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如才
[摘要]“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關於這一論斷提出的原因、深刻內涵、具體要求，習近平在多個場合闡述過。基於習近平的有關論述，可以對這一重要論斷作出如下分析：這一論斷是我們黨在全面審視和分析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大勢基礎上作出的。從國際發展環境看，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原有的全球政治經濟均衡狀態正在被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從國內發展階段看，我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歷史階段，矛盾和風險比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時更多更復雜。這一論斷內涵深刻，需要我們准確把握、深刻理解，特別要注意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的歷史特點中蘊藏的機遇和挑戰。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必須堅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壓艙石，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建設一支宏大的高素質干部隊伍，作好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能力上的重要准備。
[關鍵詞 ]習近平﹔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也是習近平主持報告起草工作時明確主張寫進去的。他直言“這句話涵義是很深的”，並在多個場合進行過闡述。深刻理解這一重要論斷，有利於我們加深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論斷、新思路、新舉措的認識。
一、“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全面審視和分析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大勢得出的重要判斷
觀大勢、謀大事，自覺在大局下想問題、做工作，是習近平的一貫要求。那麼，當前國內外形勢最顯著的特點究竟是什麼？我國又究竟面臨著怎樣的發展大勢？關於前一個問題，“轉折點”和“跨越期”是我們必須牢牢抓住的兩個關鍵詞﹔關於后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十八大報告的兩句話：一句是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另一句是要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
1. 從國際發展環境看，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原有的全球政治經濟均衡狀態正在被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
2. 理解當前的國際形勢，2008 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無法回避的基本背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猛烈沖擊下，國際形勢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人民日報》2014 年8 月31 日。），原有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深刻調整在所難免，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
其一，世界經濟由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形成了全球三極分工格局，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主要市場，資源富集國家提供資源，我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是全球制造中心，三極之間供需大循環形成了資源配置，帶動了上一輪全球經濟繁榮。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原有供需大循環被打破，下一輪國際經濟競爭主動權的爭奪更加激烈。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再工業化進程加快、新興市場國家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資源富集國家也努力向產業鏈上游攀升，全球專業化分工呈現出向各個國家內部分工轉變的傾向。習近平指出，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參見《人民日報》2012年 12月 17日。）
國際金融危機在沖擊世界經濟秩序的同時，也極大地影響著原有的經濟發展理念。在危機的沖擊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已經“流水落花春去也”，凱恩斯主義也難以妙手回春，福利主義制度可持續性發生嚴重困難，不少國家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發展模式。
其二，大國關系也進入全方位角力新階段。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使得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升溫，冷戰思維抬頭，一些地區的歷史積怨和文化沖突再次浮出水面。經濟危機與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矛盾撞擊反射、相互滲透，使整個國際形勢變得山重水復，更為錯綜復雜。
從更深層次上看，國際金融危機給國際力量對比帶來了此消彼長的變化，推動了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深刻調整。發達國家實力相對下降，發展中國家地位相對上升，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從歷史上看，新興大國的出現必然帶來國際格局調整，必然遭到守成大國遏制，大國關系將更加復雜。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西方敵對勢力決不會希望看到我們順利實現和平發展，其遏制我國發展的戰略圖謀是不會改變的。比如，西方國家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美國高調推行“重返亞洲”和“亞太再平衡”戰略，引起地緣政治格局和大國關系深刻調整，已經對我國周邊產生了深刻影響﹔全方位、深層次世界新軍事革命，與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發展變化相互呼應、相互影響，關乎各國戰略主動權，等等。（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8月 31日。）
其三，在全球政治經濟新均衡的形成過程中，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是最難掌控但必須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從歷史上來看，走出經濟危機，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外，最根本的動力在技術革命，而每一次技術革命又會對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產生深刻影響。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重要的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技術突破加速帶動產業變革，對世界經濟結構和競爭格局正在產生重大影響。
習近平把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全球經濟結構的重塑，比作體育比賽換到了一個新場地。在傳統國際發展賽場上，規則別人都制定好了，我們可以加入，但沒有更多主動權。如果我們能夠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就可以在新賽場建設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導一些賽場建設，從而使我們成為新的競賽規則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競賽場地的重要主導者。否則，不僅無法實現彎道超車，還有可能重新陷入被動，使原本已經縮小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6月 10日。）
