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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鵬飛:淺析澳門回歸15年“一國兩制”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

2015年01月12日15:21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 要﹞澳門回歸15年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走出了一條既繼續保持其作為內地對外開放的窗口和橋梁,又發揮其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國際化的區域性經濟貿易服務平台的區位優勢的經濟發展道路,不斷豐富和深化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創新的具體內容。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正視澳門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澳門 “一國兩制” 經濟建設 適度多元化

﹝中圖分類號﹞F127.659﹝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5-4952(2014)06-0023-09

2014年是澳門回歸15周年。15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將“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成功付諸實踐,“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1﹞“澳門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穩定,市民安居樂業”。﹝2﹞同時,澳門回歸15年來,也積累了在“一國兩制”條件下管理、建設、發展澳門的豐富經驗,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証明了“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它不僅是解決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門回歸祖國后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和根本保証。僅就經濟建設而言,澳門逐漸走出了一條既繼續保持其作為內地對外開放的窗口和橋梁,又發揮其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國際化的區域性經濟貿易服務平台的區位優勢的經濟發展道路,不斷豐富和深化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創新的具體內容。

澳門回歸15年來,前三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都是優先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其經濟發展有兩個顯著亮點:一是自“恢復性增長”轉變為“發展性增長”﹔二是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國際化的區域性經濟貿易服務平台的發展方向逐步顯現。

澳門現代經濟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起步的,歷經約30年的高速增長和全面發展時期,在回歸前形成了四大支柱產業,即博彩旅游業(以下簡稱博彩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筑業。但是,由於經濟資源短缺,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比較單一,過分倚重於博彩業。因此,90年代初期澳門的經濟調整並不成功,從1993年開始,澳門經濟增長速度逐年放緩,1996∼1999年,甚至連續四年出現了負增長。

澳門回歸后,前三屆特區政府均堅持了“循序漸進”、“固本培元、穩健發展”、“協調發展、和諧共進”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扎扎實實地推進經濟重建的基礎工作,使澳門經濟逐步走出困局,開始了快速的復蘇和振興。

博彩業的復蘇和振興是澳門經濟全面回暖最顯著的標志。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澳門回歸后博彩業逐步走出低谷,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快車道”:澳門入境游客總數增加很快,從1999年的744萬人次發展至2013年的2932.4萬人次。博彩業毛收入和博彩業專營稅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分別從1999年的130億澳門元和48億澳門元上漲到2013年的3607億澳門元和1267億澳門元。

博彩業之所以能夠在回歸后重新崛起,重新鞏固其在整個澳門經濟體系、經濟結構中支柱性產業的龍頭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治安狀況的根本好轉使游客對澳門恢復了信心﹔中西文化交匯的傳統特色進一步強化,使游客越來越多﹔中央政府支持澳門開放航空市場,包括內地部分城市開放澳門“自由行”、“個人游”,使游客來源更加廣泛﹔博彩業內部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開放賭權,自壟斷性經營轉變為自由競爭性經營,為博彩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注入了新動力,這是博彩業重新崛起的決定性因素。

從20世紀30年代至21世紀初,自豪興娛樂總公司、泰興娛樂總公司至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澳門博彩業經歷了幾十年的壟斷專營歷史。雖然逐步推進了博彩業的現代化,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周邊國家和地區紛紛開設賭場,對澳門博彩業在亞洲和太平洋西岸地區的壟斷地位形成了挑戰,澳門博彩業自身的弊端暴露無遺。澳門回歸以后,以何厚鏵為首的特區政府順應要求改革博彩業體制的呼聲,利用2001年12月特區政府和澳門旅游娛樂有限公司博彩專營權合約期滿的機會,初步開放賭權,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入境外資本和國際競爭,最后形成了六家賭博公司同業競爭的局面,並提高了博彩專營稅和溢價金的額度。這六家公司紛紛加大對博彩業的基礎設施、新建和改建娛樂場所的資金投入,在10余年的時間裡,一大批現代化的豪華賭場在澳門開業,澳門博彩業的經營規模由2003年的11家娛樂場、424張賭桌、815台角子機,急劇擴張到2013年的35家娛樂場、5770張賭桌、13106台角子機 。僅就博彩收益而言,從2006年開始,澳門就超越了美國的拉斯維加斯,2013年甚至達到拉斯維加斯的7倍之多。

