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博士生導師，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
困境六：耕進草退、北糧南運、人畜爭糧
中國農業整體布局的走偏，帶來諸多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錯位：系統錯位、格局錯位、利用錯位。
一是系統錯位。人類農業有兩大系統：草地農業系統和耕地農業系統。我國現在是草地農業系統越來越萎縮，“以糧為綱”的“糧食情結”使耕地大舉侵佔草地，耕地農業越來越發達，草地農業在逐步退化，而人類對肉食的需求又在與日俱增，人們的食物消費結構由8：1︰1變成4︰3︰3（即過去吃8斤糧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糧3斤肉3斤菜）。草地超載過牧達到36%，超載過牧又使草場不斷退化。內蒙古超載1000多萬頭。建國以來，國家給內蒙古草地的補貼每年每畝僅0.16元，近幾年雖大幅提高，每畝也僅3元。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兩大系統的錯位發展，帶來諸多隱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還草，恢復自然生態。
二是格局錯位。我國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了“南糧北運”的格局。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種糧。廣東糧食自給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國糧食“十一連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熱條件差的北方生產，缺水就抽地下水，過度超採已使華北平原20多萬平方公裡范圍內成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為解決北方缺水，國家投巨資搞三條南水北調工程，專家測算，送到北京的水，僅成本價每噸就要30元，如果用這個水去種小麥，每斤小麥僅水的成本就高達15元。用“南水北調”的水種出糧食，再把糧食運到南方供應市場，這又是變相的“北水南調”，是到了該嚴令南方產糧地區實現糧食自給的時候了。
三是利用錯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人吃種子、畜吃根莖葉”，然后人畜糞便還田作肥料，農業就是在這種循環中向前發展。我們今天打亂這一規律，讓動物與人爭糧。2013年，全國養牛1.5億頭，羊5.6億隻，加上其他畜類和家禽消耗，飼料糧高達3.8億噸，動物吃掉6億噸糧食總產量的大半，近年來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在增長。按照傳統養殖模式，一隻羊日食3斤草、7個月出欄﹔一頭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欄。全國每年僅6億噸農作物秸稈就可以飼養出數億頭（隻）的牛羊。因此，應大力發展草食性畜牧業，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這樣才能實現生態有機、可持續的發展。而目前的現實是，大家都急功近利、心態浮躁，不喂秸稈喂糧食，從而導致農作物秸稈無處存放。農民為爭種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為防焚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圍追堵截，干群矛盾極端對立。為農作物秸稈找個合理出口，一面採用新科技綜合開發利用，一面恢復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才是萬全之策。
困境七：種子被殖民化
中央已明確對糧食供給定位：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裡，中國人的飯碗裡主要裝自己的糧食。當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說”，貨幣是黃金，石油是黑金，糧食是白金。發達國家正以“白金戰略”，從源頭上控制別國糧食安全、糧食主權。
美國在種子問題上有著極強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銷售排在前十位的種子公司中，美國佔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種子企業都在美國。2013年，世界最大的轉基因種子公司孟山都總收入149億美元，毛利77億美元，利潤率高達51.7%。中國7000多家種子公司不及美國一家，美國杜邦先鋒的玉米種子佔世界80%銷量。我國是大豆的故鄉、大豆的原產地，但是我國大豆已被美國轉基因大豆擊垮，基本上全軍覆沒。目前，進入我國種業的外資企業已有25家，他們均以強勁的勢頭擠佔我國種業市場，擠兌我國種業發展。種業主權已經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高度關注。美國“9 · 11”之后出台生物國防法，日本、印度等國積極採取措施，應對種子帝國控制，爭取種子民主。歐盟諸國也紛紛出台法案，防止種子被殖民化。
轉基因種子是種子帝國實施種子殖民化的關鍵手段，這是被美國人稱為“屠龍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從1962年就開始研究轉基因，到現在已有50多年歷史。基因編輯器具有刪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種功能。美國目前的技術可以使幾乎所有的農產品都能實現轉基因化。轉基因是技術，是不是科學還有待驗証。技術就帶有主觀性，科學才具有客觀性。人們常說真善美，自然科學解決真、人文科學解決善、藝術科學解決美。轉基因屬於自然科學，隻能解決真，是把雙刃劍。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問題上特別強調，“中國人的飯碗裡主要裝自己的糧食”，對於轉基因問題必須堅持“研發要深入，推廣要慎重”。
種業是農業的基礎產業，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種業現代化，糧食安全的前提是種業安全。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裡，就必須把種業緊緊握在自己手中。種業必須上升到國家理念、國家意志、國家戰略的高度予以謀劃。
