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十一連豐”，農民增收“十一連快”，中國農業歷經磨礪，十一年生聚，十一年發展，一路向好。但一片繁榮景象使社會長期陶醉在“衣食無憂”裡，一些矛盾和問題逐漸滋生、累積，正在凝結成阻礙發展的困局。
困境一：離農越遠，離現代化越近
一些人，尤其一些領導干部長期在一個誤區裡打轉轉，認為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而農業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適應的落后文明形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離農越遠，離現代化就越近。這是一種流行廣泛的認識誤區。由此導致一些地方一些人或談農色變，或談農無言，或隻尚空談，中央的“重中之重”戰略成了“輕中之輕”。人類文明有三大基本載體，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社會分工專業化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這三大文明是人類社會所有文明的基本載體，任何文明形態都依附於這三大文明之上。理清這三大文明之間的關系是走出認識誤區的關鍵。
作為最早發育起來的農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母體文明，它是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並行不悖、共生共榮的一種文明形態。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相比，農業文明提供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和生存方式，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文明，是其他一切文明的基礎。因此，沒有農業文明的文明是殘缺的文明，沒有農業文明的經濟是斷裂的經濟，沒有農業文明的社會是危險的社會，沒有農業文明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發展。農業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該拋棄的文明，它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並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關系。早在上世紀60年代，舒爾茨就質疑劉易斯的工業化發展思想，反對以輕視和犧牲農業來發展經濟的做法，強調人力資本和生產要素配置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改造。
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繼起性。后一層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層次文明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農業文明為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美國就是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然后實現工業現代化、城市現代化。中國如果農業這條短腿不能加長，那麼實現農業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基於人類文明繼起性的特點，文明的發展不可倒序。我們今天走的是劉易斯外延式擴張，把工業、把城市做起來，然后反哺農業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顯，僅靠輸血解決三農問題是不可能的，農業必須同時走舒爾茨內涵改造的路子，像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一樣，把諸多現代元素注入農業，培育農村內生性的物質基礎，增強造血功能，讓農業農村農民同時現代化起來，農業這條短腿才能加長，農業文明才能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同時發展、同步發展、同樣發展。在三大文明的關系問題上，有的人是真糊涂，有的人是裝糊涂。真糊涂好辦，裝糊涂可就難辦了。
困境二：從法蘇到仿美的邯鄲學步
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效仿蘇聯集體農庄，大搞人民公社，用那種大一統的政治思維處理需要市場分散決策的經濟問題，最后走入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困境。今天當年效法蘇聯的余悸尚在，一些人又在大力鼓吹美國的大規模經營。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3500畝，我國每戶不足十畝，美國3億多人，我國比美國多10億人，但是美國的耕地差不多比我國多10億畝。世界上有兩種類型的農業：人多地少型和人少地多型，我國顯然是人多地少型的，在人口稠密的廣大農村走美國式的大型農場規模化之路顯然是不可行的。況且，土地規模化經營超過一定程度，效益就會下降。到目前為止，日本2公頃以上的農戶也僅佔15%左右。以1970年的日本和美國為例，美國農民1人1台拖拉機，日本45人一台，美國勞均生產糧食是日本的10倍，而單位土地產量僅為日本的1/10。
美國農業追求的邏輯目標是單位勞動力產出最大化，中國農業追求的邏輯目標是單位土地產出最大化。美國拼的是土地優勢，中國和日本一樣，沒有土地優勢，隻有勞動力優勢。中國農業必須考慮到現實國情，中國的工業化還處於中級階段，吸納就業的能力還很有限，因此，轉移農民需要把握速度。土地過度規模化經營，100個人的地給1個人種，其余99個人到哪裡去，去干什麼？這是一個最直接的現實問題。隻看經濟效益，不看社會效應是行不通的。當年效法蘇聯教訓慘痛，今天效法美國帶來的后果還難以估量。
