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社會性別預算：國外經驗

[摘要]全球范圍內的社會性別預算實踐已經歷了三十年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技術經驗和理論框架。至今，各國根據不同國情，形成了具有多樣性的驅動機制、實踐主體以及發展特征。國際社會廣泛的性別預算實踐，不僅是分析公共財政預算對社會性別不同影響的有效工具，也是公平分配社會資源、促進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這對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並將性別意識主流融入主流政策，進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都具有啟示與借鑒作用。

[關鍵詞]性別預算;國際經驗;女性參與

[中圖分類號]C9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863(2015)03-0026-06

自1984年澳大利亞首次嘗試引入“婦女預算行動”以來，社會性別預算的實踐便在世界舞台上拉開序幕。從歐洲、到非洲、再到亞洲，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經濟發達還是欠發達，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和組織加入到社會性別預算的實施過程。至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到社會性別預算的實踐中。中國也於2005年首次引入性別預算，至今已經發展出河北石家庄、河南焦作以及浙江溫嶺三種性別預算實踐模式。社會性別預算作為分析公共財政預算對社會性別不同影響的有效工具，在公平分配社會資源、滿足不同群體利益需求、促進社會平等、以及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對社會性別預算的認識和理解也在逐漸加深，並逐步從實踐經驗深入到理論研究，探索對公共支出與收入的性別分析對性別平等的意義。這種理論探索又反過來激發了各國更具多樣性的實踐。綜觀各國的性別預算實踐，可發現豐富多樣的驅動機制、實踐模式以及發展路徑，而對此進行系統梳理與分析，對我國推進社會性別預算實踐可以提供借鑒與啟示。

一、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產生：從“婦女預算”到“社會性別預算”

1984年，澳大利亞將“婦女預算”項目引入聯邦政府預算，標志著社會性別預算實踐在全球范圍內的首次嘗試。然而此時，社會性別預算實踐仍處於萌芽階段，其首要的關注點是婦女，而非男女兩性。1985年，婦女預算在澳大利亞全面實施，政府以滿足婦女需求為主旨，審查財政政策對婦女的影響，並編制對婦女的承諾清單。針對澳大利亞實踐，Rhonda Sharp設計了“三類法”(The Three-category Approach)[1]，將政府預算支出分為三類，分別是：1.專門針對婦女的撥款;2. 為兩性公務員創造平等就業機會的開支;3. 其余的一般性開支(佔總預算90%)。澳大利亞的“三類法”旨在由淺入深地分析各類開支對女性的影響，將關注點從極小部分針對婦女的專項撥款，擴展到佔政府預算支出絕大部分的一般性開支對女性的影響，從而幫組政府各部門更加全面的分析和制定婦女預算。婦女預算在社會性別預算實踐探索的初期發揮了巨大作用，政府官員從中認識到政策對婦女的影響，提高了政府部門和財政預算對女性問題的敏感性。

1995年，南非開始實施“婦女預算行動”，成為社會性別預算的第二個實踐國家。其行動項目起源於1994年非洲國民大會上的“將女性納入議程”會議，會議一致認為，新的民主政府應當確保所有的政府部門審查其規劃對女性的影響。盡管在名稱上，南非延續了澳大利亞對“婦女預算”的命名，然而在實踐過程中，卻逐漸超越了單獨的婦女預算，開始關注預算項目對男性和女性各自不同的影響。在澳大利亞實踐的基礎上，南非進一步開發了“五步法”(The Five-step Approach)[2]，將預算分析分為五個環環相扣的步驟，依次是：1. 分析兩性在政府特定服務領域所處的境況;2. 評估政策的性別回應性(即檢驗政策是否能、或在何種程度上能解決“步驟1”中發現的性別不平等境況);3. 評估是否有充足的預算，使“步驟2”中的性別敏感政策得以實施;4. 監督預算的使用情況;5. 對照“步驟1”，評估政策執行的效果。“五步法”因簡單易行，在實踐中被廣泛使用，其不僅包含對現有預算的分析，更強調預算的執行、監督以及對於性別境況的切實改善。

至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實施性別預算，人們普遍認識到，實踐的范圍不應僅局限於“單獨為婦女定制的預算”[3]，而應從社會性別的視角，承認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分析預算對男性和女性各自不同的影響。2001年10月，由比利時政府、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北歐部長理事會、英聯邦秘書處和國際發展研究中心在布魯塞爾聯合召開的“推進性別預算——加強經濟和財政管理”國際會議，正式用“性別預算”取代“女性預算”，以避免可能產生的歧義，呼吁至2015年全球所有國家實施社會性別預算實踐。

