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的平均增長率高達9.8%——這是前所未有的高增長。但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中國的增長率一直在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降到了相對較低的7.3%。2015年，將制定中國的“十三五”規劃。我們將面臨一個基本問題：增長目標定在多少？
在制定一國GDP目標時，首先要明白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即假設內部和外部條件有利、未來增長穩定性與可持續性不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的最快擴張速度。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証了經濟增長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改善。而今天，勞動生產率的改善要麼來自技術創新，要麼來自產業升級（將產能重新配置給更高附加值的新部門）。
但位於創新前沿的發達國家處於劣勢，要想從新技術中獲益，它們就必須創造新技術。相反，發展中國家擁有“后發優勢”，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模仿、進口、綜合和許可實現技術進步，成本和風險更低。過去150年中，發達經濟體平均每年增長3%，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保持著7%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
中國在經歷了35年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之后，還剩下多少后發優勢？我們需要考察其技術和產業發展水平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考察這一差距的最佳辦法是比較購買力平價(PPP)調整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后發優勢和增長潛力也就越大。
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隻有美國的五分之一略多。這一差距大致相當於1951年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裡，日本平均年增長率為9.2%﹔這一差距也大致等於1977年韓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裡，韓國年增長率為7.6%。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5年的中國台灣地區也有類似差距——此后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率。由此類推，在2008年后的20年裡，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應在8%左右。
但潛在增長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否可以實現，取決於國內條件和國際環境。為了利用后發優勢，中國必須深化改革，消除經濟中殘留的扭曲因素。與此同時，政府應該更主動地克服市場失靈——如外部性和協調問題——這些失靈是伴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而來的不可避免的現象。
中國有潛力通過內需——不僅是家庭消費——保持“魯棒”(Robust，健壯和強壯)增長。中國不缺少投資機會，有充分的產業升級空間和足夠的潛力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公共住房和環境管理。
此外，中國的投資資源十分豐富。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總和還不到GDP的50%——以國際標准衡量屬於低水平。與此同時，中國的私人儲蓄相當於GDP的近50%，外匯儲備高達4萬億美元。即使面臨相對不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也可以在短期內依靠投資創造就業﹔而隨著就業崗位數量的增加，消費也會水漲船高。
但是，外部環境會更加令人沮喪。盡管發達國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進行了強力干預，啟動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手段，但很多發達國家的結構缺陷仍沒有解決。日本的“安倍經濟學”收效甚微，歐洲央行正在步美國和日本的后塵，試圖用量化寬鬆提振需求。
美國的就業正在增加，但勞動力參與率仍然不高，經濟也沒有達到衰退后反彈通常可以達到的6%~7%。美國、歐洲和日本可能將經歷持續低迷，抑制中國的出口增長。
因此，中國的增長可能會低於每年8%的潛在增長率。在為下一個五年制定計劃時，應該將增長目標定在7%~7.5%，並在此范圍內根據國際氣候變化調整。這一增長目標有助於穩定就業、降低金融風險、實現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標。
（作者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