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佔斌：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及政策取向

﹝摘要﹞科學研判宏觀經濟的新走勢，准確認識經濟新常態的新特征，主動適應並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是站在新發展階段起點上的中國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本文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和特征進行分析闡釋，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和預期目標提出若干看法，對全面深化改革創新、主動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提出政策思路建議。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宏觀政策﹔預期目標﹔改革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1-0015-06

﹝收稿日期﹞2014-12-28

﹝作者簡介﹞張佔斌，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首次使用“新常態”這一概念，7月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再提“新常態”，11月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首次全面闡釋中國經濟新常態，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經濟新常態趨勢性特征與重點任務做了更深入的闡述。這些重要論述、重大判斷、重要部署，表明黨對經濟建設規律的把握更加成熟，對科學發展的認識更加自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是立足時代的一項重大的理論創新，是新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新突破，帶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歷史意義。我們要科學研判經濟運行新走勢，准確認識經濟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把握重大的發展機遇，妥善應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風險和困難，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創新發展，主動適應和積極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

一、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豐富內涵和趨勢性特征

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從9個方面論述了“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強調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的學習理解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經濟新常態，很大程度上是想說明：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奮斗，我國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發展階段的歷史起點上了，是個經濟大國了，已經是一個有影響的經濟大國了。但是，放眼世界來看，還不是真正的世界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停留在經濟大國的認識水平和發展水平。我們需要科學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趨勢特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敢於擔當，勇於突破，靠改革和創新著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開啟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新征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國經濟新常態，是高瞻遠矚的全局性、方向性、戰略性的判斷，揭示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新變化，研判了未來經濟發展的新趨勢，體現了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新變化的深謀遠慮，表達了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質量效益提高的深切關注。如果用一句話來解釋，那就是“經濟結構的全方位優化升級”。如果再展開一些，則具體包括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增長動力變化、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經濟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內的豐富內涵和重要特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一是增長速度由超高速高速向中高速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表象特征。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保持了接近兩位數的超高速和高速增長。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而2012年和2013年的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到77%。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季度統計數據，預計2014年的增長率在74%，經濟增速進一步呈現放緩態勢。為什麼放緩？從國際經驗看，經濟增速的適度回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規律，比如，“二戰”后的日本、韓國、德國等一些經濟追趕型和工業化崛起型國家，在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持續高速增長之后，皆普遍地出現了經濟增速回落的情形。從國際情況看，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呈現出“總量需求緩慢增長、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明顯特征，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普遍乏力，使得我國的外部需求出現常態性萎縮。從國內情況看，我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過度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經濟發展面臨瓶頸，轉型升級迫在眉睫。總的來看，由於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化，經濟增速放緩是趨勢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質量和效益的降低。這恰恰是“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的發展機遇。由於我國經濟有巨大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在我國真實的城鎮化率未達到峰值以前，保持中高速增長是可以期待的。我們要對經濟速度的“換擋期”變化保持戰略定力，用“平常心”對待中高速增長新常態。

二是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重規模、重速度導致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也非常突出。“跑馬圈地、佔山為王”的粗放式增長極為普遍，黑色的GDP、帶血的GDP困擾我們多年，市場競爭主要靠數量擴張和價格的無序競爭，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十面霾伏”頻頻給我們敲響警鐘。投資和消費關系不匹配，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收入分配問題突出，等等。隨著我國消費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個性化多樣化特征轉變、出口由單純的低成本快速擴張向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並重轉變、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由傳統人口紅利優勢向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優勢轉變，要求我們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要在改進官員考核手段、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在質量型差異化的市場競爭、推進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發力，努力提升“中國質量”，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變。