二、社會性別預算的內外驅動機制

盡管目前社會性別預算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實踐，但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對驅動該國實踐的產生方式，具有決定性影響。[4]在諸如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等經濟發達國家，對於公共治理的要求已不隻局限於對社會基本需求的滿足，更進一步要求照顧到不同群體、尤其是不同性別群體的不同需求。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發起往往內生於對傳統公共行政制度改革的要求，並以此為契機。在大部分非洲和南美洲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其實踐主要是依托外部機構的捐助與支持，因此，實踐的內容和主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外部因素。而在以印度、韓國、中國、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激發，呈現出內外驅動的雙重作用。一方面，相關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對其實踐的產生有著外部激發和支持作用;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從內部為其創造了實踐的可能。

1. 外生驅動

引發社會性別預算發起的外生驅動，既有相關國際會議對實踐的倡導與推廣作用，又有國際組織對實踐的發起與支持作用。就國際會議而言，對推動社會性別預算實踐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國際會議是1995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會上，189個聯合國成員國代表一致通過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承諾響應“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以便在作出決定以前分析對婦女和男子各有什麼影響”的號召。[5]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國際會議，是2000年9月的聯合國千年峰會。會上簽署的《千年宣言》將性別平等問題放在核心，要求各成員國“將促進性別平等和對婦女進行賦權作為抗擊貧困、飢餓和疾病和激勵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方法”。2003年以來，相關國際會議在世界各地持續召開，包括：分別於2005年2月和2010年2月，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北京+10”和“北京+15”，會議審計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的落實情況;2011年至2013年分別在美國舊金山、俄羅斯聖彼得堡、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辦的“婦女與經濟高峰會議”，會議明確了婦女在經濟參與、推動改革以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以及2014年2月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辦的“社會性別預算亞洲地區論壇：制度變革與社區發展”，會議交流分享了全球范圍內社會性別預算實際的經驗。[6]這些國際會議不但在國家層面上推進經驗的國際分享和學習，也為各國內部的決策者、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搭建了溝通平台，對激發各國的實踐熱情有著積極作用。

除了國際會議的持續召開，國際組織也在實踐的全球推廣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1995年，“英聯邦秘書處”(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提出的“英聯邦性別與發展行動計劃”(The Commonwealth Plan of Action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就已經包含了性別預算的內容，旨在為政府建立一套可行的、針對預算支出的分析工具。“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自1996年起，便開始對南非的實踐進行資助，之后逐步將范圍擴展至東非、東南亞、南亞、南美地區。[7]2001年，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英聯邦秘書處、以及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Canad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IDRC)聯合發起了“性別反應預算行動”(Gender Responsive Budget Initiative)，以支持政府及公民社會組織對國家和地方預算的分析。[8]至2011年底，該行動已遍及全球五個主要區域的65個國家和地區。[9]在國際會議經驗交流的基礎上，國際組織進一步將切實可行的分析方案、技術和資金引入各國，對各國、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實踐的發起，具有實質性推動作用。

2. 內生驅動

除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外部驅動，一國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行政體制的改革，往往也會造就相對寬鬆的行政氛圍，為該國社會性別預算實踐贏得更多空間，從而形成驅動實踐產生的內在驅動力。

澳大利亞的實踐就產生於國家大選這一國家政治環境的變化之后。澳大利亞工黨在大選獲勝后，為實現在1983年選舉時許下的對婦女更具回應性的政治承諾，成立了“婦女地位秘書工作小組”(Secretaries’ Taskforce on the Status of Women)，該小組認為，有關婦女地位的部門間合作，需要更高層級的指導才能更具效率。因此，澳大利亞政府立即於第二年，在聯邦政府的層面上開始推行“婦女預算項目”(Women’s Budget Program)，要求所有部門不僅要在提交預算時，需要包含關於現存政策對兩性影響的說明，還要以滿足婦女需求為目標，改進部門工作。[10]

印度的實踐，則與政府行政體制改革中“權利下放”的進程相一致。隨著村級機構(panchayati raj institution)作為地方自治政府在憲法上得到承認，更多的權利被下放到這一基層政府中。女性在這一層級的政府中，所佔比例最高，達到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權利下放使得女性在基層政府的參與中，獲得更多可利用的空間，從而更能有效地反映兩性不同的性別需求。由此可見，源自政府內部改革的驅動，不僅能夠更具效率的推動國家內部性別預算實踐的開展，同時，也能為基層民眾參與，尤其是婦女的參與提供更多可能空間，為社會性別預算實踐提供動力與活力。

