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傳 蒯大申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干部教育培訓師資庫成員、上海市學位委員會第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公共文化研究方向）首席專家。著有 《新中國文化管理體制研究》、《文化強國的制度基礎》、《城市更新的文化內涵》、《中國人的民俗世界》、《朱光潛后期美學思想述論》等。
□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並不在於生態系統本身，而是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出了問題。因此，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生態文明，不僅需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更需要人們思維方式的改變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整體變革
□從文化視角看待城市未來，就應該是從人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物的角度﹔是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把人當作手段﹔是從生活質量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GDP的角度﹔是從人的精神世界豐富和心靈自由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物質享受的角度
如今我們的城市已很少有潔淨的空氣、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樹林。我們的孩子已很少聽到小鳥啁啾、雁啼蛙鳴。就連以往每年春天飛來的燕子也無從尋覓。
城市為什麼會離自然越來越遠？城市命運與人類自然觀的演變密切相關，考察人類自然觀的歷史演變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答案。
如果對人類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變遷作一個粗略劃分，大致可以從三個階段加以考察。
從崇拜自然到效法自然
第一個階段，是依賴自然的階段。
世界各民族大都有一個盛行自然崇拜的歷史階段，反映了當時人類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和依賴關系。如古埃及人崇拜尼羅河神和太陽神﹔在早期吠陀時代，印度雅利安人盛行崇拜天空、太陽、火、光、風、水等。
在中國，宗周建國之初，周文王時已有自然生態保育思想。《逸周書·大聚》記載，大禹曾頒發過一條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文傳》還記載了周文王教導太子的話：農耕稼穡在奉天時，山林採伐須依成時﹔預防水旱飢荒四殃﹔ 畋獵唯時，故不夭胎（懷胎的動物），不取卵，不殺童羊，不服童牛，不駕幼駒﹔土地適宜利用。
古代草原民族更是直接依賴自然資源，從而形成了一種崇尚自然的文化。中國藏族有許多對神山、神湖、草場的禁忌，如禁忌在神山上砍伐花草樹木，神山上不管有多麼貴重的藥材或礦藏，都不准採挖﹔禁忌在神山上打獵﹔禁忌傷害神山上的禽獸﹔禁忌以污穢之物污染神山﹔禁忌在神山上打鬧喧嘩﹔禁忌夏季舉家搬遷，以防踩壞正在生長的牧草，等等。
在中原農業地區，我們也可以在民間信仰和民間禁忌中看到人與自然的原始和諧。如河南林縣一帶有忌耕日。當地以農歷七月十五為牛馬等家畜的“生日”。這天停止使用家畜，給牛馬放放假，晚上要做一鍋炒米湯給牲口喝。民諺雲，“打一千罵一萬，七月十五喝頓炒米飯”，還要燃放鞭炮，慶賀六畜興旺。在黃河沿岸和沿海地區有眾多河神廟、海神廟，定期祭祀四海龍王、媽祖等神靈。
古代先民敬畏自然，就十分重視對自然的觀察與效仿。以這種自然觀為背景，中國古代逐漸形成了“象天法地”基本觀念。《周易·系辭下》雲：“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種古老觀念在春秋戰國時期演變為一種“象天法地”的思想觀念，主張人應效法自然。
“象天法地”的觀念影響著中國古代城市營造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布局、區域分布，小到一棟建筑物的形狀。這一原則自春秋時期被提出后，就成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設計的基本原則，體現在不同時期的城市營建中。翻開眾多中國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處於山水環抱之中的描述，這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的“風水寶地”。對“風水寶地”的追求貫穿於中國古代人居環境建設的全過程，大到城市，小到村鎮，再到一房一屋，無不如此。中國古代的許多城市都有與自然融合的傳統，居城市有山林之樂。如常熟的“十裡青山半入城”，濟南的“一城山色半城荷，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杭州的“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這一歷史時期總體上是一種有機自然觀。這一自然觀的核心是把自然視為一個有生命的活的有機體。在西方，古希臘哲學中的這種自然有機論觀念在文藝復興時代發展成一系列關於自然的有機論哲學。它們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同處於一個有機整體中，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作用。
從人與自然對立到人類中心主義
第二個階段，是征服自然的階段。
起初，人類文明在大自然肥沃的土地上興起。隨著人口大量增加，開墾規模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毀壞。原來肥沃的土壤也隨之遭到侵蝕和流失，導致農業生產力日趨下降。隨著土地日益衰竭，它所支撐的古文明也逐漸衰落。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地中海文明、瑪雅文明、古印度文明都經歷了相似的歷史過程。