總之，全球政治經濟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需要在深刻調整中尋求新的平衡，這將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當前，國際形勢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習近平強調，我們隻有密切地關注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把握世界大勢，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才能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把握主動、贏得發展。（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6月 27日。）
2.從國內發展階段看，我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歷史階段，矛盾和風險比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時更多更復雜。
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6000美元，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按照“兩個翻一番”的目標，據專家測算，到 2022年左右，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我國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參見於春暉、李曉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人民日報》2013年 6月 23日。）換句話說，黨的十八以后的 10年，我國都將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歷史階段，直接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可謂形勢逼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正如鄧小平早在上世紀 90年代初就曾預見到的那樣，“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而且“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64頁。）。實際上，包括發展方式滯后、技術創新不足、城市化與工業化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社會矛盾凸顯等許多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已經在我國有不同程度的顯現。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都將面臨著比以往更多更復雜的矛盾和風險。比如：
經濟上，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亟需把經濟工作的立足點轉到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上來。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狀況，使得我國經濟面臨著許多兩難問題，對我們的決策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政治上，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而我們的民主法治建設同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我們的制度還沒有達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 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8頁。）
文化上，一方面，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持續朝著於我有利的方向發展，一些西方國家越來越感到如鯁在喉、如芒在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更加激烈。我們在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 22頁。）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矛盾多發易發，引起社會沖動、易變、浮躁心態的因素增多，如何加強輿論引導、穩定社會預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社會建設上，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穩定進入風險期，各種一般矛盾和深層次矛盾交織疊加，一些重大問題敏感程度明顯增大，處理不慎容易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不斷增強，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安居樂業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生態文明建設上，經過 30多年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環境問題進入了高強度頻發階段。由於群眾生態環保意識不斷增強、維護環保權益的訴求更加強烈，特別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我國環境問題，企圖借此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甚至影響政權穩定，生態環境問題已經不僅僅是重大經濟問題，也越來越成為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
黨的建設上，與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相比，與黨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相比，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組織建設狀況和黨員干部素質、能力、作風都還有不小差距。特別是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面臨許多考驗和危險，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處在新的轉折點上的國際形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各種戰略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國際體系進入了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的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各種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相互交織、各種矛盾和熱點問題疊加出現的復雜形勢。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85頁。）國際國內環境的深刻變化，決定了我們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二、“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一論斷具有深刻涵義
習近平指出，“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句話，強調了要注意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的歷史特點，這裡面就有我們要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深入理解、准確把握好這個重大判斷，緊緊抓住新機遇，妥善應對新挑戰，努力創造新優勢。
1.關於“偉大斗爭”。現在理論界對於“偉大斗爭”有多種概括。不管如何概括，它們都是圍繞著“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總任務進行的。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庄嚴使命、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我們國家的奮斗目標，都聚焦於這個總任務、歸結於這個總任務。我們要緊緊扭住這個總任務，一代一代鍥而不舍干下去。”（《人民日報》2012年 11月 19日。）從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歷史深度、世界各國追求現代化的現實廣度和人類對社會主義的夢想高度上說，也正是這一“總任務”賦予了這些“斗爭”以偉大的品格。