三、社會性別預算的實施主體

盡管在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發起階段，來自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的外部力量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實踐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進入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實施階段，則離不開一國政府的支持，以及公民社會的參與。就實施主體而言，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實施機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主導，另一類是由公民社會組織參與。

1.政府主導

在政府主導的實踐中，政府承擔關鍵行為者的角色，通過對現有政府部門進行安排，或新成立相關國家機構，實現對該國或地區實踐的安排和指導。就公共預算的本質來說，離不開政府財政部門的規劃與安排，因此盡管國際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可以牽頭並提供技術與支持，但最終都離不開政府部門的支持與參與。

菲律賓，通過明確政府應確保定額的預算用於性別發展，從而形成政府對性別預算安排的主導作用。菲律賓自1989年開始實施“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計劃，明確了性別發展，尤其是婦女發展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為了更好地實現GAD目標，為有關婦女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菲律賓於1995年通過的《一般撥款法案》(General Appropriations Act)要求所有國家政府機構都必須保証5%的預算用於GAD。1998年，菲律賓進一步規定所有地方政府也必須保証5%的預算用於GAD。盡管有學者指出，這一預算可能會限制政府對於GAD更多的投入，並且在實際執行中，許多部門達不到5%的要求，但菲律賓政府的實踐框架，促使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在規劃和制定預算時，不斷提升性別敏感能力，為最終實現將GAD融入剩余的95%提供可能。[11]

在巴基斯坦，政府財政部門發揮了核心作用，專門成立了相關機構，並負責對之進行管理。2001年國家“婦女發展部”(Ministry of Women and Development, MOWD)首次提出了性別預算。在一份關於性別與貧困的報告中，該部門指出，為了正確反映婦女對於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應該生成與性別有關的數據，並在配置公共資源使引入性別預算分析。2004年，巴基斯坦財政法發起了為期兩年半的“社會性別預算行動”(gender responsive budgeting initiative)試點。[12]一年后，巴基斯坦政府啟動了全面的社會會性別預算改革，旨在實現在聯邦政府層面和省級政府層面分別建立了性別預算項目管理機構，由財政部門內部的高級官員擔任項目負責人，由財政部部長擔任項目指導委員會主任，為性別預算實踐的開展提供全方位統籌和指導。[13]盡管巴基斯坦的實踐有諸如聯合國開發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等國際組織的支持[14]，但通過委任政府高級官員作為實踐的負責人，形成了政府對於實踐的主導。

盡管“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能較為直接將性別分析納入政府工作中，並易於將性別意識在政府人員間的推廣，從而較有力地影響預算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然而必須認識到，政府主導在政策可持續性上的局限性。單一的政府主導，容易受到政府態度變化的影響，從而阻礙社會性別預算的可持續發展。澳大利亞的實踐便是其中的典型。[15]雖然澳大利亞是全球最早關注預算支出對婦女的影響，並採取實踐的國家，但在單一的政府主導下，受政府內部女性官員態度的影響，該國的實踐僅關注婦女，而為涉及包含兩性在內的更廣泛的人群，阻礙了實踐的進一步開展。此外，在許多國家的政府，女性高官比例較低，造成政府對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推行力不夠，如菲律賓未能完成5%的定額要求。澳大利亞實踐的由盛轉衰，菲律賓實踐的不如預期，讓人們認識到政府在實施社會性別實踐上的局限性，從而進一步探索政府之外的實施可能。

2.公民社會組織參與

公民社會組織的參與主體是多元的，包括女性非政府組織、專業機構、社團、專家學者等多種形式。在這種實施機制下，公民社會組織承擔關鍵行為者的作用，積極地參與到社會性別預算的實踐中。然而，這並不等同於政府角色的缺失，而是意味著政府角色的轉變，由統籌與控制，轉變為支持與合作。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生命力和持續力，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與推動。

英國的實踐主要是由“英國女性預算團體”(The UK Women’s Budget Group, WBG)，這一扎根於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發起的。該團體是由政策專家，研究學者、貿易聯盟、女性非政府組織等多樣性的社會團體組成的智囊團，代表了來自公民社會的廣泛觀點，主要關注經濟政策以及政府財政預算對於性別的影響。[16]通過回應政府的政策咨詢，該團體與政府財政部建立起獨特的聯系。一方面，性別的觀點更易通過財政部目標融入各部門之間，從而使政府更具性別意識;另一方面，更多源自草根運動的性別問題，也能更好地呈現在政策制定者面前。