在中國，夏商之后較長的歷史時期裡，由於社會發展速度有限，人口自然增長相對緩慢，森林植被的減少在千余年的歷程中並不十分明顯。戰國以后，黃河中下游地區逐漸成為自然生態破壞較早的地區。自秦漢至隋唐時期，這裡平原地區的大片原始森林基本上被砍伐殆盡，剩下的多是零星散布在村落、地頭的樹木或次生林。《后漢書》等歷史文獻記載，我國當時除黃河中下游地區外，仍有面積相當廣闊的森林覆蓋。即使是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森林覆蓋率雖有下降，但仍維持在三四成左右。唐宋以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加速，隨著人口快速增加，對森林的砍伐、破壞越來越嚴重。除了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珠江中下游地區的森林面積也迅速減少。
六世紀至十世紀，黃河中下游氣候溫暖濕潤，植被豐富，水系發達，土壤肥沃。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長安、洛陽、開封，就坐落在黃河中下游這條軸線上。但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和多年戰亂，使長安、洛陽日漸衰落。北京也曾陷入同樣的命運。金元時期北京城的迅速興起，曾導致西山原始林木遭大量砍伐。其后，歷明及清，前后數百年間，由於源源不斷的宮廷用炭需要，在西山以內連續開設炭場，以致原始植被及次生林木遭到更大破壞。
工業革命揭開了人類大規模開發利用化石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序幕。傳統的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能源主要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其直接后果正是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工業革命對於人類財富積累是一次巨大進步，但對人類生存環境卻是一場災難。16、17世紀開始了以實驗與理性方法相結合的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牛頓力學為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學基礎。這種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是分離對立的，人處於自然之外，是與自然不同的存在者。這種人與自然對立的自然觀，導致人對自然及其資源的過度掠奪。
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擴張，這種人與自然對立的觀念發展成為近代的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它忽視自然和人類的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夸大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鼓吹人對大自然進行征服。20世紀以來，人類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從而滋生了更加狂妄的觀念。“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等口號，就反映了這種觀念。然而，當我們陶醉於對自然界的征服和勝利時，自然界開始報復我們。這種工業生產方式和以自然為他者、以征服自然為進步標志的自然觀，使城市離自然越來越遠，城市的環境危機越來越嚴重。
1936年在洛杉磯開採出石油后，刺激了當地汽車業的發展。至20世紀40年代初，洛杉磯市已有250萬輛汽車，每天消耗約1600萬升汽油。由於汽車氣化率低，每天有大量含有碳氫化合物的尾氣排入大氣中。在陽光照射下，這些汽車尾氣轉化為淺藍色的光化學煙霧，使這座本來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的濱海城市，成為美國的“霧城”。在光化學煙霧刺激下，當地居民的眼、喉、鼻發病率和死亡率增高。
隨著城市數量迅速增加，城市規模也越來越大。人口密集、工廠林立、交通擁擠等造成城市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城市化使水泥、瀝青等石化產品替代了土壤、草地、森林等自然地面，影響了大氣的物理狀態，導致城市熱島效應，城市中心往往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方。
構建努力與自然和解的生態文明
第三個階段，是人們進入努力與自然和解的階段。
隨著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一種人類的共同命運感在全球萌生，並逐漸成熟。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單純依靠污染控制技術解決不了日趨復雜而嚴重的環境問題。隻有改革傳統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戰略和政策，按照生態可持續性和經濟可持續性的要求，控制人口，減少資源消耗，改變不合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人類才有可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共同利益和共同危機帶來共同價值觀，關於生態文明的全球性思想因此而形成。這種人類共同價值觀將對人類的未來抉擇產生深刻影響。
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標志著人類環境意識的覺醒。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報告，提出自然資源與環境極限的概念。同年，首次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人類環境宣言》，規定生態文明權、代際正義，為生態立法提供了價值導向與理論基礎。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 《我們共同的未來》宣言，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思想。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發表《裡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和共同行動。