三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主攻方向。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發展方式較為粗放，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產業佔據很大比重，產業結構主要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比較利益不高，存在著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科技與產業的融合力度不夠、產業競爭力不強、核心技術受制於他人等諸多問題。30多年的襯衫、拖鞋、玩具經濟已經疲憊不堪，鋼鐵、水泥、玻璃經濟已經到了峰值。現在看，由於我國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傳統人口紅利在逐步減少，“劉易斯拐點”正在加速到來。產業結構必須從增量擴張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客觀上要求我們主動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預留出充足的空間。201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業已攀升至466%。同時，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個性化逐步成為產業組織的新特征，這些趨勢性變化顯現了結構優化跡象。經濟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大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等產業的發展，優先發展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通過逐步化解產能過剩風險等舉措，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努力走出“微笑曲線”的底端，奮力打造“中國效益”。

四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內涵。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石油、天然氣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提高，傳統的人口紅利在逐步消失，要素的邊際供給增量顯然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面對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新一輪浪潮，存在著我國與其他國家搶佔山頭和制高點的問題。在巨大的壓力下，中國企業主動轉型、加強創新的意願在明顯加強，經濟增長的動力正逐漸轉入創新驅動新常態。課題組的研究表明，2013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綜合來分析，這是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等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值得指出的是，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迎面而來，馬雲創造了阿裡巴巴的奇跡，這樣的例子將來還會有更多出現在世人面前，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將會大量涌現，這無疑將會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動力和增長點。

五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機制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方向，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以往20多年的實踐看，我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政府主導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成績不小，但問題也不少，比如，資源配置的明顯不合理、出現不少胡雪岩式的“紅頂商人”，經濟領域嚴重腐敗頻發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表明了黨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我們要尊重市場、理解市場，政府不搞強刺激大放水，主要通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減稅讓利、鼓勵創業、支持創新，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將資源配置的決定權限交給市場，通過市場方式解決好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動力，並通過合理運用區間調控、定向調控和結構性改革等方式來完善市場機制，彌補“市場失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六是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發展結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人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於政府調控不力、市場體制不完善，導致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經濟利益的分配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如何釋放改革紅利，讓城鄉人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極為重要。要堅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城鄉關系也出現新氣象，城鄉二元結構正加快向一元結構轉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呈現出良性循環的態勢，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正在加速形成。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近幾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明顯快於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縮小。同時，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亦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此外，區域增長格局與協調發展也在發生重大而可喜的變化，“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正在加緊制定和推進中。新常態下，我們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更加注重協同發展，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定，使經濟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將是長期趨勢。

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和預期目標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並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整體上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國際大環境總體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但國際關系仍然錯綜復雜，大國與大國之間的博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較量等等，這些外部風險和挑戰同樣不可小覷。

從短期看，2015年世界經濟預期仍將保持周期性溫和復蘇態勢。IMF和世界銀行先后在2014年年中下調年度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的同時，並沒有調低2015年的增長預期，他們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達到4%。但世界經濟復蘇則呈現明顯的曲折分化特征。美國經濟復蘇形勢有所好轉，就業、房地產等主要指標繼續改善，消費者信心走高。歐日經濟持續徘徊。歐元區受德法意等大國的拖累，復蘇進程再度擱淺，通縮壓力不斷上升。日本“安倍經濟學”和“311大地震”后的災后重建，使日本經濟出現了短期性復蘇，但長期動力不足和政策效應遞減，經濟增長的前景不容樂觀。新興經濟體集體進入減速調整期，增長放緩勢頭總體仍在延續，部分國家存在滯漲風險，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

從中長期看，我們面臨兩大挑戰和機遇。一是世界經濟游戲規則正面臨深刻調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積極推進ＴＰＰ、ＴＴＩＰ，以美聯儲為中心的六國實行貨幣互換，對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帶來新挑戰。二是世界正在醞釀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的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的應用以及新的投資機會的出現，對傳統產業往往具有顛覆性甚至是毀滅性沖擊，可能會直接破壞現有的產業體系。當然，這對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我們的判斷是，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好於2014年是大概率，但仍然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基於以上的分析和認識，在新的發展階段，確定短期和長期發展目標，有三個方面需要重點考慮：