在南非，社會性別預算的實踐體現了公民社會組織廣泛的參與和監督基礎。1995年，在“南非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及“預算信息服務中心”等非政府機構的聯合推動下，南非發起了“婦女預算行動”(Women’s budget Initiatives, WBI)。[17]1998年，南非頒布“新家庭暴力法案”(new domestic violence act)，旨在解決家庭內部的性別暴力問題。在WBI的影響下，人們開始詢問，政府是否切實提供了相應的預算，使得該法律得以有效實施。面對來自公民社會的壓力，盡管司法部長出面給出了政府提供預算的具體金額，但卻未能解釋這筆預算是如何花費的。這種預算透明度的缺失，激發了公民社會組織的進一步監督。“性別倡議項目”(Gender Advocacy Propramme, GAP)與WBI的核心成員“社會調查社區機構”(Community Agency for Social Enquiry, CASE)合作，調查該法案預算的計劃與執行。[18]

南非的實踐既包含來自政府內部的行動，也包含來自政府外部的公民社會的行動。[19]政府的行動圍繞管理和責任展開，這就需要政府能夠自覺意識到其自身政策的性別影響，自覺向公眾報告其採取的行動，並自我監督。然而事實上，很少有政府能夠明確向公眾指出，在性別平等問題上，自身行動的不足，更不用說向公眾報告“失敗”。因此，需要政府外部的公民社會組織，對政府的行動開展廣泛的監督和批評，指出政府行動可以提升的空間。

四、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發展特征

由於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各國在發起實踐時，都是從自身國情出發展開行動，因此，社會性別預算實踐在各國呈現出多樣性的發展特征。可以說，並不存在某種普遍適用的、最優的特征。然而，對於全球范圍內的各國實踐的考察，依然顯示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征，包括：以分性別統計為基礎，以法制化為保障，關注預算收入，與國家發展框架相結合。對於這些共性特征的分析，將為一國決定自身實踐的發展方向提供參考和啟示。

1. 以分性別統計為基礎

分性別統計，是通過建立具有性別意識的統計指標，進行分性別的數據統計，為政府財政預算的性別敏感分析提供重要的數據信息支持，是社會性別預算實踐不可或缺的分析基礎。

巴西十分重視對於信息的管理，以及對分性別數據信息的統計，並將其視作擴大實踐影響力的重要基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巴西財政部就已經建立起用於財政管理的計算機網絡系統[20]，該系統涵蓋了政府預算收支全周期的所有單位和環節，其所提供的全面、精准的數據，不但有利於對於預算安排的實時監控，還有利於對數據進行進一步的性別分析，以便從性別平等的角度對預算做出更合理的調整。

在“巴西國家經濟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o-economic Research, INESC)和“應用經濟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IPEA)改進數據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巴西數據中心”(Brazilian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IBGE)進一步開展了對於數據進行性別分解的工作。[21]這種分性別統計數據，不僅以一種直觀的方式，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展現出社會性別因素，並且，作為性別分析的起始點，對與后續的性別預算分析、性別預算績效評估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性別預算的全過程提供科學依據和分析基礎。

2. 以法制化為保障

盡管來自國際組織的推動，來自政府內部的政治意願，以及來自公民社會的需求都會推動社會性別預算的實踐，但如果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實踐便很可能淪為國際組織的偶發試驗田，政府的短期績效目標，以及公民社會的暫時浪潮。其可持續性、透明性、規范性往往不容樂觀。因此，將社會性別預算納入法制化框架中，對於實踐的穩步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韓國非常重視從法律層面上推進性別平等以及對性別預算的規定，以確保該國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執行力度。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隨著社會性別主流化在韓國的推行，韓國出台了多部與之相關的法律。其中典型的包括：1995年出台的《婦女發展法案》，1997年的《反家庭暴力特別法》，1999年的《禁止男女差別法》，1989年制定，並於1989年和2001年先后兩次修訂的《男女雇佣平等法》，並於2001年的《國家財政法》中正式引入社會性別預算體系。[22]這些法律不但明確，更具有可操作性，為實踐的執行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來源和保障。

通過法制化的手段對社會性別預算實踐提供保障，不但可以強化政府對於促進性別平等的責任意識，也將彰顯政府對於公共財政預算對兩性不同影響的重視，以及對於現行預算制度改革的決心，從而確保實踐的持續穩定實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兩部相關法律的出台，遠未完成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一方面，需要不斷細化和深化法律的構建，另一方面，法律只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制度性、框架性的保障，而最終需要在實踐中落實。

3. 關注預算收入

與預算支出直接作用於社會性別群體不同，預算收入以間接的方式對不同的社會性別群體產生不同影響，這種間接的影響機制往往較為復雜，也更容易被人人忽視。傳統上對於預算收入的忽視，並不意味著其對於性別的影響不重要，相反，預算收入作為公共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不同性別有著深遠的影響。目前已有不少國家認識到這一點，並在實踐中做出反應。