由於博彩業的復蘇和振興帶動了整個經濟形勢的全面回暖,一度沉寂的酒店業、餐飲業、娛樂業、服飾業、珠寶業、手信業甚至房產建筑業、銀行保險業、交通運輸業重新走向興旺,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紛紛上馬。此外,澳門進出口貿易生機勃勃,從1999年的339億澳門元增至2013年的901億澳門元。而澳門本地的生產總值也從回歸前連續四年的負增長,增至2013年的4135億澳門元﹔澳門本地人均生產總值從1999年的117620澳門元(14718美元),增至2013年的697502澳門元(87306美元) ,成為亞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之一。第一屆特區政府在澳門回歸之初就確立的“循序漸進”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指導思想以及“以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使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目標一步步向前推進。

由於澳門自身的經濟發展空間非常有限,屬於微型經濟體,所以其經濟發展的路向和定位隻能是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獨立關稅地區”的特殊地位和對外交流的窗口、橋梁的區位優勢。回歸15年來,在以何厚鏵、崔世安為首的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其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國際化的區域性經濟貿易服務平台的地位逐步顯現。

澳門經濟發展空間有兩個最主要的縱深面:一個是祖國內地﹔一個是歐盟國家和葡語國家。

第一,澳門與祖國內地的一體化區域經濟合作重點是澳門與珠海市、澳門與廣東省、澳門與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以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以下簡稱CEPA)框架內規定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區域經濟合作,有一個自近至遠、自淺至深、自點至面、自臨時性協議至制度性安排的逐步推進過程。

自“粵澳合作聯絡小組”至“粵澳高層聯席會議”,澳門與廣東省的區域經濟合作在澳門回歸以后就逐步進入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軌道,兩地間人流、物流、金流的障礙逐步消除。其中,澳門與珠海市的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的程度最高。15年來,其重點是珠澳跨境工業區的建設、聯合開發橫琴島的計劃和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范區的項目合作。

珠澳跨境工業區是中國首個跨境工業區,2003年12月5日經國務院批准設立(2006年12月8日正式啟用),《國務院關於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的批復》指出:“珠澳跨境工業區建設是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在《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框架內,內地與澳門加強合作、互動發展的重要舉措。”﹝3﹞2009年1月11日,習近平在實地考察珠澳跨境工業區時指出:“辦好跨境工業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擴大澳門社會就業的重要途徑。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沿著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正確方向堅定不移走下去。”﹝4﹞該工業區最初的定位是以發展工業為主,秉承“面向世界、優先澳門”的原則,為澳門中小企業提供新的發展平台,同時兼顧物流、中轉貿易、產品展銷等功能,最初進駐的企業主要涉及紡織制衣、博彩用具、化工、電子、玩具、制藥、印刷、物流等行業。經過幾年的實踐和探索,針對該工業區高密度、低增長產業的生產空間越來越小的情況,兩地開始共同推動其自加工制造向商貿服務轉型升級的發展進程。為了使粵澳合作進一步長期化、制度化、規范化和可持續發展,2011年3月6日,廣東省政府與特區政府正式簽署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不僅明確了新形勢下粵澳合作的定位、原則和目標,為粵澳合作全面提升品質搭建了新的支撐平台,而且為該工業區的轉型升級指明了方向:在現有政策框架下,推動珠澳跨境工業區轉型,重點發展高端物流、展覽展銷、中轉貿易、服務外包等現代服務業,建設現代物流商務園區。﹝5﹞目前,此項工作進展順利,成效初現。

