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耶魯大學博士后﹔第七、八、九、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
湯敏：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國際金融與貿易碩士，國際金融與貿易、計量經濟學博士﹔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現為國務院參事。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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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龍頭”
□ 湯敏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是一個突破性、全局性的長期戰略。“一帶一路”是打造中國與相關各國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構想。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邊牽著亞太經濟圈，西邊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通過海上互聯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機制以及海洋經濟合作，將中國和東南亞等國家臨海港口城市串連了起來。“一帶一路”將帶動整個中國西部地區的開發和開放，解決中國的區域間發展差距問題，以實現新時期國內的城鄉、區域間均衡性發展。因此，“一帶一路”實際上是統籌改革開放的全新戰略，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龍頭”。
■ 為什麼要“一帶一路”？
開辟新市場調整對外開放模式的需要。金融危機打破了“西方消費、東方制造”模式，國際分工重組。經過了這次金融危機以后，整個的世界經濟正在重構。過去那種“西方消費、東方制造”的國際分工模式現在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歐洲、日本的消費能力在下降，儲蓄在增加，再靠借錢來消費模式難以為繼。同時，國際經濟結構性的變化對“東方制造”產生了很大的挑戰。我國過去的靠大量出口、巨額順差的模式也將有所變化。
發展“一帶一路”是全球范圍內對新增長動力的需求。全球性產能過剩加劇，需要新需求、新增長動力。產能過剩，其實不僅是中國，實際上是全球各國都面臨的大問題。最近出現的石油及大宗產品價格大幅的下降，都跟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有很大關系。
此外，在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重構過程中，特別是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需要第三極來平衡。TPP和TTIP涵蓋的內容與貿易自由化的水平都遠高於正在談判中的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規則，是依照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而制定的貿易規則標准。美歐市場規模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使得TPP與TTIP一旦形成，現行多邊貿易體制有可能會被邊緣化。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被排除在TPP與TTIP的談判之外，如無應對措施，可能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地緣經濟困局，需要第三極來加以平衡。而被排除在TPP、TTIP之外的國家，大部分恰好就是在這“一帶一路”之上。
從國內的角度看，我們也需要一種新開放戰略。以“引進來”為主的模式實行了三十多年，隨著我國比較優勢逐漸減少，這種經濟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戰。以勞動力成本為例，在我國，一個勞動力工資成本達到年均4000到5000美元，這在亞洲發展中國家中相當高了。面對這種情況，一大批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需要轉移出去，部分企業也會走出去，這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實際上，我國從去年開始已經成為淨投資國。十年前，我國對外投資總量還很小，但是，現在已經變成世界上第三對外投資國了。
從國際宏觀環境變化和國內的經濟需求來看，在新時期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開放戰略。這個新戰略可以用“一帶一路”來概括。雖然它叫“一帶”“一路”，但其范圍與意義遠遠超出了過去的那種“帶”“路”的概念。它是我們未來的一個開放的大戰略。“一帶一路”包括65個國家，44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個的外貿、外資的流入，每年增長分別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長都快很多。預計未來的10年裡，在“一帶一路”的國家裡，整個出口將會佔世界的1/3，真正成為第三極。
在這些相當多的國家中，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跟我國有一個發展差，存在著非常大的市場。
■ 如何做好“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以推動實現區域內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重點，其中以中國對外投資為主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資源合作、園區和產業投資合作等領域將是核心部分。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對外投資，中國企業的“走出去”要配合國家的大戰略，優先考慮“一帶一路”，抓住這個大機遇。
在“一帶一路”上，長期以來已經形成很多區域的、多邊的、雙邊的合作機制。早在1990年初的時候，亞洲開發銀行就開始推動各種各樣的亞太經濟合作形式，如大湄公河三角區，中亞經濟合作區等。20年間，做了很多的工作。各國互聯互通的概念，亞太經濟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很多項目都已經有了初步的設計。“一帶一路”將在這些基礎上，把已經形成的亞太經濟合作推向更高的層次上。
要真正發揮好“一帶一路”的引領工作，我們需要有一系列開拓性的政策與措施。
建立有效的政府間協調機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發展水平差異大，利益訴求不同，應盡快制定以雙邊為主、多邊為輔、操作強的政府間交流機制，爭取我國對外投資方向、項目與各國實現項目合作、戰略對接。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考慮成立建設合作規劃編制小組，建設一批合作典型項目，產生示范效應。
基礎設施建設優先。幫助沿線國家改善交通、電力、通信基礎設施，通過高鐵、鐵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資源的合作開發、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等一攬子安排，推動亞歐經濟一體化。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每年的亞洲國家需要73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鐵路公路、油氣管道，電力通道、通訊等基礎設施投資。根據我們在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的經驗，基礎設施投資回報都是相當穩健的，而且能產生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投資風險相對較小。
