捷徑”，而李光耀身后備極哀榮，亦令這條“捷徑”到底是什麼，優缺點又是什麼，再度為世界所熱議。但是，新加坡的成功秘訣，並非僅僅是“威權政府＋嚴刑峻法＋自由貿易＋通用英語＋跨國公司＋全球人才＋花園城市＋科技教育＋儒家文化＋冷戰時代的國際便車……”這麼一張可以不斷羅列下去的清單，最起碼不應這樣簡單地疊加堆積，我們更應該追問的是，是什麼使這一切產生了化合反應，導致“捷徑”效應？
第一問：新加坡為何沒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狙擊？
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1960年，共計101個國家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到2008年，它們當中僅13國躋身發達國家行列。而新加坡在1960年，連中等收入國家都還不夠格，甚至於連國家資格也還沒有具備，為什麼能夠50年來發展曲線一路向上，就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都隻能滯緩卻未曾倒轉其向上勢頭？
這個問題，不應該僅用“國家太小”這樣輕輕一筆帶過。的確，新加坡至今也還是“地圖上的一個小紅點”，建國時人口不過100來萬，如今亦隻500多萬，剛過我國國務院2014年11月對特大城市的最新設限。但是否能夠越過“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和國家規模決非決定性因素。在東亞，還有一個也基本沒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就直接晉身發達世界的國家，那就是人口超過一億的日本。李光耀多次表示，他雖痛恨二戰期間日軍在新加坡的暴行，但又受其權力運用和社會治理的影響很深，特別是嚴刑峻法的效力。日本與新加坡當然截然不同，但在注重整體發展、共同富裕、政治清廉、精細管理、秩序井然、整齊清潔、人才培養、勞資和諧、犯罪率低、失業率低等方面，共性多而突出，這應當不是偶然的，至少兩國的發展可以共同証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場后發現代化國家必然遭遇的埋伏。
第二問：新加坡為何沒經歷種族（民族）矛盾和教派沖突的噩夢？
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實打實就隻有最近這50年。立國之前，它一直是近代以來東亞和南亞各國移民的“集散地”。立國后，它成為東南亞少有的純移民國家，雖說華人佔據七成，但馬來裔、印尼裔、印度裔等東南亞和南亞移民數量也很可觀。族裔多，宗教多，語言多，鄉土觀念重，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國家意識和國民身份認同基本為零。
因此，新加坡立國之始，面臨的困境遠不僅是貧窮、腐敗、失業嚴重、資源匱乏、經濟困境、與周邊國家關系緊張等等。隻一代人時間，新加坡就憑空塑造並擁有了強大的國家凝聚力和團結共識，擺脫了在世界很多地方數百上千年擾攘不休的民族和宗教矛盾。隻一代人時間，多數新加坡人對國家的自豪感，對新加坡公民的全新身份認同，就超越了族裔、血統、宗教與文化歸屬帶來的先天疏離，這甚至是比經濟起飛更不容易的成就。要知道，即便美、英、法這樣老資格的發達國家，仍難以擺脫這些問題的困擾，2015年法國諷刺漫畫雜志《查理周刊》血案、2014年美國的弗格森事件、2011年的英國倫敦騷亂，種族矛盾都是重要導火索。而在中東、在非洲，與新加坡同時期獨立的許多國家，部族與教派沖突更是反復打斷國家發展進程。
第三問：新加坡為何沒陷入歷史悲情與對自身發展劣勢的自憐？
新加坡有足夠多的理由陷入歷史悲情和自卑自憐，這是一個文化根基薄弱的國家，是下南洋“苦力”的流轉集散地，立國前經歷了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和二戰期間日本殘酷的軍事佔領，日軍僅一次“檢証”行動，就屠殺了6000多名新加坡青年，李光耀僥幸死裡逃生，晚年回想仍覺驚悸。不僅如此，新加坡當年還是因為馬來西亞聯邦議會全票通過予以驅逐而被迫立國的，李光耀為此平生第一次當眾哭泣。對建國之初的新加坡，迫在眉睫的甚至不是發展和脫貧，而是如何生存。
但如今的新加坡，不僅解決了生存和發展問題，而且把劣勢反轉變成優勢。比如新加坡自來水供應本來全靠馬來西亞，為此李光耀夫婦處心積慮在建國之時專門要求馬來西亞在憲法修正案裡補充規定保証對新加坡的水供。但現在，新加坡飲用水已實現自給，淨水科技領先全球，自來水直飲質量令西方很多國家自嘆弗如。新加坡經常被馬來西亞等鄰國比喻成“東南亞的以色列”，但以色列建國時已經擁有一大批高素質人才，來自世界各地猶太人的金援智援亦豐，而新加坡相形之下人才匱乏，像李光耀夫婦這樣的劍橋大學一等生鳳毛麟角，如今，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排名，新加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這一切，不是國家小就能夠做到，甚至是國家小，人口規模小會更難做到。