環境問題正嚴重制約著世界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摒棄傳統的城市化模式，開創可持續的城市發展道路，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1996年4月2日，世界衛生組織將世界衛生日的主題定為“城市與健康”，並公布“健康城市10條標准”。2005年6月，世界環境日暨全球綠色生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大會發表的《城市環境協定——綠色城市宣言》 呼吁努力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改善居民生活質量。世界上許多城市正在作出不懈努力。
以英國為例。1956年，英國政府首次頒布《清潔空氣法案》。在城區設立無煙區，禁止使用產生煙霧的燃料，將發電廠和重工業等煤煙污染大戶遷往郊區。1974年，英國政府頒布《控制公害法》。該法全面系統地規定了對空氣、土地、河流、湖泊、海洋等方面的保護以及對噪音的控制條款。1995年，英國通過了《環境法》，要求制定一個治理污染的全國戰略。倫敦通過依法治理污染、發展公交系統、提倡自行車出行、建設大型環形綠化帶和生態公園等措施，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終於摘掉了“霧都”的帽子，重新迎來藍天白雲和清新空氣。
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的招展過程中，世博會組織者共收到全球80個城市遞交的108個自薦案例以及國際組織推薦的上百個案例。這些案例充分體現了世界各國城市在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反映了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主流。其中“芝加哥：可持續城市，未來城市”、“意大利米蘭 ‘24小時太陽報’新總部辦公樓”、“西班牙馬德裡：公共廉租屋的創新試驗”、“倫敦的‘貝丁頓零能耗生態住宅’”都成為世博會期間參觀者熱捧的對象。
在以上對歷史的簡略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命運是人類行為的結果，城市命運與人類自然觀的變遷緊密相聯。
展望：從文化視角看待城市未來
19世紀后半葉，因為看到城市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羅伯特·歐文最早提出“花園城市”的概念。后來，英國建筑學家霍華德發表了專著《明天的花園城市》，將這一想象作為一個理論提出。他們都希望城市能夠被科學規劃，城市能夠像園林、花園一樣美麗宜人。今天，“低碳城市”又成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想象。這種種預測和想象，都對城市的歷史進步產生過積極作用。但是我們同時也發現，上述想象或者預測，即使是生態視角，也大都只是在技術層面進行思考。
應該看到，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並不在於生態系統本身，而是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出了問題。因此，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生態文明，不僅需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更需要人們思維方式的改變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整體變革。
怎樣才是從文化視角看待城市未來？
從文化視角看待城市未來，就應該是從人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物的角度﹔是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把人當作手段﹔是從生活質量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GDP的角度﹔是從人的精神世界豐富和心靈自由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物質享受的角度。
如果從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來看城市環境，我們希望未來城市仍然能夠看到春天有燕子飛來，秋天有大雁飛去﹔河水清澈，裡面可以游泳、可以釣魚。過去小學語文課本裡有這樣的課文：一群大雁往南飛，一會兒排成個“一”字，一會兒排成個“人”字。這種景象在今天城市裡已經完全看不到了，我們希望孩子們今后又有機會看到。
如果從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來看城市街道，我們希望未來城市仍然是一個適宜步行的城市，可以從街的一邊自由地走到另一邊，而不是如今被十車道或二十車道、高架道路分割肢解。還希望未來城市是對自行車友好的城市。
如果從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社會，我們希望未來城市是鄰裡之間和睦相處、守望相助的城市，是市民們都能夠對城市公共事務自由發表意見並參與城市管理的城市，而不是高度碎片化、老死不相往來的城市。
如果從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文化，我們希望未來城市是市民能夠接受良好教育、享受豐富文化生活的城市，是保存了歷史記憶、各種文化共存共榮的城市，也是能夠使人的精神生活高度豐富自由的城市。
無論如何，未來的城市往何處去，取決於我們對未來城市的認識，更取決於推動城市往我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的實踐和行動。我們正在邁向一個全新的文明時代。它不是仰仗神明的文明，也不是人類自以為是的文明，而應該是人與自然相互尊重、和諧共處的文明。這才是能夠讓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
據聯合國預測，未來50年世界人口將由目前的60億增至90億，亞洲人口將佔全球人口一半以上，加上人口持續由鄉村向城市轉移，亞洲的城市環境將會承受沉重壓力。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各個階層都必須在社會管理、科技發展及生活方式上做出徹底改變，必須建立起真正的公民擔當。
兩百多年前康德曾預言，人類歷史的結局將是在“完全公正的公民體制”背景中實現人的自由，同時人類將實現自我。現在的人們還有這樣的自信嗎？
畢竟“隻有一個地球”，我們有理由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