因此，我國不能盲目效法美國，不能違背農民意願，不能違背經濟規律，更不能違背中國的現實。必須走有中國特色的土地適度規模化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是適應現代農業的規模要求，在產業布局、產業鏈條、組織、服務和適合工廠化生產的種養業五個方面著力推進規模化。土地規模化必須嚴把適度關，農業部專家錢克明估算適度規模南方以30畝－60畝為宜，北方以60畝－120畝為宜。二是建立農地經營的准入和退出制度。農業是專業性很強的行業，不熟悉情況，不掌握技術，很容易失敗。我國現在誰都可以去搞農業經營，很多企業到農村圈地因不具備經營能力和條件，不僅導致損失慘重，也浪費了珍貴的土地資源。因此，我國農業土地規模經營必須建立准入和退出制度。三是把經營方式選擇權還給農民。中國所有改革都是農民的創造，革命年代，中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中國農民是革命的農民﹔改革年代，中國改革是農民的改革，中國農民是改革的農民。沒有誰比農民更了解自己，沒有誰比農民更清楚自己該走什麼路，也沒有誰比農民更對自己負責。農業的經營方式隻能靠農民自己選擇，是出租，是入股，是合作還是轉包，由農民自己決定。政府要做的隻可以按照經濟規律，加以引導，同時做好各種服務。
誠然，土地需要流轉，中國農村的土地流轉應分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動的，我們稱之為“行政流”。即把一戶不足十畝的承包地分為七八塊，怎樣合成一塊。這是一家一戶辦不了、也辦不好的事情，必須依靠集體組織統一行動，當年靠行政力量細分，今天還應靠行政力量整合，在此基礎上完成確權登記頒証。這方面，安徽蒙城、河南民權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經驗。第二個層面，需要市場推動的，我們稱之為“市場流”。在完成“一塊田”行政整合、做好確權登記頒証的背景下，是合作、是入股、還是出租，由農民按市場規律自由選擇。政府隻應做好服務，不可強行干預。第三個層面，需要法律推動的，我們稱之為“法律流”。如抵押、擔保、買賣是現行法律不允許的，必須在國家修改憲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依法流轉。當前各地政府應充分理解中央土地流轉的初衷，充分尊重農民的選擇。首先應做的是抓好“行政流”，做實“一塊田”，不應隻緊盯著“大規模”的企業規模化，而不屑於“小規模”的家庭規模化，過分熱情地插手“市場流”和“法律流”，使該做的沒做好，不該做的做過了頭。“行政流”是“市場流”和“法律流”的基礎，隻有做好“行政流”，才能順暢推進“市場流”和“法律流”，不然將遺患無窮。
以人少地多的美國模式移植想象，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問題，帶來的隻能是亦如效法蘇聯的折騰后果。因此，中國農業應該、也必須跳出“東施效顰”的怪圈，因國制宜，發掘傳統農業精華，借鑒現代農業經驗，用“歷史的耐心”走好自己腳下已經生成的道路。
困境三：經營主體的選擇
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有六個類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龍頭企業、小農戶。不論哪種類型，都離不開家庭經營這個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經營單元，也是主體、主力、主導。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強力推進土地集中連片，千方百計扶持所謂的龍頭企業搞成千上萬，甚至幾萬畝的大規模經營，以為政府和企業才是農業經營的未來主體，這是十分荒謬的。
農產品生產相對於工業產品生產有六大自身特點：不可間斷、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是活的生命體、遵循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兩個規律、結果隻能最終一次性顯現。
這六大特點決定了農業必須以家庭經營為單位。這是古今中外農業發展的基本經驗，小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關鍵就是恢復了農業的家庭經營功能。農產品生產無法並列交叉作業，生產的繼起性、周期性、季節性、地域性比較強，栽種、管理、收割等各階段的勞動強度不同，要求勞動者有非常好的執行和協作精神。自然因素、外界環境等影響較大，同一地塊的農產品生長都有差別，要求團隊勞動者之間能進行有效的信息溝通。這些都要求整個勞動團隊的每個勞動者都要盡心盡力，盡心盡責，這樣的勞動團隊隻有以家庭為單位才能做到。同時，農產品生產很少有中間產品，而且產品個體具有獨特性。對具體勞動者在某一單獨時期、某一批次產品的勞動質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難具體衡量，衡量不准就不能做到准確激勵。如果進行全過程監督考核，其成本高到無法承受，因此，農業必須由一個最佳利益共同體經營，在各種社會組織中，隻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分配中執行力最強、勞動最盡責、監督成本最低，也隻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成果和利潤分配過程中矛盾最小，離心力最小。
家庭是無與倫比的最佳利益共同體，隻有家庭才能實現農業效益的最大化。在發達國家，美國家庭農場佔86%，法國佔88%，歐盟15國平均佔88%。在中國，2億多農戶進行家庭經營，用佔世界1/10的耕地生產出佔世界1/5的糧食總產量，養活了佔世界1/5的人口，這是最有力的証明。
歷史的教訓已經昭示我們：農業經營的主體不是政府，不是企業，而是家庭。當年“公社+社員”，是政府在種地，種到餓死人。“公司+農戶”，是企業在種地，弊端正在顯現。中國農業必須走“農戶+農戶”的路子，才是正途。目前，全國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企業大約1500萬家，這1500萬家企業平均壽命5年左右，農業企業的風險更大，大公司經營農業隨時都有破產的危險，這個風險立馬就會從社會轉嫁到政府頭上。今天鼓動兼並，到時苦果自食。
困境四：現代農業等同於農業現代化
不少人把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混為一談，以為隻要土地實現規模化，再加上現代設施、現代技術，就是農業現代化了。這種片面的理解，很容易把農業現代化建設導入歧途。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不是同一個概念，最根本的區別是追求目標不同，現代農業追求的目標單一，就是經濟﹔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目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體現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位一體。