李光耀任職總理的時候，在不同場合說過兩句很有名的話。對外，謀求新加坡在國際社會的立足之地，他說，這世界上沒有誰欠新加坡一碗飯吃。對內，拒絕採行歐洲式“搖籃到墓地”的高福利制度，他說，政府不欠任何人一碗飯吃。把否定句式換成肯定句式，他的主張其實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雙手救自己，國家如此，個人也要如此。
限於篇幅，追問就此打住，隻再簡單談談關於李光耀成就和“新加坡奇跡”的幾點想法。
第一，李光耀的治理之道，其實很難找到政策上的創造和創新，每樣政策，不拘巨細，都清晰可見對他國經驗的“拿來”，從英國，從日本，從美國，更從中華文化的智慧寶庫拿來。雖乏創新，但李光耀的“拿來”和拿來后自行搭配的眼光，實在稱得上卓越。
第二，李光耀師承主張“一步推動，一點一滴改良”的費邊主義和建立多元主義國家的英國思想家拉斯基。李光耀受過嚴格的英式法律思維和實証思維訓練，其實用主義，仔細思量更近於實証主義，如果被當成功利主義甚至急功近利，恐怕是嚴重誤讀。
第三，新加坡走的不是西化道路，但也不是一些西方媒體評論認為的儒家現代化道路，可以說是一條自力更生、博採東西方之長以合鑄新加坡之璧的亞洲現代化道路，儒學與西學，在實踐中無法也不應該根據體用之分來取舍。
第四，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先於發展，從而在亡羊之前提前補好了漏洞。已經有太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表明，經濟發展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反而可能推遲結構性問題的解決，導致發展難以持續。本文的三個追問，都可以在新加坡先行一步、未雨綢繆的制度設計中找尋答案。比如，新加坡各族群和睦相處，是這個移民國度穩定的基礎。李光耀不顧強大阻力，力推以英語為第一通用語言，除向國際求生存，這也是重要考量。新加坡沒有少數民族政策，或者說，沒有優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但具體制度設計中，嚴格防止單一種族的聚居，比如政府建設的“組屋”，各族裔有固定的入住比例，房屋買賣也得受這一比例限制，看似簡單，卻非常奏效。一句話，制度與可持續增長的關系方面，新加坡經驗值得我們做更進一步研究。
當年，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報告認為，越過陷阱的13個成功經濟體有5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開放型經濟，並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識進行產業和技術創新﹔第二，都達到了宏觀的穩定﹔第三，都是高儲蓄、高投資﹔第四，都是市場經濟體﹔第五，都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當時，該委員會主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說：“這是一個國家成功經濟發展的要素。”
斯賓塞單純從經濟角度討論發展問題，李光耀的視角或許是很有必要的補充。他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總結說：“要成功地轉變一個社會，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堅強的領導﹔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會法紀。”回看上世紀下半葉的發展中世界，擁有第一個條件的很多，第一和第二個條件都滿足的也有一些，三者俱備的則鳳毛麟角。3月29日在李光耀的國葬儀式上，他的長子、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悼詞中也意味深長地談到這一點。他引述父親生前的話說：“盡管發展我們的經濟非常重要，發展我們社會的性質同樣重要。”
事非經過不知難，成如容易卻艱辛。每個國家都注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國經驗教訓隻能參考借鑒卻無法復制。何況我們現在了解的新加坡發展史，實是由李光耀和他的戰友敘說的，基本限於主事者的單一視角，很可能還存在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需要繼續校正研究結果。
精彩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