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新常態下，以創新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

2015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至少有三個特別之處：一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一科學論述，將成為今年我們制定新階段發展戰略、規劃和一系列政策的大邏輯﹔二是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規劃之年，承啟“五年規劃”之前后，意義重大﹔三是2015年是為完成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務奠定良好基礎的關鍵之年。而要做好2015年的工作，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確理解、正確遵循“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一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深刻認識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而實現這一階段演化的重要標志，一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基本完成，二是結構調整及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三是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基本形成。

在此，僅就“新常態下，以創新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談幾點認識。

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必須科學認識新常態

習總書記在上個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並鮮明地概括了新常態所帶來的趨勢性變化，這正是我們認識新常態的出發點。隻有深刻理解、正確把握這些趨勢性變化的內涵，才能科學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進而引領新常態。我感到，要加深對這一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必須科學分析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內外部條件的新變化，以及由此蘊含的發展新機遇和新挑戰﹔還必須深刻認識新階段對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從外部環境來看，新的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世界發展格局的深度調整。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中國的發展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發展格局的影響。謀劃中國的發展，必須對世界格局的變化有清醒的認識。概括地說，世界發展格局的調整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全球經濟增長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種種措施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到目前為止，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可以說仍是陰雲未散，晴天難期。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美國2014年經濟增長2.2％，與前年持平﹔日本二、三季度修正后的GDP按年率分別萎縮7.3％和1.9％，陷入“技術性衰退”，全年可能在1％左右﹔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歐元區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為零，不少經濟學家懷疑全年0.8％的目標恐怕難以實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轉軌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將從4.7％降至4.4％﹔印度已從2010年的10％左右降至5.6％﹔2014年將是拉美經濟增長10年來最低水平，巴西降至0.2％﹔摩根斯坦利預測俄羅斯將降至0.6％。這些數據說明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面臨著深刻的、復雜的、相互交織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絕非短時間能夠得以解決，而且更需要進行深刻的體制變革。在這些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全球經濟格局無疑處在極其不穩定的變動、甚至撞擊之中，世界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增長也很難恢復到危機以前的水平。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為趕超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正在加速推進工業化﹔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下，發達國家紛紛採取“再制造業化”戰略。這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工關系呈現更加復雜的局面。同時，在交通通訊等領域的技術進步的推動下，低端生產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致使全球價值鏈分工更有利於處在價值鏈兩端的發達國家。有數據顯示：近幾年，跨國公司在全球投資利潤繼續增加，主要發達國家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8年至201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利潤增長93％，達到2.3萬億美元。截至2014年3月的2013財年，日本上市企業在亞洲的營業利潤同比增長22％，再創新高。這說明分工重塑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三是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日趨復雜。在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遲遲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種各樣新的區域合作倡議和機制不斷推出。這在深化區域合作的同時，增加了全球經濟治理的復雜性、多變性、不確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球貿易發展的進程。世界貿易的有關數據可以做一証明：世界貿易的增速通常是世界經濟增速的兩倍，據WTO等國際機構介紹，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前20年世界貿易額平均增速為6％，而2013、2014年分別為3％、3.1％。四是全球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日益密切，相互影響日益增強。政治和經濟是兩個范疇，但兩者之間從來就沒有分離過。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政治對經濟的干預有明顯加強的趨勢，地緣政治危機對區域、甚至全球經濟的影響呈現多發性、尖銳性、難以預測性。如當前俄羅斯所面臨的問題，僅從經濟的角度是難以得到完整合理解釋的。

從內部環境來看，新的最顯著變化是發展受到約束的廣度和強度前所未有。一是發展絕對水平不夠高和老齡社會過快來臨之間的矛盾凸顯。在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明顯差距的情況下，我國出現勞動年齡人口絕對下降的趨勢。創造社會財富的人相對減少，依靠社會贍養的人口相對增多，2013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已超過2億人，2014年已達總人口的15％，大大超過傳統老齡社會10％的標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提高勞動生產率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與轉型發展緊迫要求之間矛盾尖銳。轉型發展的根本支撐在於科技創新。然而，坦率地說，近些年我國的創新能力雖然有所提高，但還難以支撐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我們多年來強調的增長動力的轉換，用“青黃不接”這一成語形容並不為過。創新能力不足的一個顯著表現是很多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核心技術嚴重依賴發達國家。2013年，我國進口集成電路的總價值超過進口原油，高達2313億美元。

三是發展對資源環境的新壓力與人民群眾對改善生存環境的新要求之間矛盾空前。2014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65萬億元左右。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對資源環境構成的壓力遠非昔日可比。與之同時，人民群眾對改善生存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急迫，在人口集中居住的東北黑河至西南騰沖的胡煥庸斜線東南地區，空氣、水、土地的承載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說，大都到了極限。