除了對外投資外，我們還需要跟進其他的產業投資。有了基礎設施，產業進入就容易發展，反過來，有了產業進入，基礎設施才能發揮它的作用，才能發揮其經濟效益。中國正處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外遷的時期，把一部分產業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把我們相對成熟的工業，像核電、軌道交通、工程、機械、汽車產業作為我們到國外投資的強項。
推出一批“一帶一路”投資項目清單，積極推進若干產業園區建設。鼓勵國內企業和沿線沿邊地區依托現有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園區，通過合作、合資等靈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產業園區、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各種類型產業合作區。把基礎設施投資、園區建設、資源開發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項目有機地結合起來。
積極構建多元化投融資框架。“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金融支持。當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已經成立或正在籌備。以這兩大機構為投融資平台，搭建更加開放的投融資框架。有關部門應該支持“一帶一路”沿線省份推出地方版絲路基金，並出資成立其他類型基金。鼓勵國內銀行與金融機構到“一帶一路”國家設立分支機構﹔還可以發行長期債券，特別是動員更多私人部門的資金以PPP模式投資。
■ “一帶一路”風險何在？
“一帶一路”戰略在多個高風險地帶深入推進，這些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地緣政治復雜，缺乏多邊自貿安全體系和有效投資合作機制，制約了區域內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一帶一路”還會可能因挑戰國際秩序引發大國戰略沖突。美國、日本等國家跟“一帶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沖突，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事關重大。
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過大，特別是政治、社會、法律之間的差別過大。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的投資，都充滿著巨大的風險。
除了外部風險，還有我國企業面臨的內部風險。我們的企業“走出去”的准備還不足，企業在國內政府種種政策的呵護下還能生存，到比較惡劣環境裡，還能不能生存？從總體上來說，在沒有准備好的時候，就大規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就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學費。
我們還要面對著保護主義、匯率風險、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以及東道國在環境、法律、勞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
為減少風險，首先要重新梳理我國對外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並根據形勢的變化，特別是與那些中國企業投資較多的國家，要重新修訂雙邊的投資保護協定。為防控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政治風險，政府還應當建立公共信息服務平台，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風險評估和風險信息發布﹔利用外交手段同相關國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提供經濟外交支撐。充分利用國際法制規則應對風險。企業應全面客觀地評估重大投資交易的政治風險﹔積極開展多方位的公關活動，融入當地社會以緩和矛盾﹔主動參加包括世界銀行與各地區性國際開發銀行提供的海外投資保險，合理進行風險轉移。
為防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匯率與金融風險，應進一步支持出口信貸，擴大“走出去”企業的融資渠道﹔國家要鼓勵銀行金融企業走出去，到企業投資密集的地方去提供服務﹔企業應當加強對匯率與金融風險的管理，合理利用各種金融避險工具，降低財務風險。
提高走出去企業環保意識與履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行為。將環境影響評價、協議保護機制、生態補償（生態服務費）和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其中﹔倡導企業樹立環保理念，尊重東道國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保障勞工合法權益，實現自身盈利與環境保護“雙贏”﹔投資合作項目必須依法取得當地政府環保方面的許可，履行環境影響評價、達標排放、環保應急管理等環保法律義務﹔鼓勵企業與國際接軌，研究和借鑒國際組織、多邊金融機構採用的環保原則、標准和慣例。
讓發展中國家“造血”
□ 林毅夫
“一帶一路”是我國外交的新倡議、新戰略，旨在通過沿線國家間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經貿往來，促進各國間的政治互信、經濟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亞歐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設施普遍落后。該倡議實施后，短期內可為所在國增加就業機會，長期來看，可以提高其經濟增長的潛力，幫助發展中國家逐漸完成從發達國家“輸血”的發展援助模式向自身“造血”的發展合作新模式轉變。
■ 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
為了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我曾提倡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涵的“新馬歇爾計劃”。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既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也有利於發達國家，是一種多贏的國際發展合作。
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促發了自1930年的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發達國家是這場危機的導火索，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復蘇。但是，結構性改革所包括的降低工資、福利、政府減少赤字等措施，不僅會在短期內壓低消費、擴大失業，在失業率居高不下推行，還會在政治上面臨很大阻力。
過去的危機通常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爆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會建議發生危機的國家以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此次危機在發達國家同時爆發，發達國家都有結構性改革的需要，一個國家想以貶值增加出口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必然引來其他發達國家的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無法增加出口，也難以進行結構性改革。