人類農業發展已經歷了三種形態，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原始農業就是刀耕火種的農業﹔傳統農業就是農業在一個封閉的內循環狀態下向前滾動發展的農業﹔現代農業就是打破了封閉的內循環格局，注入外力，拉長產業鏈的農業，就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和提升。現代農業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現代時期有兩個主要標志，即注入了兩個外力，一是化肥、農藥的使用，二是用機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現代時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長了產業鏈條，建立了農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服務業這樣一個一、二、三產聯通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這個產業體系就是我國現階段農業現代化需要建設的產業體系。
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就是要通過科學技術的滲透、工商部門的介入、現代要素的投入、市場機制的引入和服務體系的建立，用現代科技改造農業、用現代工業裝備農業、用現代管理方法管理農業、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服務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農民收入，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農業現代化，農業是本體，農民是主體，農村是載體。現代農業隻要求實現“本體”的現代化，這是不完整的現代化，“主體”和“載體”如果不能同時實現現代化，“本體”農業就無法實現現代化。隻追求單一的經濟目標，不追求五位一體的綜合目標不是農業現代化。因此，必須重構農業現代化體系，重啟農業現代化議程，做到“三體共化、十農並進”。“三體共化”，即作為本體的農業，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載體的農村要共同實現現代化。“十農並進”，就是要在農村人才、農民組織、農民工、農村道路、農田水利、農村土地、農產品與農資價格、農村金融、家庭農場、農村環境等方面共同建設，同時推進。
總之，從理論層面上看，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建設應著力於“五個創新”：一是內涵創新，構建一、二、三產融合，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二是外延創新，實現“三體共化、十農並進”﹔三是目標創新，邏輯目標追求是土地產出最大化，不同於美國的勞動力產出最大化﹔綜合目標追求是“五位一體”，不同於現代農業的單一目標﹔四是路徑創新，外延擴張帶動與內涵改造提升並重，讓劉易斯模式與舒爾茨模式並重﹔五是結構創新，重構農業生態系統，從廣義的生態學視角出發，使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標領域按照生態學原理在重構自身的同時，建造五位一體的整體構架。
困境五：“錢途”茫茫
“貨幣戰爭”的硝煙已經彌漫在世界角角落落，唯有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還處在盲區。農村金融是農村生產生活的血脈，但是從1997年開始，原來在農村設有網點的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了降低成本，紛紛將分支機構撤離農村，退出農村市場，對農村實行隻存不貸，從農村“抽血”，輸向城市、輸向工業的一邊倒方針。長期以來，一些縣市存貸比高達70%－80%，中國20多年以來農貸在全部貸款總額中的佔比僅5%左右，印度均在20%左右，高的年份達到25%，有關資料顯示，印度農戶貸款率97.1%。印度進行過三次農業革命，過去吃不飽飯，現在成了農產品出口大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金融比較適合農業發展的需要。他們3-5個村都開辦一個政策性的銀行，為方便貸款，力求給每家都開設賬戶。剛組建不久的新一屆政府又在猛推“大眾金融計劃”，即廣泛開展為社會成員開戶活動，以此激發社會的活力，創造創業環境。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示范，值得我國借鑒。
美國有9000多家銀行，我國隻有1200多家銀行，其中上千家是村鎮銀行。台灣地區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銀行。目前全國小貸公司發展較快，全國8000多家都沒有身份証，監管上也存在許多漏洞。因此，要解決農村“錢途”問題，政策性銀行必須伸腿下鄉，農村本土金融必須快速成長。1999年1月，國家一紙命令將4.5萬家鄉村兩級合作基金組織全部砍掉，今天看來這是過於草率之舉。如當時進行規范整頓、扶持成長，中國今天的農村經濟社會將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場化、全球化的今天，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讓農民在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會“游擊戰”，應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應大力發展各類農民互助金融組織，這是解決2億多小農戶資金奇缺最有效、最便捷，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應鼓勵發展，放手發展，幫助發展，扶持發展。其次，從實踐看，安徽農信社改為農村商業銀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廣，全省83家法人機構中，已有64家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省社也在積極推進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統存款余額由2004年的712億元猛增到5583億元，增長了7.9倍，貸款余額由513億元增加到3713億元，增長了7.2倍，不良貸款由39.3%下降到2.99%，歷年虧損挂賬得到全部消化。存、貸款佔全省銀行的市場份額分別達到18.26%和17.26%，服務三農能力大大增強，累計無償代發三農補貼4億筆。金農卡、社保卡和ATM機市場份額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發展中應有一定的政策約束，確保其為三農服務的宗旨不能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