一是發展是硬道理，發展需要保持合理的速度。要看到我們的人均GDP還不高，在世界上排在90位(含地區)以后。我們要牢記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作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從根本上講，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對此我們不能有絲毫動搖。發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這個速度是實現社會比較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速度，是不帶來嚴重后遺症、經濟增長質量較高的速度，是符合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速度。

二是抓住創新轉型這條主線，提質增效。要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可實現的中高端目標，必須依靠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創新是轉型升級的最大動力源泉，這裡的“創新”不僅僅是指科技創新，它還涉及發展理念的變革、模式的轉型、路徑的更新、體制的改變、制度的出新，是一種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在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發展的新階段，隻有加快創新轉型，才能實現長期的中高速增長，並向經濟發展的中高端水平邁進。

三是堅持有為有力原則，實現好的新常態。新常態是一種新境界、新趨勢、新方向，好的新常態，不是一種自然、必然的狀態，它是一種可能最好的狀態，如果不去努力，躺著睡大覺、期盼天上掉餡餅，不解決經濟結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好的新常態是得不到的。我們必須積極有為，勇於擔當，埋頭苦干，才能“穩中求進”，才能“穩中有進”。當下，要採取措施，解決一些地方官員不作為的突出問題。

在此宏觀政策的基本取向下，關於2015年的經濟目標，有以下幾點看法：

(一)關於經濟總量目標。我們的研究認為，將2015年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定在７%左右，是比較合適的。理由有以下幾條：(１)根據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經濟規模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測算表明，年均增速隻要達到72%就能完成這一目標，而2011年到2014年這過去的10年，我國GDP年均增速預計能達到81%。也就是說，未來6年年均增速隻要不低於66%，就能實際上述目標。當然，７%左右的目標與“十二五”規劃的增長目標也是相一致。(２)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這些變化已對就業總量的增長形成強有力的支撐作用，７%左右的增長所帶來的實際就業增量比10年前10%以上的增長率還要多，特別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對就業增長促進作用越來越大。(３)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的調整相比，我們對經濟增長目標調整仍然是緩慢的或溫和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我國GDP年均增長達到99%，最近三年平均為77%，降幅為22個百分點。但是，經濟目標僅僅隻調整了05個百分點，從8%左右降至75%左右，若再調低到7%左右，加總起來也僅調整1個百分點。從近幾年的實際情況看，社會對經濟增速適度放緩的壓力承受能力在增強，並不會帶來對經濟社會大的沖擊。(４)將經濟增長目標適度下調，可以適度減輕穩增長壓力，為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留出更大的空間。

(二)關於其他經濟目標。城鎮新增就業目標在1000萬人以上，與2014年基本持平。保持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CPI增長目標定在30%左右，較2014年有溫和提高，這也是防止通貨緊縮的需要。同時，有必要確定三大需求的合理增長目標：投資增長15%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13%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3%左右，出口增長７%左右。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創新適應

並引領經濟新常態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做好2015年的經濟工作能為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和為“十三五”開局奠定堅實基礎。新常態下的2015年，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堅的關鍵一年，也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起步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鞏固改革良好勢頭，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對2015年的經濟工作有以下總體思路上的思考：

(一)優化政策，保持經濟中高速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作為2015年經濟工作主要任務的第一條，足見“保增長”的重要性。應當說，以優化政策為抓手，推動經濟平穩增長，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金融政策都有很大的優化空間。要用好用活財政金融產業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穩步發展。要堅持穩增長靠宏觀調控創新、靠改革激發增長活力，這一已被証明行之有效的思路。要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政策。宏觀調控具有較強的動態性，更注重解決長期的穩增長問題，目標既是保持經濟運行不滑出合理區間，又通過激活力、優結構、釋放長期發展潛力，來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可考慮結合三架馬車的情況以及行業和區域的變化情況，在重大基礎設施、中西部鐵路、城際鐵路、水利工程、安居工程、城市交通、地下管網、節能環保等方面定向發力。