四是過大的收入差距與人民群眾對於公平的渴望之間矛盾突出。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1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473。這一水平高於國際上0.4的警戒線。長期存在的過大收入差距，引發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另外，我國近2億非城鎮戶口的城市常住人口與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公共服務水平差異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對社會和諧、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除了以上兩個方面外，世界范圍內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也必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歷史表明，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對生產方式、消費方式乃至人類的發展進程產生重要影響。18世紀，以蒸汽機技術為代表的第一次技術革命使人類進入了機械化時代﹔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以電機和化工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使人類進入了電氣化、原子能、航空航天時代﹔20世紀下半葉，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使人類社會進入了互聯網時代。目前，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新一輪技術革命成果和上一次技術革命成果的結合，將對生產組織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費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產生重大影響。這會帶來發展的新機遇，也會從產業發展、經濟管理和社會治理等方面向我們提出巨大的挑戰。同時，這也將是經濟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這些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對新時期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體包括：未來的發展既要注重物質財富的增長，更要注重社會的進步﹔既要注重財富創造的結果，更要注重財富創造的過程﹔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更要注重增長的集約性﹔既要注重經濟的效率，更要注重社會的公平﹔既要注重當代人的發展，更要注重為子孫后代留下廣闊的發展空間。隻有實現這樣的發展，才能做到“物當其用、物盡其用”，才能彰顯社會正義，才能體現代際公平，才符合人類社會進步的大方向。

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必須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

面對新常態下的新環境、新機遇、新挑戰和新要求，我們仍要充分認識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關鍵的重要意義。隻有堅持不懈地推動發展，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保障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不言而喻，發展最基本的內容是經濟增長。因此，在新常態下，仍必須使經濟以一定的速度增長，換擋而不失速。當然，我們所需要的增長速度是有別於以往傳統增長方式而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是建立在新的增長動力基礎上的速度。

第一，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順利邁向新階段的必然要求。經過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從低收入國家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但現代化的任務尚未完成。2013年，我國人均GDP雖已達到7000美元左右，卻隻相當於美國的八分之一左右，與智利、土耳其、巴西等國家有不小的差距，在世界人均排名僅在80位左右。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建設民富國強的現代化國家，必須長時期地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穩定增長。

首先，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是邁向高收入社會的需要。縱觀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史，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最終狀態的，是經濟能不能以一定速度持續增長。過去30多年，我國GDP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長，可並不意味著一定能把經濟穩定增長保持下去。一旦增長進程中斷，我們在現代化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可能會前功盡棄。其次，保持經濟較快增長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保持社會穩定，必須以一定的增長速度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當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開始下降，從勞動力供求總量關系上看，就業壓力似乎不大。不過，需要引起重視的是，由於勞動力供求結構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會日益突出。今后一段時間，我國每年都會有超過700萬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畢業，這些人都期望獲得體面的工作。就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聯性、連續性來說，隻有保持與過去相比可銜接的、適度的增長，才能創造出更多更好、適應社會需要的就業崗位。再次，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是防范財政金融風險的需要。在高速增長階段，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金融系統風險和企業經營風險，容易被資產價格等因素上漲所掩蓋。事實上，目前我國已經積累了不容忽視的財政金融風險。根據審計署公布的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包括或有負債在內的各級政府債務總額高達30萬億元，相當於2013年GDP的51％左右。如果經濟增速出現顯著下降，資產價格就有可能大幅度縮水，企業利潤率就會大幅下降，財政收入增長就會受到嚴重影響，這就有可能使潛在的財政金融風險變為現實的威脅。

第二，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須依靠新動力。觀察經濟增長的動力，可以有不同的視角，既可以從市場需求的視角來觀察，也可以從要素投入的視角來觀察，還可以從資源要素配置結構的視角來觀察。從市場需求的角度觀察，舊的增長動力的主要特征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在其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新的增長動力的主要特征應是，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大作用。從要素投入的角度觀察，舊的增長動力的主要特征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資源、勞動力大規模、粗放式投入，技術進步在其中的作用不夠突出﹔新的增長動力的主要特征應是，經濟增長要靠資本、資源、勞動力的高效集約使用，技術進步在其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資源要素配置結構的角度來觀察，舊的增長動力的主要特征是，增長所依賴的配置效率改進主要來自於資源要素在部門間、地區間的轉移﹔新的增長動力的主要特征應是，這種配置效率改進將更多來源於部門內、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

經濟增長隻有建立在這樣的動力基礎之上，才能應對世界經濟增長長期低迷的挑戰，獲得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才能以較少的資源和勞動力投入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應對老齡化帶來的挑戰，突破環境對發展的嚴重束縛，有效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創造永續發展所需要的支撐環境﹔才能滿足新常態下人民群眾對發展的新期待，有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

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必須把創新作為形成新增長動力的根本途徑

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的關鍵又在於創新。我們必須進行產品創新，開辟新的市場，使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必須進行生產組織方式創新和工藝創新，以提高資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須進行體制機制創新，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當然，最重要的是要進行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一切創新的基礎。誠如美國數學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所言，“技術是上帝的禮物，除了生命之外，它可能是上帝賜予人類最大的禮物，它是文明、藝術和科學之母”。

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推進創新，要謀劃好創新的方向，明確創新的關鍵領域，統籌利用各種創新資源，創造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我們要緊密圍繞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的需要，適應新常態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的變化，把握全球科技進步的總趨勢，調動一切創新資源，推動中國由創新資源大國變成創新能力強國，使創新真正成為引領和推動轉型發展的強大