橫琴新區開發是粵澳合作最直接和最大的平台。粵澳聯合開發橫琴島,是中央政府在2009年做出的重大決策。2009年1月,習近平在考察訪問澳門期間代表中央政府正式宣布了開發橫琴島的決定,將粵澳聯合開發橫琴島上升為國家戰略,目的是使其成為全國首個粵澳緊密合作示范區。習近平明確表示:相信橫琴島的開發“必將為澳門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和機遇,有利於澳門經濟的長期繁榮穩定與發展”。﹝4﹞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再次考察橫琴島時指出:“開發橫琴,是一個審時度勢之舉。既有利於珠海建設生態文明新特區,又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6﹞

2004年6月1∼3日,珠江流域的九個省及港、澳兩個特區政府共同舉辦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標志著“9+2” 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正式激活。“9+2”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正式運行以來,澳門與泛珠三角區域內各省市之間的雙邊或多邊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關系全面發展,澳門在泛珠三角區域內努力打造的獨特區位優勢逐步凸顯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更是將粵港澳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扎扎實實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將粵港澳自由貿易區、粵港澳世界級都會區的建設規劃具體化。《綱要》指出:在2020年以前,“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四個方面: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創新合作方式﹝7﹞。這已經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粵港澳地區經濟交流與合作縱深發展的主要方向。

澳門與內地全面長期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機制來源於CEPA及其歷年的補充協議。2003年10月17日,CEPA在澳門簽署,這是內地與澳門特區之間推進多層次、全方位的區域經濟合作的裡程碑,主要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便利化三大領域。CEPA及其補充協議是澳門與內地之間經濟一體化互利雙贏、共同發展的產物。隨著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陸續簽署和漸次付諸實施,兩地間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制度性障礙逐步消除,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

第二,澳門經濟發展國際合作的重心是歐盟國家和葡語國家。

澳門與歐盟國家之間一直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回歸祖國以后,澳門與歐盟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系得以進一步加強和全面提升。

澳門與拉丁語系國家尤其是葡語國家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淵源,是澳門繼續保持中西交流的窗口、橋梁的一大資源。澳門回歸以后,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創立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即“中葡論壇”。這是由商務部發起並主辦、特區政府承辦,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佛得角、安哥拉、幾內亞比紹、東帝汶七個葡語國家共同參與,並以經貿促進與發展為主題的非政治性政府間多邊經貿合作機制,旨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發揮澳門聯系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促進內地、澳門和葡語國家的共同發展。

2003年10月,“中葡論壇”在澳門舉辦,並同時舉行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其后,“中葡論壇”又分別在2006年9月、2010年11月、2013年11月舉行了三屆部長級會議,簽署了多個為期三年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取得了非常顯著的互利共贏的成效。

澳門回歸15年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內地的配合下,經過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澳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無論是經濟發展速度還是經濟發展規模,都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為澳門經濟在“第二個十年”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以及進行結構性調整和全面轉型奠定了比較扎實的基礎。

澳門回歸15年來,澳門經濟發展最成功的歷史經驗之一,除了善用澳門的獨特優勢外,就是善用內地因素。作為澳門經濟發展之重要推動力的內地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中央政府堅決不干預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

中央政府堅決維護澳門特區“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嚴肅性,堅決支持由澳門同胞自己管理、建設和發展澳門,高度信任和尊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干預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澳門回歸15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堅持這一原則。習近平指出:“中央會一如既往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澳門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我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也堅信澳門各項事業一定會發展得更好。”﹝8﹞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堅決支持與維護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繁榮穩定。

澳門回歸后,特區政府就明確提出了澳門的經濟發展要借助經濟全球化和祖國內地全面崛起的大勢。對於特區政府提出的“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和“善用內地因素”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向,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給予全力支持與配合。從澳門與珠海市,澳門與廣東省,澳門與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不同地區的經濟合作﹔從澳門與內地過境通關協調、空中管制協調、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協調、環境綜合治理協調、港珠澳大橋建設協調等不同領域的經濟合作﹔從對澳門產品開放低關稅和零關稅入關、開放內地居民去澳門“自由行”和“個人游”、對澳門開放引進內地優秀人才等不同的經濟合作,一直到CEPA的簽署,都是內地與澳門經濟一體化的互利雙贏的產物,都是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支持與維護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繁榮穩定的重要舉措。

