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不但近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嚴重低估了真實市場失靈，即使早前曾公認傳統市場失靈三大形式的主流經濟學，也只是從一般均衡理論視角看到了市場缺陷，而無法看到真實世界中存在的更為重要、更具毀滅性的那些系統性失靈。
□一國要實現自己的持續穩定發展，就要求國家協調本國政府與企業界有效參與重大要素市場的國際博弈，為本國產業營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給環境和要素價格水平。若國家無此能力，則該國一般工業部門就已經先輸了一半。
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而要正確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正確認識現代市場經濟的缺陷或弊病，即學術上經常講的“市場失靈”。不幸的是，大多數經濟學者所了解的市場失靈還限於西方主流教科書中的傳統說法。而在真實世界中，市場經濟自身已經發生許多重大變化，出現了“新型市場失靈”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新型市場失靈是市場經濟的系統性失靈，對經濟運行的殺傷力遠遠超過傳統形式的市場失靈。由於這些系統性市場失靈的存在，我們對國家在市場體制中的角色與職能的認識，必須超越教科書的窠臼，進行實事求是的探討。下面，我先從傳統的市場失靈論說起。
被遮蔽的“失靈”與被抬高的“優越”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市場失靈有三個主要表現，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壟斷。所謂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費的產品，如潔淨的空氣和路燈。由於私人無法獲得收益，因此不能由市場有效地投資和生產。所謂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動對他人的影響，如污染是對別人負的外部性，而知識則是對他人正的外部性﹔ 由於外部性影響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會主動增加（正的）或控制（負的）外部性。這也是市場失靈的一個表現。所謂壟斷，較易理解。總之，這三種“市場失靈”的形式曾被主流經濟學認可，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學理基礎。
但近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擴張大大淡化了上述市場失靈的危害性。比如，公共物品可由政府購買私企服務來解決或減輕﹔外部性問題在交易費用不大時可由當事人自願協商，合約解決（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而壟斷問題也可由開放企業准入和國際競爭來化解（這是巴莫爾的可競爭市場理論）。結果，原先公認的市場失靈的弊端被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與此同時，自由市場的優越性則被抬高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市場經濟”四個字具有了某種“神聖性”。優越性之一，是“激勵相容”，即通過市場競爭迫使自利性主體通過利他實現利己﹔優越性之二，是“有效信息與協調”，即通過價格機制對市場中無數分散的信息進行集成，指引無數分散主體自發決策以達至有效的資源配置﹔優越性之三，是推動技術進步，即企業家內在的利潤追求和外在的市場競爭壓力驅使企業進行創新，使市場經濟充滿發展潛力。總之，今天在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眼中，不論是激勵、資源配置還是技術創新，都是市場經濟自發運作產生的自然成果，隻要把市場經濟搞起來，自然就會有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成功發展。在我國，由於過往幾十年市場取向的改革與經濟成功同步發生，這種近乎“市場萬能”的思路便更為廣泛而強大了。
但是，真實世界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我舉一個林毅夫老師提出的疑問。為什麼凡是成功地從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都是當初被認為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國家？為什麼凡是被國際組織認可的實行市場經濟的“優等生”，都沒有成功？我把這個疑問命名為“林毅夫觀察”。推而廣之的話，反例更多，比如：
為什麼從改革開放頭一天開始，天天受到主流經濟學家批評的中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為什麼美國自裡根以來實行全面自由化30多年，反而爆發了包括2007年危機在內的三次重大金融危機？為什麼這一長時段中，曾經居於世界頂端的美國主流產業大幅衰敗，曾經成為中產階級佔優的“橄欖形社會”在收入分配上又再次兩極分化？
為什麼日本在政府強而有力主導產業政策（稱為“發展型國家”）的20多年中，經濟高速增長，但在全面市場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之后反而停滯了20多年呢？
隻要環顧四周，我們不難發現，當代各大市場經濟體無不存在更為重大的系統性失靈，面臨眾多復雜而深刻的經濟病症，困難重重，步履維艱。這提醒我們，真實世界中的“市場失靈”遠非主流經濟學所承認的那些。事實上，不但近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嚴重低估了真實市場失靈，即使早前曾公認傳統市場失靈三大形式的主流經濟學，也只是從一般均衡理論視角看到了市場缺陷，而無法看到真實世界中存在的更為重要、更具毀滅性的那些系統性失靈。
真實世界中的系統性市場失靈
結合當代現實，我在這裡對真實世界的市場失靈做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概括：