困境八：農業后備軍的培養
全國六千多萬留守兒童，加上兩千多萬隨父母到城裡漂流讀書的孩子，這個群體就是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江蘇盱眙縣調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來自於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已成差生孩子和問題孩子的代名詞。
農民進城打工，雖然掙了一些錢，與務農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但許多無形的、非物質性損失和未來長期性損失是不可估量的。“一萬打工錢，三代離別淚。”特別是兒童教育問題，目前可以說是令人憂心。199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聯合國承諾，教育投入到2000年佔GDP的4%，這一目標到2013年才得以實現。教育投入不足，全國推行撤點並校，由原來的50多萬所撤並到20多萬所，撤了一半。農村小孩面臨著新的上學難，有關調查顯示，農村小學生家離學校的平均距離為10.8裡，初中生為35裡。農村教育落后導致嚴重后果，5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為7.8年，1億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走上社會打工，使我國的農業后備軍科學文化素質難以提高。
近年來，日本實施接班人計劃。1993年，日本制定《農業經營基礎強化法》之后，農地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認定農業者”集中。“認定農業者”指那些在改善農業經營效率和擴大規模上有積極性的農業經營者，政府從大學畢業生中招募有志於此者然后培養，由市町村進行選擇和認定，其根本目的在於提高農業經營者的能力，培養掌握現代技術的農業經營接班人。被認定者即可獲得諸多農地經營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我國即將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職業技術學院，這是一件符合中國實際的好事。農村教育，尤其貧困地區、農業大區的教育，應改變千軍萬馬擠一條獨木橋的現狀，由精英教育模式改為生存教育模式，讓大多數孩子從小就學習掌握一門生存發展的技能，以此培養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鄉土人才。印度有一萬多個教育機構，80%以上都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美國正在開展“工匠運動”，在社區興辦“工匠空間”。美國總統奧巴馬於2014年6月18日舉辦“白宮工匠嘉年華”活動，並擬撥1250萬美元作為獎金，獎勵全國工匠教育和培訓。美國把這項活動作為培養制造業人才的平台。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六千多萬留守兒童和城市中兩千多萬的“小漂族”是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未來職業化農民隻能從這個群體中產生，他們的綜合素質問題事關農業現代化的成敗。不抓好他們的教育，農業現代化隻能是“空話”。
困境九：“后打工族”的后顧之憂
“后打工族”是指由於年齡、身體、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鄉重新務農的農民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當一些80后、90后農民工拖著拉杆箱，哼著網絡歌曲三三兩兩進城尋夢時，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工正陸陸續續扛著標志性的蛇皮袋卸甲歸田。但這絕不是榮歸故裡，更不是衣錦還鄉，而是一種苦澀的選擇，一種無奈的回歸。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麼是年齡大了，干不動了﹔要麼是自身的技術不能與時升級，干不了了﹔要麼是傷病纏身，不能干了。他們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權免談”政策遺棄的一族。
他們很愛城市，但城市不愛他們。北京有800萬北漂，但每年隻有18萬轉戶口指標，戶口已炒到70萬一個。積分制是一條入戶通道，但上海、深圳實行積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積分入戶的僅3000個左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農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鄉意願的僅佔7%，但現實是在城裡買房的僅佔0.7%，這兩個“7”的巨大反差，值得社會深思。從表面上看，“后打工時代”表現為用人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背后隱藏的卻是現行的農民工體制，無法保証他們在年輕時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型。由於各方面都不願意支付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數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后，無法實現“能力再造”，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住房、社會保障、衛生服務、教育等方面權益，隻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事簡單的、機械的、低水平的勞作，通過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一旦沒有體力可出、青春可換，那麼“回家”也就成了農民工唯一而又無奈的選擇。“用之而不養之，用之而不護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時代”集中體現了我國現行農民工體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對他們來說，從農村到城市再回到農村，是歷史的宿命，想掙脫都掙脫不了。盡管中央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逐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但對於老一代農民工為時已晚。
