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祥
專家語粹
●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具有“問題意識”和“擔當精神”，真抓實干，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應對復雜的矛盾、問題的根本的精神狀態或態度。
●具有方向感和戰略定力，堅持科學的哲學方法論，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有效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的科學方法。這裡所謂的方向感和戰略定力，主要指無論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鬆。
●隨著“領域分離”，也會發生“力量轉移”，即由注重國家統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漸走向注重國家或政府中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場中的自主力量、社會中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及其它們之間整體共治的力量。
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發展進入關鍵期，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難題和問題交織在一起。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運籌帷幄，把運用各種智慧和方法以破解我國發展進程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應對復雜矛盾、問題的精神狀態：具有真正“問題意識”和“擔當精神”，真抓實干
我國“蛋糕”相對做大以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鄧小平同志形象地稱之為“發展起來以后”時期，我稱之為“表達訴求、矛盾突發、攻堅克難”時期。我國民眾表達訴求日趨覺醒和增強，權利訴求、民主訴求、參與訴求和公正訴求等以及群眾維權、協商民主、網絡參與等現象在興起。
民眾表達訴求日趨覺醒和增強以后，需要合理滿足，滿足需要主觀與客觀條件。然而在客觀上，我國人均資源佔有率比較低，資源配置還不夠公平﹔在主觀上，相應的文明素質並不很高，如多講權利、少講義務，多講利益、少講擔當，多講民主、少講法治，多講自由、少講紀律，多講自主、少講責任，多講個人利益、少講公共利益，多講索取、少講奉獻，多講表達訴求、少講合理合法，結果滿足不了民眾日趨覺醒和增強的過高訴求，進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即進入矛盾突發期。這是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今天仍有“碗裡吃著肉、嘴裡罵著娘”的現象，就是這方面的表現。亨廷頓曾指出，現代化會伴隨風險、引起不穩定。甚至有的思想家認為，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會進入“風險社會”。面對矛盾，我們一些人缺乏問題意識和擔當精神，遇著矛盾繞著走，甚至回避和掩蓋矛盾，結果使矛盾“堆成山”，積重難返，成為“難啃的硬骨頭”，進而嚴重阻礙著我國現代化發展的步伐和進程。因而，這一時期也是攻堅克難期。
在這一時期，我們黨正在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在此進程中，我們黨不僅要破解影響發展穩定的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等影響中國發展命運的“命運性難題”，還要破解我們黨面臨的“四大危險”。
一般來說，領導干部從政有兩種基本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的“顯績”﹔二是注重破解改革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潛績”。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也注重第一種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種思路，即敢於直面並注重破解我們前進中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具有真正的“問題意識”和“擔當精神”。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具有“問題意識”和“擔當精神”，真抓實干，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應對復雜的矛盾、問題的根本的精神狀態或態度。
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黨正在思考和解決戰略性的問題
破解我國發展進程中的矛盾、難題，還要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習近平同志對此高度重視。這是由三方面因素決定的：一是我們黨面臨“四大挑戰”，即世界上一些國家對我國打壓的挑戰，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進程中遇到的諸多矛盾、難題的挑戰，國內外各種社會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挑戰，民族分裂主義的挑戰。二是我們黨面臨“四大考驗”，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三是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
這裡所講的“偉大斗爭”，具有新的歷史形式。其中主要有資源爭奪、市場爭奪、意識形態斗爭、反腐敗斗爭、反民族分裂主義的斗爭、空間爭奪、網絡斗爭等。這裡講的“斗爭”，不是“文革”時期的批判、批斗、打倒，挑起群眾斗群眾，而是一種應對挑戰、考驗、危險需要具有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精神狀態和實踐行動。強調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意味著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正在思考和解決具有根本性和戰略性的問題。具體理解，這一重要論斷的精神實質可以從以下方面來把握：
其一，要求我們對黨目前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做出科學判斷。對形勢作出准確判斷，是作出科學決策並提出任務的基本前提。今天，要以清醒頭腦科學判斷我們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在此基礎上明確我們前進的正確方向和完成的歷史任務。今天，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的難題與肩負的任務更多、更加艱巨。嚴峻形勢與艱巨任務要求我們黨積極凝聚力量、攻堅克難。“攻堅克難”是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應有十分清醒的認識。
其二，要清醒認識我們黨員干部隊伍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不足，面臨“四大危險”，與完成任務、攻堅克難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因而要樹立危機意識、憂患意識和問題意識。一個國家最大的危機是缺乏危機意識，一個民族最大的憂患是缺乏憂患意識，做好工作之最大問題是缺乏問題意識。然而，我們一些人對此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理性認識，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盛行﹔一些人對我們黨面臨的“四大挑戰”、“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不屑一顧，無動於衷，缺乏應對。這樣是難以勝任歷史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的。