第一，貨幣的變性。貨幣本來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以美國持有的黃金儲備為基礎﹔各國貨幣與美元挂鉤，可自主兌換黃金，由此形成黃金支撐美元、美元作為基礎的世界貨幣體系。但在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國印發的“美鈔”。本來這種沒有黃金價值支撐的“美鈔”是難以大規模發行的，但美國用了三招成功地將“美鈔”變成“美金”，從而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這三招之一，是憑政治軍事威懾力鎖定中東石油用美元定價的壟斷權﹔之二是發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創造天文量級的美元交易需求與投資/投機﹔之三則是基於全球金融交易市場的內在震蕩，創造出各國央行對美元的儲值需求。其結果，把美元由美國貨幣轉化為世界的問題，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濫，但也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由此，一般均衡理論要求的“貨幣中性”完全不復存在，由美國國內政治博弈所決定的美元發行與全球流動性，成為驅動世界經濟運行和國別發展狀態的極其重要而又難以預測的內生力量。
第二，金融產業的異化。由於美元變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場跨越式膨脹，使當代金融產業分成了功能相異的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面向實體經濟的生產服務性金融，它作為實體經濟中資金供求雙方的中介，由商業銀行主導﹔第二部類是面向投機交易的自我循環型金融，它遠離實體經濟，純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驅動，在交易過程中追求牟利﹔前者即生產服務性金融在商業銀行進行，后者即自我循環型金融，在影子銀行和資本市場運作。
重要的是，當代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場具有無法想象的深度與廣度，其產品鏈錯綜復雜，花樣繁多。就載體說，它從股權、信貸到外匯，從大宗商品到利率、匯率，各種資產和其價格都被交易﹔就合約品形式上說，從正規交易所到場外交易，從期貨、期權到資產証券化、互換、遠期、權証等，它把基於資產的衍生品和純粹基於信用的衍生品一網打盡。其結果是超出實體經濟規模無數倍的虛擬金融交易場，在其中，天量的流動性不分晝夜、不分國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處，泡沫翻滾﹔虛擬游戲火爆，實體經濟呻吟﹔而當庄家離場、泡沫散盡之時，哀鴻滿地，民怨接天。長此以往，人心不古。貪婪成為時尚，奢靡作為獎賞。金融繁盛，不但與實體經濟無關，反而為其雪上加霜。
第三，權力介入基本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一般均衡理論中把所有商品置於同一市場。但實際上，基本生產要素與一般商品有著重大差異。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等，從來都是有資本權力與國家參與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貨交易所的出現，把大多數基本生產要素均變成了投資品，更進一步凸顯了基本要素與一般商品的區別。這裡的關鍵是：對一般商品，如空調、冰箱、自行車，買家關注的是其使用價值，故價格高就買者少，價格低就買者多，是謂避漲就跌﹔經濟學上，這就是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價格機制自發調節達到資源有效配置。但是，生產要素成為投資品后，因為買進不再是為了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賣出，反而產生了追漲殺跌而不是避漲追跌，導致需求曲線不再向右下方傾斜，價格決定機制由此變形。尤其是金融寡頭的資本權力相互博弈，嵌入要素交易格局與價格形成過程。
第四，第二次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按照主流經濟理論，工業化時代早期由於勞動力過剩，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擴大，但隨著經濟發展和剩余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工資普遍增長，會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這種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就是庫茲涅茨“倒U曲線”。這一收入分配改善的情形在二戰之后幾十年確實出現過，美國也因此形成了中產階級為主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但裡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來的幾十年，情況發生逆轉。過去20多年，美國人均GDP從1980年的26530.1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42175.1美元，但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真實收入則基本沒有增長﹔而處於頂尖5%的家庭，其收入佔比則從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1968年基尼系數在0.39左右，2011年為0.48。西方發達國家中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形社會”正在瓦解，中產階級向兩極分化，少部分成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窮人行列，形成圍繞富有與貧窮各自分布的情況，被稱為“M型社會”。與100年前相比，富豪佔社會的比重增加，而且從平民成為富豪的時間縮短。這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現代技術革命所引發的、不容忽視的趨勢性現象。其中，虛擬經濟越發達，娛樂經濟越發達，創造中產階級能力較強的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越是顯著萎縮，滑向M型社會的危險就越大。
