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經濟增長質量 關鍵在開放、創新、法治

　　編者按: 為落實第二次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成果，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法國國家戰略和預測總署於11月24日在北京共同舉辦“中法經濟增長質量研討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法國國家戰略和預測總署署長菲利等中法機構代表出席了會議。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美好日子裡，我們迎來了遠道而來的法國朋友，新朋舊友匯聚一堂，共話中法友誼，共論增長質量，共謀發展大計，堪稱中法智庫對話交流的一件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今世界，是一個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的時代，人類在不斷開創美好未來的同時，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共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盡管各主要經濟體採取了一系列手段來促進全球經濟復蘇，但是世界經濟依然沒有走出困境。與此同時，社會矛盾尖銳化成為全球性現象。如何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已成為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今年3月，法國著名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英文版）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而熱烈的討論。這說明，人類發展遇到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舊有的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存在嚴重缺陷。正是在這些背景下，根據《第二次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聯合聲明》的精神，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法國國家戰略和預測總署商定，以“中法經濟增長質量”為主題，聯合召開國際研討會，就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為中法兩國的繁榮進步出謀劃策。

　　對於增長質量，上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就給予了比較系統的關注。從那以后，一些專家學者、研究機構也相繼發表了一些關於增長質量的報告。但是，關於增長質量並沒有統一的、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義。根據我們的研究，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認識增長質量的內涵：一是增長的集約性，反映的是各類資源要素是否得到了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二是增長的資源環境友好性，反映的是增長是否與保護環境、維護良好生態狀況的要求相適應。三是增長的平穩性，反映的是增長是否避免了大起大落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四是增長的公平性，反映的是增長是否普遍惠及社會各個階層及群體。

　　按照這種認識，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規模顯著擴大，而且質量也有明顯提升。我想，至少以下四點體現了增長質量的提升：

　　首先，經濟效率大幅提升。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要素更加自由流動，對外開放擴大了資源配置空間，使得各類資源在地區和部門間的配置得到了優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顯著改進了經濟的微觀效率。近年來，國際國內對於中國生產率的研究很多，大多數研究表明，過去30多年，中國的生產率提升速度居於世界前列。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數據表（PWT）測算的結果，1980-2011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超過3%。

　　其次，資源能源的集約利用程度明顯提高。這方面中國取得的進步，實際上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1978-2013年，中國單位GDP能耗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如果沒有效率的改進，中國2013年的國內總產出需要多消耗112億噸標准煤的能源，接近於當年能源消耗總量的3倍。

　　再次，經濟增長的平穩性顯著增強。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的增長起伏頻繁，波動較大。1978年，中國GDP增速達到11.7%，在接下來的3年時間裡，GDP增長率連續快速下滑，1981年跌至5.2%。之后，經濟增速迅速回升，到1984年攀升至3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15.2%。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必然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宏觀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平穩性顯著提高，排除遭受金融危機巨大沖擊的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相鄰年份間的差異都在1.6個百分點之內。

　　最后，經濟增長的惠及面不斷擴大。1981-2010年，按照世界銀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購買力評價）的貧困標准，中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超過6.7億，對這一時期全球減貧的貢獻超過93%。在這同時，中國的城鎮化快速推進，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城鎮常住人口從1.3億增加到7.1億。城鎮化使中國數億農村人口分享到了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物質和文化成果。

　　然而，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增長在質量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一是增長的集約性還不夠高。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創造單位GDP所需要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還比較多。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不到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從部門和地區間的生產率差異來看，中國還存在較大的要素配置效率優化空間。目前，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4.6倍﹔東部江蘇省的勞動生產率是西部雲南省的3.2倍。另外，我們在微觀經濟領域也可以看到不少生產要素粗放利用的現象。

　　二是增長的資源環境友好性尚待增強。目前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是高收入國家的2．9倍，是美國的2.6倍。巨大的資源消耗往往伴隨著巨量的污染排放。清新的空氣成了京津冀等地區民眾的奢侈品，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的藍天被稱為“APEC藍”。這形象地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生態環境成本。

　　三是經濟增長平穩性的基礎還不牢固。通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但我們准確把握和順應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能力還不夠強，對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前瞻性認識能力須進一步提高，在經濟運行出現較大波動時，往往習慣性借助一些傳統的行政手段來穩定經濟增長。這雖然在短期內可以使經濟運行達到預期效果，但也可能加劇產能過剩等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積累財政、金融等領域的風險。

　　四是增長的公平性亟待提高。從宏觀層面來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還不合理，勞動報酬佔GDP的份額過少。2011年，中國的這一比重隻有47%，而美國、法國的比重都在62％以上。中國與它們的差距超過15個百分點。從微觀層面上看，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在2008年之后中國的基尼系數雖然出現了緩慢下降的態勢，但目前仍處於0.473的高位，明顯高於國際上0.4的警戒線。

　　中國領導人對這些問題有著深刻的認識。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所要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業比較充分的速度，是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經濟活力增強、結構調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症的速度。

　　在這一正確認識的指導下，中國業已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其基本思路是，通過改革，用好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健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體制機制，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促進增長更加集約、更加友好、更加平穩和更加公平。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今年召開的四中全會所提出的改革舉措，有相當一部分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有關。

　　具體來說，我們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方面已經和將要採取的措施主要有：

　　（1）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已經先后取消和下放6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我們還通過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外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在最近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習主席強調指出，要將上海自貿區取得的經驗在更大范圍內推廣，盡快開花結果。

　　（2）明顯加大生態環境治理的力度。2013年9月，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經過五年努力，使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去年和今年，中央財政共安排150億元資金用於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大氣污染治理。最近，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中國提出，計劃到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

　　（3）創新宏觀管理方式。本屆政府成立以來，我們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在應對經濟波動中的作用，更加注重採取差別化、精准化的調控方式調節經濟運行。這種方式既避免了過度的行政干預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又避免了過去那種“一刀切”的調控方式所帶來的政策有失公平的弊端。

　　（4）加快收入分配和戶籍制度改革。我們將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扭轉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佔比下降的趨勢，並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這個領域，針對社會廣泛議論的中央企業管理層薪酬過高的問題，我們制定出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關於合理確定並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為促進發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我們還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

　　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以下三點對於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至關重要：一是堅持對外開放，構建對外開放的新體制、新格局，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二是堅持把創新作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動力，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在廣泛動員社會力量進行創新的同時，集中力量突破制約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技術瓶頸。三是強化法治建設，把法治作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保証，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部署，以法律來保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以法律來保証市場經濟規范、高效和公平的運行。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轉型發展的關鍵階段，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日益緊迫。中國要在各種挑戰和制約中實現增長質量的實質性提高，不僅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還要借鑒國際經驗。法國的現代化走在世界前列，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借鑒。當然，你們也遇到了現代化進程中階段性的新問題、新矛盾。中法兩國雖然國情不同，但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也有一些共性的問題。因此，進一步加強中法之間的交流、溝通、合作尤為重要。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節選自作者11月24日在“中法經濟增長質量研討會”上的演講，標題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