正因為如此，習近平指出，隻有緊緊扭住這個總任務，牢記我們執著奮斗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才能在面對各種“偉大斗爭”時，准確分析形勢、牢牢站穩立場，不動搖、不折騰、不懈怠，問題一個一個地解決、困難一個一個地克服，扎扎實實向既定目標前進。
2.關於“新的歷史特點”。國際國內形勢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呈現的新的階段性特征和我們肩負的新的歷史使命和任務，使我們實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形勢新問題，也使得我們為了完成總任務而進行的和將要進行的偉大斗爭，必然呈現出許多“新的歷史特點”。
比如，“四化同步”。從內容來看，“新四化”中的每一個單項都不是新的提法，但強調“四化”同步發展則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 200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這就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並聯式、疊加發展的過程。這就意味著西方國家在200多年時間內漸次出現的問題，在我國發展的特定階段集中呈現出來。如何處理好這“四化”之間的關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再比如，打好環境治理攻堅戰，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上世紀 80年代，我們就把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但是，現在相對於增長速度，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惡化有更多的不滿。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現代化建設全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態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和全過程。
又比如，維護國家安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當前，各種安全問題並存，國家安全形勢呈現出新特點新趨勢。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4月 16日。）
總之，“新的歷史特點”內涵豐富並在不斷發展之中。中央強調“新的歷史特點”這個概念，不是為了機械地歸納出它的各種具體表現、一勞永逸地提出應對之策﹔而是為了提醒全黨要准確認識形勢和任務的新變化，堅決糾正任何落后於實際、無視深刻變化著的客觀事
實的觀念和做法，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使領導和決策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
3.關於“必須准備”。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習近平指出，“不斷解決好前進道路上面臨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41頁。）。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已經存在或可能遇見的困難和風險，繞不開、躲不過，怎麼辦？隻能作好准備、積極應對。
現在，有些人對“新的歷史特點”存在消極和模糊認識，甚至借我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全盤否定我們的道路、理論、制度以及我們的奮斗歷程和取得的成就。針對這些錯誤認識和觀點，我們有必要作出澄清，對這些“新的歷史特點”出現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這些“新的歷史特點”，有的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比如，在資源短缺、生態脆弱的情況下，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就決定了我們隻有走科學發展之路﹔有的是由我們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比如，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就要求必須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有的是來自外部環境的風險與挑戰，未來一個時期是中國和世界關系深度磨合、調整適應的敏感時期，作為一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大國，中國越發展壯大，面臨的外部風險和挑戰也就越多﹔還有些與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有關，對社會主義這個我們隻搞了幾十年的東西，我們的認識和把握也還是有限的，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發展。（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4頁。）
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現在，我國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每時每刻都在出現，而且多數又是我們過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是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 3月 3日。）
三、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作好思想、組織、作風、能力上的重要准備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就能實現的，我國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習近平多次指出，“想一帆風順推進我們的事業，想順順當當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那是不可能的。可以預見，在今后的前進道路上，來自各方面的困難、風險、挑戰肯定還會不斷出現”（《人民日報》2013年 3月 3日。）。那麼，面對前進道路上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應該作好哪些准備呢？
1.堅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壓艙石，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當今世界劇烈變動，充滿著變數、蘊藏著風險，不同制度模式、發展道路的博弈十分激烈﹔當代中國深刻變革，不同思想觀點、價值取向、政策主張相互交織，往哪走、怎麼走的問題，怎麼看、怎麼辦的問題，都十分突出地擺在我們面前。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首先需要的就是堅定的理想信念、強大的戰略定力，唯有如此才能穩住陣腳、冷靜觀察、沉著應對。
理想信念是思想根源，戰略定力是外在表現，二者相輔相成。堅定理想信念，是保持戰略定力的根本。強大的戰略定力，是理想信念的重要檢驗。這也就是說，堅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壓艙石，表現在實踐中就是要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
那麼，什麼是戰略定力？所謂戰略定力，就是排除各種干擾、抵御各種誘惑，堅定正確立場、堅持既定方針的能力。古人說，“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是腳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走到今天，所面對的國內國際環境異常復雜，各種問題矛盾疊加而來，各種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相互激蕩，朝著正確方向、既定目標前進，就必須有撥開魑魅魍魎的誘惑、抵御各種非議與攻擊的定力。