預見國際貨幣組織傳統措施的失效，我在2009年初提出了一個全球復興的“新馬歇爾計劃”，主要內容是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這些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會消除增長瓶頸，促進所在國的經濟增長，還會拉動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出口，給發達國家創造和貨幣貶值一樣的結構性改革的空間。
之所以提出這個全球復興的“新馬歇爾計劃”，是因為不僅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還有改進空間，而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非常差。發達國家與其以財政赤字發失業救濟，還不如把同樣的資金用來投資於本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除了達到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的作用，還可以提高其增長潛力，增加財政稅收，彌補財政赤字。另外，主權基金、退休基金、中國及石油輸出國的外匯儲備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收益率很低，也都不如用於基礎設施投資。
上述建議在提出以后，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國集團首爾峰會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列為發展共識的第一項。2013年的聖彼得堡和2014年的布裡斯班峰會也再次強調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也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經濟復蘇的措施。但是，到現在尚未有國家採取實際行動，為全球復蘇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基金。如今，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絲路基金，率先推進亞歐間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全球做出了榜樣。
■ 勞動密集加工產業轉移
“一帶一路”戰略為我國營造友好的外部環境之外，還擴大我國外匯儲備的使用范圍，培育我國出口增長點，沿線有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有利於我國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源。在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和建筑材料的供給上，我國擁有比較優勢。
在推動為發展中國家“造血”的發展合作新模式上，我國還有一項法寶，即巨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國內工資上漲，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大量的勞動力密集產業將逐漸轉移出去。自工業革命以來，類似的轉移已經出現過多次，為承接國創造了工業化、現代化的窗口機遇期。能夠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的發展中國家，就能夠實現二三十年的快速發展，擺脫貧困，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這次，我國勞動密集加工產業轉移的新特點在於規模龐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制造業的就業人員是1.24億人，相當於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勞動密集產業向外轉移時的12倍，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勞動密集產業向外轉移時的22倍。世界上能夠承接這麼大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地方隻有非洲。非洲有10億人，大量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年輕人比例高，工資水平隻有中國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東莞的華堅鞋業集團的成功案例，該集團以“兩頭在外”的方式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廠，創造2000個就業崗位，當年實現盈利。它一躍成為埃塞俄比亞最大出口企業，還使埃塞俄比亞鞋業出口翻一番。同時，這種做法也有利於我國附加價值較高的中間部件和相關機器設備的出口，為我國的產業升級開創國外的市場。所以，和“一帶一路”一樣，這也是一個雙贏的發展合作模式。借助“一帶一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戰略都可以為與我國進行發展合作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造血。
■ 國際發展合作新模式
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轉移為主要抓手的發展合作新模式對國際發展有很大意義。
二次大戰以后，發達國家設立了很多多邊、雙邊的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總署、世界銀行、美國援外總署、英國國際發展部等，但並沒有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中掙扎。從二戰以后到現在，在近200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當中，隻有韓國和中國台灣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行列。隻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其中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另外5個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發達國家對外援助所以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在於發達國家已經走完了勞動密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階段，在這兩方面不具比較優勢，對於發展中國家隻能採取“輸血式”的援助，並附帶許多額外的和發展無直接關系的條件。
在推行對外發展合作新模式方面我國也面臨不少挑戰。一方面，中國企業沒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備。“走出去”戰略在2001年才提出，國內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環境都不一樣，很多走出去的企業最終失敗。這既需要企業提高素質，也需要政府提供幫助。
此外，中國對外合作政出多門，有商務部、外交部、財政部、農業部等，還有進出口銀行、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他們都有對外援助資金，結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成立一個統一協調對外合作關系的國際發展合作部，來把資源組合起來，推動建立我國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格局。(本版圖片均來自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