其三，要攻堅克難，必須克服我們黨自身存在的局限，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使自身硬起來。這種“硬”，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硬在斗志。這種斗志，既是一種精神狀態，也是一種攻堅克難的行動。就是說，要用體現歷史特點和時代特征的方式進行斗爭，使斗爭精神具有歷史和時代的實現形式，具有歷史和時代特點。
其四，要時刻保持政治上理論上認識上的清醒，認清復雜而嚴峻的斗爭形勢，認清“偉大斗爭”的新形式新特點。要努力為進行“偉大斗爭”做好各種准備，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判斷力，認清當今西方以學術思想（文化、文明）外衣設置政治陷阱的本質，更要充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凝聚一切積極因素。
應對復雜矛盾、問題和風險的重要保証：具有方向感和戰略定力，堅持科學的哲學方法論
遵循科學的哲學方法論，是提高應對復雜矛盾、問題和風險的重要保証。當前，要避免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聚合改革發展穩定的正能量，就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中的重大關系，使改革發展穩定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為此，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要堅持了以下幾個基本的哲學方法論：
一是正確處理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中國的改革是一場宏大實驗，會有風險，步子大風險也大。對此，我們不能向后退縮，需要採取的有效辦法就是鄧小平同志所強調的，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具體而言，就是要敢於承擔風險，但要減少風險﹔允許實驗，但要選擇好時機和方式﹔允許失敗，但要減少失敗﹔不怕出現問題，但發現問題趕快解決﹔不怕犯錯誤，但要及時總結經驗，穩步前進﹔敢試敢闖敢於創新，但在處理具體事情上要謹慎小心﹔預見可能出現的代價和風險，但應及早積極採取相應對策﹔應穩妥，但不能把穩妥變成停滯不前。
二是正確處理加強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要在實踐經驗和歷史規律的基礎上對改革發展穩定作頂層設計，以避免出現顛覆性錯誤，避免改革的“碎片化”傾向﹔同時，在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實踐中，在一些新的領域和具體問題上，還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再進一步摸出規律來。
三是正確處理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這在哲學上就是處理好全面和重點的關系。遵循科學的方法論的實質，在於要把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矛盾、問題和風險提升到科學化水平。
四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面臨的總問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著重解決的根本性問題。改革與經濟發展動力有關，穩定與社會和諧有關，改革是破解發展穩定問題的關鍵。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這既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的深刻總結，也體現了中央對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形勢的准確判斷。
一言以蔽之，具有方向感和戰略定力，堅持科學的方法論，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有效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的科學方法。這裡所謂的方向感和戰略定力，主要指無論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鬆。具體說，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根本問題上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
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証：必須使打鐵的主體自身硬起來
為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還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就是為解決這些矛盾、難題和問題而頂層設計出來的，其實質就是為治國理政與解決矛盾、難題、問題提供一整套現代化的制度模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當前，我們所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質上是一種事關中國命運的“治本性改革”、“攻堅性改革”和“命運性改革”。
首先是推進“領域分離”，即推進“政企分開”和“政社分開”。現代化進程一定意義上就是“領域分離”進程，在當今我國就是實現“政企分開”和“政社分開”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市場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會逐漸增大，進而會產生“水漲船高”的效應，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其次是隨著“領域分離”，也會發生“力量轉移”。這種力量轉移，表現在由注重國家統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漸走向注重國家或政府中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場中的自主力量、社會中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及其它們之間協商共治的力量。這意味著我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調整和轉變。
其三，社會結構轉變和力量轉移，要求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也隨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集中體現在：由政府主導體制走向注重在黨的領導下的制度治理尤其是法治治理（“法”治）﹔由政府管制走向黨委領導下的政府“政”治、社會“自”治、公民“能”治的協同治理（“共”治）﹔由注重國家權力走向注重國家治理能力（“能”治）﹔由注重等級走向注重公平正義（“正”治）。這種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轉變，本質上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下的法治、協商共治、能治、德治和正治的有機統一。顯然，轉變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利於尊重民眾訴求、化解矛盾和攻堅克難，進而為解決影響中國發展的“命運性問題”，為破解矛盾、問題、難題提供一整套制度模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為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矛盾、難題，把堅硬的“鐵”打好，必須使打鐵的主體自身硬（即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風，硬在純潔，硬在凝聚，硬在斗志，硬在治理現代化），也就是必須加強和改進黨自身的建設。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一條主線和標志性符號，是推進“治本性改革”、“攻堅性改革”和“命運性改革”的根本保証。
（作者為中央黨校副教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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