對此，習近平有許多具體要求，比如：針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斗爭，他指出，要堅決抵制拋棄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主張，自覺糾正各種錯誤觀念。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建設比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117頁。）針對紛繁復雜的改革形勢和眾說紛紜的改革藥方，他指出，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始終堅持以我為主，應該改又能夠改的堅決改，不應改的堅決守住。（參見《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頁。）針對一些歪風邪氣對領導干部的腐蝕，他指出，要養成慎始、慎獨、慎微的意識，經得住誘惑，管得住小節，走好人生每一步。（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 6月 21日。）
當然，強調定力，並不是說無所作為。習近平指出，我們既要有“亂雲飛渡仍從容”的戰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進取精神。（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關鍵是，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如何動得有秩序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
2.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需要提高全黨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提到了創新思維、辯証思維、系統思維、全球思維、底線思維、法治思維、超前思維等思維能力﹔強調要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要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妥善處理各種復雜利益關系，著力提高操作能力和執行力。其中，他對以下幾個要求，更是有比較全面的闡述。
順應世界大勢。習近平明確把它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握好的五個問題之一。他指出：回顧過去，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社會主義中國的成立，改革開放的實行，都是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的結果﹔面向未來，必須把握世界大勢，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把握主動、贏得發展。（參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2—23頁。）
下好先手棋。觀察世界大勢，順應世界大勢，重要一點就是，早作謀劃、把握工作主動權。國際競爭歷來就是時間和速度的競爭，誰動作快，誰就能搶佔先機，掌控制高點和主動權﹔誰動作慢，誰就會丟失機會，被別人甩在后邊。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是時機和決斷。（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6月 10日。）面對錯綜復雜、快速變化的形勢，我們必須堅持“兩點論”，一分為二看問題，對已經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做謀劃、從容應對。
善於運用底線思維。在錯綜復雜、快速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中，許多問題還一時難以看清楚，怎麼辦？這就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要盡可能把各種可能的情況想全想透，把各項措施制定得周詳完善，確保安全、順暢、可靠、穩固，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
積小勝為大勝。“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穩中求進”，“敬細以遠大”、“圖近功至恆遠”，這是習近平反復強調的一個道理。在前進道路上，隨時可能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要既敢於出招又善於應招，從容應對各類風險和挑戰，困難一個一個克服，問題一個一個解決，既要敢於突破，又要一步一個腳印、穩扎穩打向前走，做到“蹄疾而步穩”。
3.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習近平指出，“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黨，就要確保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關鍵在人，就要建設一支宏大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336頁。）圍繞著建設一支高素質干部隊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加強作風建設、嚴明黨的紀律、加強學習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具體要求。
必須緊緊抓住作風建設。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面臨的危險和考驗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怎麼辦？關鍵看我們能不能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把焦點聚焦到“四風”上，就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為我們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作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重要准備。
必須要靠鐵的紀律保証。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確保黨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麼管，憑什麼治？就要靠嚴明的紀律。習近平指出，要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國家法律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也是重要的黨內規矩，需要全黨長期堅持並自覺遵循。（ 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 1月 14日。）要努力在全黨營造守紀律、講規矩的氛圍，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
必須依靠學習走向未來。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妥善處理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最根本的是要增強我們自己的本領。增強本領就要加強學習，既把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實踐，又在實踐中增長解決問題的新本領。習近平強調，“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有本領不夠的危機感，都要努力增強本領，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強本領。隻有全黨本領不斷增強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夢想成真”（《人民日報》2013年 3月 3日。）。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出一山攔。”習近平多次引用楊萬裡的這首詩告誡全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我們不知還要爬多少坡、過多少坎、經歷多少風風雨雨、克服多少艱難險阻。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要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寫精彩，就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隨時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作者郭如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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