第五，宏觀震蕩、全球失衡與周期性危機。如前述及，教科書經濟學忽視普遍生產過剩，直接上承19世紀經濟學中的薩伊定律，即認為市場自發調節會使“供給自動為自己創造需求”。而1930年代的大危機中產生的凱恩斯革命，實質上把普遍過剩的危機（有效需求不足）帶入了主流經濟學框架，並影響了各國政府的政策。然而，由於凱恩斯式宏觀政策所存在的“治標不治本”的局限，引出了芝加哥學派（從貨幣主義到理性預期）的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又把危機歸因於自然狀態或政府不當行為。但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再次表明：全球化時代的宏觀震蕩更加劇烈，危機一旦發生，就會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諸種“市場失靈”的綜合。貨幣—金融體系異化，基本要素市場格局與價格形成的過程中權力介入，加上無限制供給紙幣，才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來已久的周期性危機極度變形，宏觀震蕩才有史無前例的深度、廣度與破壞性。
綜上所述，傳統形式的市場失靈只是從一般均衡理論角度看到的、低層次的市場缺陷。而我所講的“新型市場失靈”則是真實市場經濟制度的系統性失靈。其中一部分表現，如貨幣的紙幣化與金融產業異化，是當代發生的新的現象，而總體上說，則是源自以資本權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內在矛盾，這就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生產目的與一般社會需要之間的差異和沖突。二戰后的軍事技術產業化開辟出新的創業市場與利潤空間，帶來了20多年的戰后黃金年代。但其后果則是新一輪的資本與產能過剩。80年代起中國加入全球化，既擴大了全球市場，又承載了過剩資本，從而使美國選擇了用世界性過剩資本支持美國福利、用美元超發支持全球經濟擴張這樣一種戰略，暫時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內在矛盾之上的宏觀過剩，但從長期看卻又積累起全世界都無法承擔的生產過剩的重負。產能過剩、利潤率下降，企業淘汰，結構失衡，全球經濟陷入僵局。如果沒有重大技術革命帶來新的產業機會，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陷入長期低迷的困局。
因此，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種種結構問題極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國，我國能夠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開拓出一條超越資本—市場自發邏輯的新的發展道路嗎？
國家與市場關系的再定位
基於對系統性市場失靈的解釋，我們對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就有了新的認識。國家在當代市場經濟中的角色與功能不同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布道。除了提供國防、外交、法治等公共物品以及通過反壟斷法和產業規制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等基礎性政府職能之外，當代市場經濟中的國家至少還應該承擔如下新的職能：
1、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選擇與調試。在產業體系中，主要企業都必須有自己企業的發展戰略﹔同理，在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全球財經體系中，大國也不能沒有自己的國家發展戰略。否則，隻能處處被動，難於避免落敗的下場。
2、選擇與發展戰略相適應的經濟體制與模式。有的學者喜歡講“該市場做的還給市場，該政府做的政府就要做好”。這話不錯，但太空洞。關鍵是認清不同的市場要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普通商品市場中（如大多數制造業），價值規律的運行比較正常，應該讓市場競爭起到決定性作用，以做到優化資源配置，減少交易成本，激勵創新創業的活力等功效。但是，在戰略性、基礎性生產要素市場（如能源、土地、房產、大宗商品、貨幣、外匯等）中，由於其具有投資品性質，受全球金融體系影響至巨至深﹔在上述美元霸權與全球資本權力強勢主導全球金融的條件下，上述重大生產要素的供求與價格已不再由價值規律主導，而是由國家政治力量、資本市場權勢和市場自發力量三者互動來決定的，導致資產泡沫反復出現。因此，一國要實現自己的持續穩定發展，就要求國家協調本國政府與企業界有效參與重大要素市場的國際博弈，為本國產業營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給環境和要素價格水平。若國家無此能力，則該國一般工業部門就已經先輸了一半。
3、打造市場相容型的收入分配改良機制。我國不能僅僅是在再分配層面做文章，而要深入到財產制度與初次分配領域開創新路。一個可行方法，就是通過長期基金方式，由財政資金引導，借助國家信用，多元化募集設立低成本的民生投資基金，系統地投資和持有那些隨國民經濟發展會自動增長的穩健收入流背后的資產，然后用這些公共資產性收入作為對低收入群體的扶助資金。隻要思路打開，更多可持續的收入分配改良機制就會創造出來。
4、創新政府體制，打造有為政府。若承擔上述種種新型經濟職能，政府自身的效能與效率就變得重要了。為此，既要從嚴治黨，加強廉政建設，也要創新體制，通過政府體系的組織變革與優化，實施透明高效的政府事務流程再造，建設具有國家戰略領導能力的廉潔、高能、高效的，有作為的人民政府。
思想者小傳
史正富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華投資集團董事長。復旦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美利堅大學經濟系博士和馬裡蘭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史正富教授著有《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現代企業的結構與管理》、《現代企業中的勞動與價值》、《現代企業的產權革命》﹔ 任《30年與6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和《中國改革30年研究叢書》中、英文版主編﹔曾與蔣學模先生合編《政治經濟學教材（第十三版）》。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優秀圖書獎等多個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