英國是典型的著力關注稅收及相關利益對性別影響的國家。在每年的英國“預算日”(Budget Day)，財政大臣主要圍繞稅收方法做細致的報告，而后再較為粗略地介紹部門支出計劃的框架。與之相應的，英國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的推動者WBG也主要關注預算收入而非預算支出對於兩性的不同影響。一方面，與預算支出所涉及的眾多性別項目相比，預算收入的種類要少得多，因此更易從總體把握。另一方面，在英國，很多稅收都直接作用於個人，使得其對於不同性別的影響更易被感知。[23]

在日本，2002年其國家性別平等委員會和性別平等局，圍繞稅收與社會保障制度的關系展開性別分析，進而對本國養老金制度進行建議與改革。[24]該分析指出，傳統的養老金政策未能將單身母親家庭、單身女性家庭等群體的需要考慮在內。同時，女性在婚后如不選擇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則無法享受養老金繳納的減免優惠，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已婚女性的工作熱情和工作能力，造成“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固化模式。

4. 結合國家發展框架

要形成社會性別預算的可持續發展，除了需要法治化的保障，還需要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將性別預算實踐與一國自身的發展框架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前瞻性、長效性的發展機制。

印度實踐的發展，體現了與印度國家發展“五年計劃”(Five Year Plan)結合的相互作用。[25]“第七個五年計劃”(1987-1992)首次對婦女直接受益項目的確立與監督機制予以特別關注。在“第八個五年計劃”(1992-1997)中，關注點由項目的發展轉向對項目的賦權，首次從性別的視角，提出應將一定數量的預算資金用於女性發展部門。“第九個五年計劃”(1997-2002)正式引入“女性團體計劃”(Women’s Component Plan, WCP)，明確規定將至少30%的基金或受益，用於與女性相關的部門。“第十個五年計劃”(2002-2007)要求使WCP與性別預算相互補充，確保預防性措施以及實際行動的實施。“第十一個五年計劃”(2007-2012)指出，應堅持性別預算，為女性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賦權創造條件。[26]

採用與國家發展框架相嵌合的模式，隨著國家計劃的分階段推行，實踐也隨之穩步推進。一方面，由於與國家發展方向的一致性，印度的社會性別預算實踐獲得了國家層面的合法性，確保了開展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實踐的開展，加深了國家對自身政策性別影響的認識，進而在后續的國家發展規劃中加大對性別的支持與投入。

綜上，國際社會三十年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模式，對我國性別預算的實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盡管國內各試點城市在推動性別預算過程中取得了明顯效果，普遍受到公眾歡迎，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政府的性別平等回應能力，但是，如何在新的條件下發展和完善性別預算，仍然需要吸收國外經驗。具體而言：首先，性別預算實踐的深入，需要我國分性別統計的進一步完善，提供真實全面的數據基礎;其次，性別預算實踐的穩定實施，需要我國法律的進一步細化和充實，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再次，性別預算實踐的全面發展，需要國內各利益主體對預算收入與支出的全方位關注;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性別預算實踐的持續進程，離不開與我國國家發展的戰略框架相結合。

當前，正值我國“十二五”(2011-2015)規劃與“十三五”(2016-2020)規劃交替的重要時期，也是我國深化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2015年1月1日，新《預算法》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政府財政預算改革正朝著公開、透明、規范、重績效、重收入和重審查的方向不斷前進。社會性別預算與我國中長期發展框架的結合，不但有利於社會性別預算實踐推行的力度與穩定性，更對我國加快行政體制與財稅體制改革、促進兩性公平發展、健全公眾全面參與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以及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著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因此，遵循我國當前以改革創新精神為特征的規劃方針，將社會性別預算作為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探索社會性別預算實踐與國家發展框架的結合方式，形成以政府部門主導、公眾全面參與並監督的實施模式，我國的性別預算的發展前景必將值得期待。

作者：鮑靜，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秘書長、中國行政管理雜志社社長兼主編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社會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員，北京 100017;魏芃，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杭州 310058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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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r. Vibhuti Patel. Gender Budgeting in India. National Workshop on Gender Budgeting—An Effective Tool for Achieving Women’s Empowerment, 2007. file:///Users/pollywei/Documents/%E5%8D%9A1-%E7%A7%8B/%E7%A4%BE%E4%BC%9A%E6%80%A7%E5%88%AB%E9%A2%84%E7%AE%97/%E5%9B%BD%E5%A4%96%E6%96%87%E7%8C%AE/Gender%20Budgeting%20in%20India%20by%20Vibhuti%20Pate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