這個群體當前面臨的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職業病問題。全國有兩億多職業病患者，主要是農民工群體。一份調查顯示，85.7％的農民工職業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臨生與死兩大關頭的關鍵時刻，身處何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在家還是在醫院是生活質量的根本體現。社會上將看得見的流血的傷叫“紅傷”，看不見的不流血的傷叫“白傷”。后打工族群體主要是“白傷”問題。如果若干年之后這些人職業病高發，打工掙的錢也已花光，那不光是個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負擔、社會的包袱、政府的責任。上億患者對農村、農業的拖累，今天很難想象出會是怎樣的結果。
困境十：日益惡化的資源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有3億多畝耕地沒了，英國有個“羊吃人圈地”運動，中國有個“房吃人圈地”運動。我們20億畝耕地佔世界耕地面積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我們要養活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們人均耕地只是美國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連比我們窮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們的1.2倍。我們比美國多十億人口，但美國卻比我們多近十億畝耕地，我們糧食總產6億噸，每年還需要進口約10億畝土地的產出物才能滿足社會需求。全世界糧食總產25億噸，參加國際貿易的隻有3億噸，我們每年購買9000多萬噸，購買量佔總貿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小麥、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農產品樣樣需要進口。即便全世界糧食貿易3億噸，全買來還不夠我們消費半年的，那樣我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敵，全世界有上百個國家缺糧，我們全買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數量銳減，質量也在嚴重退化。化肥、農藥、農膜、重金屬污染愈演愈烈。過去1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中國是世界上13個貧水國之一，人均淡水資源僅佔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佔81%，而長江以南的耕地隻佔全國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時空分布不均。
到2013年底，中國有水庫98002座，水電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壩全世界45000座，中國佔22000個，世界第一，美國隻有6600個。大壩造成的生態破壞十分嚴重，以湖北魚苗為例。湖北是中國四大家魚天然魚苗產地，年產200億尾，2007年三峽蓄水后，年僅2億尾，銳減98%。2005年長江水域已建成水庫45694座，佔全國53.7%，長江魚類捕撈量因此由1954年的45萬噸下降到近年的6萬噸。最近美國流行的大片《拆壩》紀錄美國如何正為恢復生態而拆除水壩，美國人認為凡是河流都必須有自然生長的魚類，這才是正常的生態。近年來，美國拆壩年均50－60座，中國人依然在筑壩，且以世界最高為驕傲，它截斷的不僅僅是水，而是無數條賴以生存的生態鏈。物種的多樣性也會因生態鏈的斷裂而趨於消亡。
到2011年，全國流域面積100平方公裡的河流已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5萬多條減少到2.29萬條，流域面積50平方公裡的河流僅有4.5萬條，還不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裡的多。
水體污染不僅受到農業的農藥、化肥面源污染和工業的廢水排放污染，更受到醫藥的污染。我國人均消費抗生素138克，是美國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國地表水含有68種抗生素，有的含量高達幾百納克（工業發達國家一般小於20納克），另有90多種非抗生素藥物從地表水中檢出，說明每個人每天隻要一張嘴都在被動地吃下150多種藥物。工業廢水已經使我國產生了260多個癌症村。我國已有1/3國土被酸雨覆蓋，可謂逢雨必酸。生態環境的惡化，使農業生產嚴重受挫，食品安全源頭受阻。中央提出對生態環境損害要實行責任終身追究制，這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制度，但落實起來還需要深入細致的制度探討，因為它時長、面廣、人眾，責任的分割、認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一些人就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在不擇手段地“改天換地”，“隻要壘起金山銀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是他們的座右銘。杜甫當年慨嘆：“國破山河在”，我們今天絕不能讓“國在山河破”。全社會都應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這一錯誤認識，樹立“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員”的正確理念。自然生態的惡化實質上是社會生態扭曲的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