(二)促進改革，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行政審批、投資、價格、壟斷行業、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資本市場、民營銀行准入、對外投資等領域改革，使改革舉措有效轉化成發展動力。在進一步深化和鞏固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的同時，要全面推進和落實財稅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國企改革和要素市場化等改革，努力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建議國務院在取消和下放審批事項的進程中，尤其要重點清理取消能源、醫療、醫藥等領域不必要的生產經營准入限制、行業管理等規定，進一步完善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在合適時機可採取投資項目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要進一步規范企業投資前置審批及中介服務環節，逐步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監管機制。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方式與機制，進一步健全市政基礎設施、水利工程等領域的投資運營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匯率和資源品價格等市場化改革。加快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和工資改革。

(三)調整結構，創造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結構性改革是今后改革的重頭戲，也是考驗我國經濟能不能轉型升級的關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這需要結構性改革來推進。需要在需求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發力。這裡有幾點需要注意：一是要著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既包括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也包括形成新的區域增長極。二是要努力優化投資結構。深化國企改革，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落實促進民間投資的各項政策措施，為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營造公平的投資環境。加快制定跨五年規劃的棚戶區改造、鐵路、水利、能源和生態環保等長期重大工程建設。三是要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要繼續大力支持已形成一定新的優勢產業，如高鐵、核電、光伏、造船和支線飛機等繼續做大做強，努力發展“強國產業”、“強國技術”。對產能過剩問題，也要有扶有壓，既要堅決地淘汰落后的產能，也要積極消化先進的過剩產能，還要結合國際合作適度轉移。四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主要是落實好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關鍵是解決好“三個一個億”問題。靠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來不斷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五是加快和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擴大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進一步完善促進服務業快速發展的實施細則，強化服務業發展的戰略性安排。

(四)改善民生，促進中國經濟包容式發展。堅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定。我國的基礎產業，有的如農業這樣的弱勢產業，有的如公共基礎設施等產業普遍存在投資大、盈利水平低、欠帳太多的問題。加強這些短板建設，使短板變長，中國長期穩定發展的可持續性就得以提高。一些民生短板補上，如加強基本社會保障，則有利於擴大消費，增強發展后勁。還有一些民生加強了，如教育和醫療，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是推動創新驅動戰略的重要條件。要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政策支持力度，精准扶貧。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戰略部署，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進一步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支持社會資本、社會力量興辦教育。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公開、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要進一步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保護和污染治理，特別是要大力氣治理霧霾，努力使“APEC藍”成為一種常態。

(五)防范風險，增強經濟穩步發展的信心。2015年可能是各種風險更為集中顯現的一年，要注意及時防范和化解風險，避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把經濟增長穩定在合理區間是最大的防風險。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堅持底線思維，是我們應對當前錯綜復雜形勢的科學方法，更是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治理理念。我們要適應經濟新常態、主動有為，就要對經濟新常態階段各種潛在的經濟社會風險如房地產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金融風險等保持清醒的認識，更好地發揮底線思維的科學預見作用，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未雨綢繆、積極應對經濟社會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挑戰。其中最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調整，將使地方融資平台和金融機構的隱性風險顯性化，要保持定力，有足夠的耐心和細心，需要分類施策，通過延長處理時間，積極化解。

(六)精心謀劃，著眼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2015年是規劃之年，且“十三五”規劃具有“承上起下”的重要作用。“十三五”規劃既是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規劃，也是一個全面實施轉型發展戰略的規劃，以此推進我國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目標的實現。“十三五”時期既是實現第一個100年目標的沖刺階段，也能為實現第二個100年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要認真研究我國處於經濟新常態的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變化，准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趨勢和存在的關鍵問題，圍繞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期的發展進行戰略謀劃。可重點圍繞努力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等戰略目標，進行超前的戰略安排和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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