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英杰 楊小科： 包容性增長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超越

（中共中央黨校，北京 100091﹔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在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下，中國經濟遇到了各種問題，尤其是民生以及環境方面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挑戰。本文對出口導向型經濟出現的背景進行了分析，並根據中國經濟在不同階段的特征，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演變進行了刻畫，在此基礎之上，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持續性進行評價，並最終以包容性增長理念為指導，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超越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建議。

　　﹝關鍵詞﹞包容性增長﹔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方式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4)05-0084-05﹝收稿日期﹞2014-09-24

　　﹝基金項目﹞國開行中央黨校2011年一般項目

　　﹝作者簡介﹞楊英杰，中共中央黨校副研究員﹔楊小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

　　一、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含義及實現方式

　　包容性增長作為一個全新的經濟學概念和發展理念，其形成和發展主要集中體現在亞洲開發銀行研究報告《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2007）、世界銀行《2006 年世界發展報告：公平和發展》、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增長報告：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增長的戰略》（2008）等多邊機構的一系列研究報告當中。目前，包容性增長和發展已成為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致力於國際減貧的國際機構的指導思想和核心戰略，也成為發展中國家致力於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指導理論。

　　研究中，學者們對包容性增長關注的對象和內容各有側重，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詮釋。但是，綜合文獻來看，他們均認同：（1）機會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內涵﹔（2）包容性增長就是要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包容性增長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是一種把經濟增長過程和結果有機統一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模式。伊夫扎勒·阿裡等人認為（Ifzal Ali and Hyun H Son，2007），實現包容性增長需要許多措施，關鍵的有4種，分別是：

　　1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生產率

　　包容性增長始終強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快速的經濟增長有利於社會各階層。事實上，經濟增長率的進步能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也能改進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個人的平均收入。經濟增長對貧困者是有利的：它能夠提供生產性的工作機會，能增加政府收入，從而有利於開展扶貧計劃。因此，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生產率就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緊密相關。

　　2通過對教育、醫療等基礎社會公共服務的充分投資，增強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

　　人們的能力和資財一樣重要。能力使人去經營運作，去自由地行使權利，通過提供商品和服務，從而也為自己創造福利。從這個視角來看，經濟發展不是擴大商品供應之事，而是努力提高個人的能力。要發展人的能力，就應直接投資於基本社會服務，如教育、健康、基礎設施等，以增加公共供給。

　　3提供社會安全網，並對脆弱人群和遭受極端剝奪的人群進行目標干預

　　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不同類型的社會風險。常見的社會風險有：脆弱性風險、得地方性疾病的風險、外部的打擊，等等。這類社會風險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成果，尤其是貧困者缺乏手段來管理社會風險以及應付外部沖擊。因此，需要有風險管理措施——社會安全網以及對貧困者的目標干預，這些都需要在實現包容性增長時納入考慮范圍。

　　4完善制度和公共治理

　　如果制度和治理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處理，其他三種關鍵措施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實施。換言之，制度和治理問題是實施三種關鍵措施的基礎，從而也是達到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基礎。剝奪問題遠比單純的經濟和金融資源短缺更為深刻。包容性增長和法律之間有著非常強的關系，更具有包容性的法律規則或者司法系統，特別是在為貧困者和脆弱者提供實現公平的路徑時將會起到關鍵的保障作用。

　　二、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

　　對包容性增長的偏離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其中出口貿易佔有較大比重。從出口額來衡量，中國的出口總額連續趕超發達國家， 2004年和2007年超過了日本和美國，並於2009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是，在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下，中國經濟也遇到了各種問題，尤其是民生以及環境方面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挑戰，越來越嚴重地偏離了包容性增長的理念。

　　1外貿企業在我國出口貿易中佔據主體地位，產業分布不合理

　　中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引進外資和利用外資的政策進行的，由於外資企業具有較強的外向性，外資企業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逐漸佔據了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1）我國外資企業的出口額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逐年增大﹔（2）外資企業出口的增長是中國總出口的增長的重要來源，我國的出口貿易對外資企業的依賴性很大。

