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林
研讀《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一個極為鮮明的印象，就是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介紹，最注重的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問題。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疑地只是借用了寶貴的方法。”在列寧的視域中，馬克思主義是“由一整塊鋼鑄成”的科學的方法論體系。在這個方法論體系中有三個層次：總體層次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整個世界觀，它是指導社會主義運動的“活的行動指南”﹔基礎層次的方法是唯物辯証法，它是“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核心層次的方法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馬克思主義是“由一整塊鋼鑄成”的科學的方法論體系，是“活的行動指南”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表明，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固有的思想。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創立伊始，就視其為“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恩格斯強調，“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告誡，“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列寧非常贊賞馬克思和恩格斯講的“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的觀點，並將其奉為指導革命的圭臬。他在《卡爾·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等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作了系統完整的概括和介紹，指出馬克思主義“指明了被壓迫階級擺脫精神奴役的出路”，從而“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工人階級”。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等著作中，列寧強調工人階級正確使用“偉大的認識工具”的關鍵，在於牢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誨：“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告誡說：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行動指南，“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都要（α）歷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γ）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運動時，應當隨著形勢和任務的變化，把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方面分別提到首要地位。他說：“既然馬克思主義具有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那麼在俄國也同在其他國家一樣，不同的歷史時期時而特別突出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時而特別突出馬克思主義的那一方面”，“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並不取決於主觀願望，而取決於總的歷史條件”。
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基礎”和“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
在列寧有關“方法”問題的論述中，最為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証法”，他把唯物辯証法看作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基礎”。列寧在概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全部思想特點時非常明確地指出：“運用唯物主義辯証法從根本上來修改整個政治經濟學，把唯物主義辯証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策略——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為關注的事情，這就是他們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貢獻的領域，這就是他們在革命思想史上邁出的天才的一步。”
列寧的上述概括，可謂抓到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本質。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表明，不懂得唯物辯証法，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恩格斯曾稱贊馬克思是“嚴格按照辯証法為德國科學界寫作的”。
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列寧在理論上“最為關注的事情”和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貢獻的領域”，也是“把唯物主義辯証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策略”。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就將理論研究的重心集中於唯物辯証法，他系統論述了唯物辯証法的要素，建構了以對立統一為核心的唯物辯証法體系的主體結構，提出了辯証法、認識論、邏輯學三者同一的原則。列寧還特別強調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與相對主義、折中主義詭辯論的本質區分，指出反對唯物辯証法，拋棄唯物辯証法，就會否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把唯物史觀變成庸俗經濟決定論和庸俗進化論。在對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探索上，列寧運用唯物辯証法研究分析《資本論》問世后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實質，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分析帝國主義的具體矛盾以及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戰爭的關系等重大問題，得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結論，並以此指導了十月革命，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了現實。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列寧在《共產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不僅是他用辯証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結論，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一方法論原則的具體化和明確化。
唯物辯証法視域中的“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就是要堅持真理的具體性，分析事物各種矛盾的具體特點、存在條件及發展態勢，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形而上學的僵死的、抽象的方法。列寧在《游擊戰》中深刻地論述了這一馬克思主義“實質”和“活的靈魂”，指出：“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歷史地來考察斗爭形式的問題。脫離歷史的具體環境來談這個問題，就是不懂得辯証唯物主義的起碼常識。在經濟演進的各個不同時期，由於政治、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等條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種不同的斗爭形式提到首位，成為主要的斗爭形式，而各種次要的附帶的斗爭形式，也就隨之發生變化。不詳細考察某個運動在它的某一發展階段的具體環境，要想對一定的斗爭手段問題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於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立腳點。”
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就此而言，所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各國的具體國情、具體的革命實踐結合統一起來，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列寧的這個論述，不僅有嚴格的黨性立場，而且有明確的針對性，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特有的思想原則。在《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中，我們常可以看到他大段地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把他們針對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出現的同類問題所作的不同論述加以比較，以期在比較中達到完整准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的目的。列寧指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英美工人運動的言論同有關德國工人運動的言論比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從科學的角度看，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唯物主義辯証法的典范，看到善於針對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的具體特點把問題的不同重點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強調的本領。從工人政黨實際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共產黨宣言》的作者針對不同國家的民族工人運動所處的不同階段給戰斗的無產階級確定任務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