自澳門回歸后,中共中央一直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問題提升到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的戰略高度來認識。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深化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系,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1﹞(pp.40∼41)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十一五”規劃開始,中共中央逐步將港澳經濟和社會發展納入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格局中。如果說“十一五”規劃僅是簡要地提出了原則性的指導意見的話,那麼,到了“十二五”規劃,這種指導意見就已經變得非常具有針對性:在“十二五”規劃中專門設章討論“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的問題﹝9﹞,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政府支持與保障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努力方向和重點。另外,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指出,要把“擴大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開放合作”﹝10﹞,作為全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予以統籌規劃。

澳門回歸15年來,無論其在經濟發展中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祖國內地都會及時有力地伸出援手。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澳門經濟發展造成的沖擊逐步顯現出來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多次召集相關部門商討對策,並陸續出台了多項力挺澳門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2008年年底,中央政府陸續出台了“挺港”的7個方面14項措施和“挺澳”的6個方面9項措施,而且中央政府還明確表態:中央政府採取的支持香港的有關政策措施“原則上也適用於澳門”﹝11﹞。2009年1月,習近平在赴澳門進行考察訪問時指出:“對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5周年大會上提出的四點期望,一定要全面落實﹔對當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一定要科學判斷﹔對中央政府出台的支持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6個方面9項措施,一定要積極貫徹。”﹝4﹞

如上所述,澳門回歸15年來,內地始終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堅強后盾和最主要的外部推動力。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澳門的命運始終與祖國內地緊密相連。在祖國內地發展進程中,澳門將繼續與祖國內地同進步、共發展。”﹝2﹞ 亦如崔世安所講的:“我們充分感受到,祖國的繁榮富強,帶動了澳門特區的不斷進步。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澳門落實發展藍圖的重要支撐。”﹝12﹞

對於澳門回歸15年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我們要充分肯定其“一國兩制”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正視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歷史問題和面臨的現實挑戰,必須認真地總結澳門回歸15年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

15年來,澳門經濟發展存在的歷史問題和面臨的現實挑戰就是博彩業的健康發展與整個經濟體系和經濟結構的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關系問題,這是澳門回歸15年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的根本症結。

澳門回歸前幾年,其經濟發展的困難主要表現為博彩業嚴重萎縮,導致相關副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筑業、交通運輸業不景氣,使澳門整個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規模徘徊不前甚至下滑。回歸15年間,澳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則主要表現為博彩業井噴式的膨脹發展嚴重擠壓了相關副業,如房產建筑業、銀行保險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新興產業——休閑旅游產業、會展商務產業、中醫藥產業、教育服務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的發展,沒有能夠真正有效地拉動、推動和帶動相關產業以及新興產業的全面復蘇和振興,沒有能夠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之“各行業協調發展”和“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預期目標,還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導致整個澳門經濟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堪憂。也就是說,澳門回歸以前經濟發展中的積弊和頑症——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單一經濟體系與經濟結構並沒有能夠在回歸以后得到根本性的調整和改變。而且,隨著近幾年澳門經濟總量和經濟規模的發展,這一結構性問題日趨嚴重,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如整個經濟體系、經濟結構抗風險能力較差,澳門社會內部或外部的經濟性或非經濟性因素有任何風吹草動,就會牽動澳門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而且復蘇乏力。尤為嚴重的是,近幾年博彩業跨越式的發展還衍生出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澳門社會財富的急劇膨脹並沒有提升澳門本地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整個澳門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澳門社會財富的急劇膨脹並沒有直接提升澳門本地居民整體的生活環境、社會環境,整個澳門社會的易居性與和諧性並沒有改善。就博彩業本身而言,近幾年跨越式的發展還造成了制度化、法治化、規范化經營的困難,監管法律、監管制度、監管措施嚴重滯后,而一系列突發事件,如本地勞工與外來勞工的矛盾和沖突,本地資本與外來資本的矛盾和沖突,博彩業大企業與制造業中心企業的矛盾和沖突,澳門博彩業以內地游客為主資源的發展戰略與內地嚴格禁賭政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等,不過是整個澳門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的反映而已。