引擎。

第一，要著力推動科技創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4世界知識產權指數》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專利申請量已佔全球總量的32.1％，超過美國和日本，總量接近於美日兩國的總和。從專利申請總量來看，中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創新大國。不無遺憾的是，我國的創新層次還比較低，在被授權的專利中，發明專利不足1/6，外觀設計超過30％。同年，日本的發明專利授權量佔總量的比重超過3/4，外觀設計所佔比重不到14％。這充分說明，未來我們應在科技創新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作為現代化后起國家，在傳統技術領域，我國有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后發優勢，但也有隻能在“邊緣地帶”創新的后發劣勢。在新的技術領域，如增材制造、數字機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電網、物聯網、新材料等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大體上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有機會走在創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創新的最前沿。應統籌配置創新資源，以在這些新技術領域實現創新的重大突破。

第二，要著力推動生產組織方式創新。生產組織方式的調整和優化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推動作用。生產組織方式的調整，有利於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如：福特流水線的建立就顯著降低了汽車生產成本，提高了汽車生產效率。在福特新的生產線上，汽車底盤的裝配時間僅需要1.5小時，比原來少用11小時，效率提高近10倍。創新成果的應用，也有賴於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如大家所熱議的物聯網技術，隻有與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結合起來，才能實現其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也會對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提出要求。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帶來的個性化需求的增長，對定制化、分散化生產的需要也會增多。中國是人口大國，即使在消費市場需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特定人群的消費總規模依然很大。對中國而言，生產組織方式的調整需要把握兩個方向：一是應用新技術革命的成果，優化大規模、集中式生產組織流程﹔二是適應市場需求多元化的趨勢，發展小型化、個性化生產。

第三，要著力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活動是社會再生產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商業領域的創新不僅僅影響商業本身的發展，也會對處在其前端的消費領域和后端的生產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商業模式的創新，有助於擴大既有市場，創造新的需求﹔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引導生產更好適應消費。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成果，特別是互聯網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業已並將繼續為商業模式創新開辟廣闊的空間。阿裡巴巴就是在這樣的空間中迅速成長起來的世界知名企業。我國有悠久的商業文化傳統，民間蘊藏著創新商業模式的智慧。推進商業模式創新，最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寬鬆的、有利於創新的環境，但是也要引導和規范商業模式的創新。要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強化誠信體系建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高監管系統適時應對能力，堅決杜絕以商業模式創新之名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切實保証商業模式創新走在健康的軌道上。

第四，要統籌利用國內外創新資源。新一輪技術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以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歷次技術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很難獨立擔負起新技術革命的重任。經過多年的積累，我國已有較為豐富的創新資源。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閉門造車，關起門來搞創新，而要以更為開闊的胸懷，虛心學習其他國家的創新經驗，廣泛借鑒其他國家的創新成果，更大程度、更大范圍擴大合作創新的內涵和形式，充分利用全球的創新資源。當然，在創新過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如果這種能力不能得到提高，我們就很難參與到全球創新的過程之中，也很難分享更多的創新成果收益。我記得，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亨利·羅蘭早在19世紀末曾說過，“難道我們總是匍匐在塵土中去撿富人餐桌上掉下來的面包屑，並因為我們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認為自己比他更富裕嗎？但我們忘記了這樣的事實：他擁有面包，這是所有面包屑的來源”。這段話深刻地啟示我們，要在未來的競爭中贏得主動、贏得勝利，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擁有世界級的創新成果。

第五，要加快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正像樹木生長離不開陽光雨露一樣，創新也需要適宜的生態環境。創新生態環境是由不同要素構成的，其中政府、大學、研發機構和企業是四大主體，它們在創新生態環境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盡管不同，但都是不可替代的。政府的作用不僅在於為創新提供政策支持和體制保障，還要在前沿技術、共性技術等領域，發揮創新的引導乃至主導作用。大學的作用重在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研發機構的作用重在為基礎科學探索和開辟應用的途徑。企業作為創新主體，重在把研發成果產品化、產業化。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首先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大學、研發機構和企業四者之間的關系。其次要完善國家創新政策體系，把國家有限的政策資源和資金資源，集中用到決定中國長遠發展前景的戰略性科技創新領域。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快推進各領域特別是科技創新領域的改革，建立健全創新所需的體制機制，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和潛力，貫通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技術研發、研發成果產業化、創新價值實現之間的鏈條，讓創新成為生產力發展的第一推動力。

歷史經驗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經驗表明，隨著技術的進步、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一國的發展總會從一種常態轉換到另外一種常態。新的常態是過去發展的產物，又是未來發展的條件，影響著未來的發展。但未來發展並不完全決定於這種新的常態，它還決定於人們的戰略和政策抉擇。做出正確的戰略和政策抉擇，需要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一重大思想為指導，集中社會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開展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作為直接為黨中央國務院服務的政策研究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願意與大家一道，共同探討應對經濟新常態之策，為把中國經濟發展推向更高階段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文章來自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本文是作者2015年1月10日在“國研智庫論壇·新年論壇2015”上的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