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
一般來說，任何時候准確地認識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確認識當下迅速變化的中國尤其不容易。夸張一點說，正確認識中國，真正了解中國，可能是全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的挑戰。
了解中國很難，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國是個轉型國家，新老問題並存。王義桅教授認為，中國正在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大陸國家走向海洋國家，從地區國家成長為世界大國。而國際學界通常將包括中國的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經濟體都稱為“轉型國家”，總方向是走向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法治，轉型國家的矛盾比保守型國家的矛盾要復雜一些。
第二，中國的發展層次多，問題的性質復雜。胡鞍鋼教授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將國內不同地區分成“四個世界”，結果，按照網絡語言，中國是個“穿越型社會”，古代、現代和未來的問題都在今天的中國匯合。按照學界說法，中國是“共時性社會”，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問題並存。
第三，文化傳播的規律是弱勢學習強勢，而文化的傳播強弱一般是由國家發達程度決定的，今天的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人家沒有學習你、了解你的動力。
第四，社會科學對中國的解釋比我們歷史上老話語系統的解釋要好，但是面對中國這樣龐大而復雜的存在，其解釋能力還不夠。現代社會科學起源於西方，是對歐美社會集體心理和行為的總結，而中國相對西方是異質文明，如果簡單套用西方學理來分析中國就容易出現偏差。一般而言，採取問題導向的方法研究中國，比較靠譜，嚴格按照專業教條透視中國，比較容易鬧笑話。
第五，西方比較了解中國的精英人士有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等，過去由於中國地位弱，他們在西方影響也不大。而且他們對中國或多或少有點優越感，一般也沒有機會到中國的基層與普通民眾“同吃同住”，對中國的了解有限。近年來，中國崛起，這個群體在西方的話語權增大，而且客觀、均衡的分析增加了，但其中的一些人出現失落感，這個新的消極心理因素不利於他們真正把握中國的脈搏。
第六，在20世紀的中國政治史中，激進主義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結果是誤導自己，誤導國人，誤導國際社會。
第七，中國的知識精英是研究中國、解釋中國的關鍵群體，但是這個群體經常受到“權、錢、洋、俗”等多種因素的干擾，從而影響了其研究的質量和解釋的效力。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干擾是個老問題，需要時刻警惕和防范﹔資本權力對學術的操縱則是近年來中國資本力量成長之后出現的新現象，也需要警惕和防范﹔崇洋也是個老問題，20世紀50年代表現為“唯蘇聯是從”，80年代以來則表現為“唯美國是從”，不是從中國的現實出發，而是從外國的教條出發，看似“高大上”，外國理論說得頭頭是道，實則對中國的問題隔靴搔痒，對解決問題百無一用﹔媚俗也是個大問題，與西方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自宋以來平民主義傳統就很強大，20世紀的革命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草根民主性，通過迎合大眾的非理性情緒來獲得政治支持很有市場，這個現象在網絡時代更加嚴重起來，而且左右兩派都有人操弄這種游戲。
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和經濟的成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興趣在增加，認識也在深化。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自信心和對自身的認識也在加強。就“了解中國”而言，總的態勢是向好的發展。根據筆者個人的國際交流經驗，近年來，說中文的外國年輕人明顯增多了。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為例，50歲左右的學中文普遍比上一代好，他們的學生就更好了。做好中國的事，說好中國的事，是中國人的分內之事。這些做到了，最終外部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就會趨向真實。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