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科學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了今年的工作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實現經濟穩定增長，關鍵是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為我們准確把握兩者關系指明了方向。穩增長作為短期調控目標，調結構作為長期戰略目標，保持二者之間的平衡，必須正確把握短期調控與長期政策的關系，使短期調控措施符合長期發展戰略的要求，以結構轉換釋放新的發展潛力，真正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穩增長是今年經濟工作第一位的任務
關於今年的經濟工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共部署了五項任務。其中，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被擺在第一位，其他四項任務包括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極、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也都是圍繞著穩增長來部署的。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必須採取積極有效措施實現穩增長的目標。
穩增長必須積極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所以把穩增長擺在今年五項任務的首要位置，是基於近幾年來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由於受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已連續3年緩慢下降，經濟下行已形成巨大慣性。雖然增速仍處於合理區間，但持續下降以致滑出合理區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一些脆弱環節如煤炭、鋼鐵、房地產、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就會顯露出來。2014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7500美元，正處於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艱難爬坡階段。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是在這個階段遇到了障礙，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把穩增長作為今年經濟工作第一位的任務，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是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需要。
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經濟增長機理發生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由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從1981年到2013 年，我國投資率從32.5%一路攀升至47.8%，居民消費率則從52.5%一路下滑到36.2%，分別上升了15.3個百分點和下降了16.3個百分點，投資與消費比例處於失衡狀態，導致了目前的產能過剩。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生產能力迅速擴張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的路子。解決當前經濟下行、增長乏力問題，實現穩增長目標，必須對症下藥，從擴大內需入手，破解需求不足的問題。
擴大內需的重點應當放在提高居民消費率和擴大公共服務消費上。這就必須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盡快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的收入。要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包括養老、醫療、教育、環境、交通、信息等。提高居民消費率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根本出路。如果通過實施各項宏觀政策，將居民消費率提高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每年將會有10萬億元左右的商品由現在用於投資轉變為用於居民消費，不僅可使居民消費水平有一個大幅度提高，而且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強勁的拉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這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把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可實現調結構和穩增長雙重目標。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債務率不到40%，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屬於最低的水平，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具有很大的空間。政府應適當發行一些長期建設債券，引導社會資金投向，促進結構調整。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連續3年下降，居民消費價格上升幅度2014年12月已下降到1.5%。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經濟運行中應防御的主要風險是通貨緊縮，特別是由於我國的金融格局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因此，現階段廣義貨幣（M2）的總量大一些，是必要的，不會引發通貨膨脹，對穩增長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調結構是經濟發展新階段必須實現的重大戰略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消耗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轉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必須實現的歷史任務，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加快城鄉結構調整。城鄉發展差距拉大，是當前經濟結構中最突出的矛盾。我國鄉村人口尚有6.3億人，佔全國人口的比重為46.3%，人均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1/3。如果沒有鄉村人口比重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幅度縮小，要想跨上人均GDP1.2萬美元的高收入國家的台階，幾乎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所有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都是在城鄉收入差距大體消滅之后實現的。目前，我國大幅度減少鄉村人口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第一，勞動力轉移有出路﹔第二，市場對優質農產品需求旺盛﹔第三，農用工業能夠提供充足的農用生產資料﹔第四，各級財政對“三農”的年投入已達幾萬億元以上。通過推進農業現代化、規模化，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社會平均水平，以消除城鄉收入差距，條件已經成熟。同時，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6億人，農村留守兒童6000萬人，留守婦女4600萬人，留守老人4000萬人，總計4億多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把他們在農村的家人接入城市居住，條件也已成熟。做好這兩件事，城市化率將會有一個明顯提高，城鄉收入差距將基本消除。由此激發出城鄉建設和消費的巨大潛力，不僅對化解產能過剩將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足以帶動我國經濟到2030年以前以7%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要以自主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努力使目前以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轉變為以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主，降低單位GDP的能源原材料消耗，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為此，要加大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力度。在這方面，各個城市都應當向深圳學習。2014年，深圳申請國際專利的數量佔全國的48.5%。為什麼深圳在技術創新上能遙遙領先，關鍵在於形成了鼓勵創新的文化氛圍，有一套有效的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有容忍失敗的社會環境，有一批風險投資企業，有吸引國內外人才的制度，政府對技術創新給予一視同仁的支持。如果各地能夠創造出深圳這樣的環境和機制，創新驅動戰略就能落到實處。