當然,對於這些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以何厚鏵、崔世安為首的特區政府從澳門回歸起就始終予以高度重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認識,一直將推動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其施政重心和努力方向。

在澳門回歸15年的第一個五年裡,以何厚鏵為首的第一屆特區政府突出強調的是在把博彩業做大、做強的基礎上,進而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預期目標。在澳門回歸15年的第二個五年裡,以何厚鏵為首的第二屆特區政府突出強調的是在博彩業可控制發展和科學發展的基礎上,進而實現其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預期目標。在澳門回歸15年的第三個五年裡,以崔世安為首的第三屆特區政府將實現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具體目標由以往比較籠統、比較寬泛的建設三大服務平台,進一步明確為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建設一個服務平台(內地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上來,並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落實和推進。

對於澳門經濟發展中客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中央政府也一直是從維護大局出發,從維護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維護澳門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戰略高度出發,一直都在支持、推動特區政府正視和妥善解決問題,一直都在支持、推動特區政府將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向“各行業協調發展”、“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努力方向、向著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預期目標,向著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建設國際化的區域性經濟貿易服務平台的預期目標邁進。早在2004年、2005年特區政府剛剛實施開放賭權后,澳門經濟發展中的失衡現象剛剛出現苗頭之際,中央政府就富有遠見地提醒特區政府要高度重視並研究解決澳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高度重視並研究解決澳門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2009年以后,當澳門經濟發展中的失衡現象進一步顯現之際,中央政府更是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努力方向。2009年1月,習近平在澳門考察訪問期間,專門談及澳門經濟發展的適度多元化問題:“澳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走適度多元發展之路。”﹝4﹞正是根據這一戰略思想和基本原則,國家的“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以及在此期間發布的《綱要》、《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等文件中均明確提出了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指導性意見,為支持、推動特區政府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預期目標與發展定位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已經在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問題上達成了高度共識,並積極採取各種有力措施加以推動。但是,澳門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絕非是一朝一夕之事,這一過程必然是長期的、艱巨的和復雜的。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並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

澳門回歸15年來,經濟發展並非一路坦途,其艱巨和復雜程度超乎想象。在此過程中,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努力遇到了各種沖擊和挑戰,但是,特區政府與澳門同胞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無條件的支持下,不斷克服澳門經濟發展道路上的種種困難,不僅維護了澳門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的大局,而且使“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在探索中逐步成熟,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和借鑒的成功樣板。

﹝ 參 引 文 獻 ﹞

﹝1﹞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頁。

﹝2﹞ 李寒芳:《習近平會見崔世安》,《人民日報》2013年12月19日。

﹝3﹞ 《國務院關於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的批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zwgk/2005-08/26/content_26210.htm,2014年5月8日。

﹝4﹞ 傅旭、劉維濤:《為了澳門的明天更加美好——習近平副主席考察訪問澳門側記》,《人民日報》2009年1月13日。

﹝5﹞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1-03/06/c_121154874.htm,2014年5月6日。

﹝6﹞ 《改革不停頓 開放不止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廣東紀實》,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3/c_124088505_2.htm,2014年5月8日。

﹝7﹞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1380/8644772.html,2014年5月15日。

﹝8﹞ 李寒芳:《習近平會見崔世安》,《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日報》2011年3月17日。

﹝10﹞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11﹞ 《溫家寶分別會見曾蔭權何厚鏵》,《人民日報》2008年12月20日。

﹝12﹞ 崔世安:《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結語)》,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http://portal.gov.mo/web/guest/info_detail?infoid=169740,2014年5月15日。 

﹝作者簡介﹞齊鵬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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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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