調整區域結構。就全國來看，如果說沿海地區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那麼，中西部地區尚處於工業化的中期或初中期階段。區域發展上的差距，除歷史原因外，主要在於行政區劃阻礙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打破自己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就是針對行政壁壘講的。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運用行之有效的幫扶機制、合作機制。突出抓好“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和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帶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調整經濟社會發展結構。社會事業發展滯后於經濟發展，是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之一。突出的是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和教育的發展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必須加快發展。此外，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已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大氣污染、水污染，已經嚴重影響到人民的生命健康。治理污染，要做到市場和法律手段並用。通過建立誰污染、誰付費和第三方治理制度，形成吸引社會資金投資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把治理污染變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前，治理污染的技術是成熟的，包括脫硫、脫硝、除塵、污水處理等。關鍵在於所有企業都要認真地去做，而不是敷衍了事、應付檢查，特別是要加強對污染物排放的法律監督和對違法者的懲處。
三、把穩增長與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的關鍵在改革
歷史經驗証明，國民經濟出現結構扭曲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體制和政策不合理。調整經濟結構，首先應當從改革入手。
重新聚焦農村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每一次改革發展的重大突破，都率先來自農村。必須通過真刀真槍的改革，沖破阻礙城鄉之間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藩籬和認識上的思維定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上有三大突破，包括允許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抵押、擔保、轉讓﹔允許農戶對宅基地的使用權抵押、擔保、轉讓﹔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建設城鄉一體化的建設用地市場。這三大改革第一次賦予農村土地以商品屬性，農戶憑借其法人財產權即用益物權，可以取得財產性收入，從而像城裡人一樣，分享到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我們日前到河南新鄉農村調研，進城農民將退出的宅基地在縣級土地市場出售，價格在每畝5萬元左右﹔在地級市場出售，每畝20萬元左右。土地管理部門的同志預測，如果允許在鄭州開放全省土地交易市場，每畝價格可翻番上漲。這項改革的落實，必將釋放出農村巨大的土地供給和勞動力供給潛力。現在有兩個認識誤區：一是擔心沖擊18億畝耕地紅線。恰恰相反，如果宅基地的市場價值得以實現，宅基地佔地可減少一半左右，除滿足城市建設用地需要，還能增加耕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耕地面積都是增加的。二是擔心農民工失業農村回不去怎麼辦？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使其享受失業保險，這一問題就可以逐步化解。可以說，推進農村體制改革，是穩增長與調結構的一個重要平衡點，其所釋放出來的需求潛力，是其他任何措施難以替代的。
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審批制度改革列為今年重點推進的改革中的第一項，足見對這項改革的重視。實踐証明，行政審批過多，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僅以鋼鐵和石化兩個原材料行業來比較：“以塑代鋼”可以帶來能源消耗的大量節約。能夠代替相同功能的鋼材所消耗的塑料，其生產過程耗能隻有鋼材的一半。由於鋼鐵行業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充分競爭使企業努力降低成本，增強了國際競爭力，2014年出口9000多萬噸。石化行業由於限制民營企業進入，發展不足，導致每年進口石油化工產品2000多億美元，加上進口石油2000億美元，每年進口高達4000多億美元。由於塑料的成本降不下來，導致鋼材消耗過多，單位GDP能源消耗居高不下。減少審批，勢在必行。
改革稅收制度。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主要原因在於第三產業的稅負過重。最近兩年，實行“營改增”的稅制改革試點，加上簡化新辦企業登記手續，第三產業出現迅猛發展勢頭。2013年末，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達到38.5%，這是史無前例的。如能在第三產業全面推開改革，對穩增長和調結構都將起到重要作用。
改革投資體制。與一些物質產品產能的過剩不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原因在於過去公共產品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隻要推行政府與社會合作模式，賦予企業以特許經營權，就能把社會資金引入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項目上來，對穩增長和調結構將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四、需要認真解決的認識問題
保持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不僅需要在實踐中准確把控，還要在理論認識上廓清四個問題。
宏觀調控是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針對經濟運行情況，進行適時適度的宏觀調控，是改革30多年來的成功經驗，對當前穩增長仍然有效。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我國經濟始終未能擺脫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困擾。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總結了經驗。每當經濟偏熱時，就踩一下剎車，適當收緊銀根，控制投資總規模﹔每當經濟偏冷時，就踩一下油門，適度鬆動一下銀根，擴大內需，達到了熨平周期的作用。當前面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雙重任務。我們既不能為了實現年度增長目標而犧牲長期戰略中調結構的任務，重回高投資、高消耗支持高增長的老路﹔也不能對調結構、轉方式操之過急，要求在三兩年之內就要明顯見效，這將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下行、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
著力探尋破解市場經濟下“過剩”這一難題的途徑。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短缺，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過剩。對於如何解決短缺的問題，我們已經找到了有效的辦法。但對市場經濟下的過剩，由於我們實踐不足、認識不深，缺乏有效對策。當前，需求不足或產能過剩已成為經濟運行中的一個主要矛盾。要借鑒一些國家的經驗，發展公共福利，包括擴大養老、醫療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水平，發展教育事業，提高辦學水平。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發展城市群，重點發展中小城市，提高戶籍城市化率，是破解過剩問題的良方。以自主創新帶動產業升級，需要在增量調整中完成，並以增量調節帶動存量調整。
研究開放型經濟條件下如何保持總供求的大體平衡。2014年我國出口總額相當於GDP的22.6%。外商直接投資達1196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在迅速增加。進出口貿易和涉外投資對國內總供求平衡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大。應研究如何利用國際貿易和投資來調節國內的供求關系。例如，2013年我國到海外旅游消費的支出達1200億美元以上。在旅游消費支出中，購買奢侈品的消費又佔了很大比例。如果適當降低奢侈品進口關稅或減少奢侈品目錄，許多消費就能留在國內，對平衡進出口貿易也有好處。
規劃、財稅、金融三大調控杠杆要形成合力。這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特色。三大杠杆協調動作，就能做到事半功倍。規劃要發揮引領作用。經全國人大通過的規劃，應成為財稅調控和金融調控的依據。財政資金對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應起到引導作用，通過貼息、減稅、資本金補助等手段，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金融調控主要是通過對貨幣總量的調控，調節總需求規模，保持幣值穩定。根據國際經驗，在經濟快速成長期，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保持在經濟增速的2倍左右比較合適，既能滿足經濟發展對貨幣的需求，又不會產生通貨膨脹。
（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