　　從總量上看，外資的大量涌入從數量上推動了中國出口的增長，從而帶動了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從結構上看，外資主要集中於中國的輕工業和一般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產業，這些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曾經優化了我國的產業結構。但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需求結構的變遷，特別是我國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之后，這些產業已經成為中國生產能力過剩、競爭激烈的產業。在佔用大量稀缺資源的同時，並沒有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對生產率提升和經濟效益提高的作用日漸式微。

　　2加工貿易比重過大，效果和效益較差

　　與外資企業出口的迅速增長並在出口貿易佔有重要的地位相對應的是加工貿易在我國出口中佔據很大的比重。由於國際間生產要素察賦的差異、產品生命周期各階段在各國表現的差異，使得跨國公司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為推行全球戰略而盡力尋找低成本的生產區位。由過去主要使用本國相對便宜的生產要素資源直接出口最終產品的方式逐漸向大量進口資本品、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然后再加工成產成品出口的加工貿易方式轉變。但是，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並佔有很大的比重也產生了很多問題。首先，加工貿易引進的技術質量不高，產品增值率低。我國目前加工貿易貢獻的出口增長中仍然是服裝、紡織和機電零部件等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僅有的部分高技術、深加工產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過程短暫、增值不高的問題。

　　其次，加工貿易波及效果差，很難帶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在我國目前開展的加工貿易，不僅技術含量低，而且中間投入品沒有實現國內供給替代，而主要依靠進口，加工貿易通常只是個別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一種貿易方式。即使具有一定的貿易規模，也主要局限於部分企業和少數相關企業，整體規模的擴大對其他企業和地區的輻射作用不大。

　　第三，加工貿易產品的出口市場完全由外商控制，企業利潤的大部分被轉移到境外。由於外商投資企業己經成為加工貿易的經營主體，加工貿易又是一種兩頭在外的經濟，市場完全由外方掌握，外方可以一個跨國公司內部的不同企業提供料件和接受產品，同時掌握了從料件採購、成本核算到產成品銷售的全過程，從而控制了從事加工貿易企業的經營管理權，也因此獲得了各個經營環節的利潤。總體來說，我國在加工貿易中獲益不大。

　　3對外貿易依存度偏高，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從1978年到1994年間，出口依存度與進口反復出現你高我低、我高你低狀況，1994年以后，出口依存度始終高於進口依存度，出口相對於進口增長的更快。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上升將進一步增加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加大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風險。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為外部失衡，進而會很快影響到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國家。而且，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局勢動蕩起伏，突發事件較多，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內國際經濟環境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勢必增加外向型經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由於我國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和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外需波動己成為經濟運行中不得不面對的風險。

　　4扭曲了國內經濟資源的配置

　　長期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廉價貨幣和廉價環境成本基礎之上的。利用低廉的生產資料以及生產成本的社會化，企業仍然能夠賺取利潤，這樣就使得有些消耗能源和污染環境的行業仍然在大量出口，紡織服裝、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和建筑材料行業都屬於勞動密集型或勞動技術密集型行業，同時都需要消耗大量資源和污染環境。由於國內的資源價格被人為地壓低，多數資源價格低於國際水平，因此出口產品的成本顯得很低，導致出口產品的價格始終保持在全球較低的水平，刺激了出口快速增長和貿易順差急劇擴大。鼓勵上述行業出口的出口導向貿易政策增加了本已相當緊張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負擔，卻沒有帶來相應的福利的增加。

　　5國內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中國已經是一個能源和資源消耗大國，如果繼續保持這種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為基礎的粗放型出口增長，那麼我們所消耗的能源和資源並不是為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所消耗的，而是為其他國家生產和消費所消耗的，讓本來已經十分脆弱的資源和環境來承擔這種高消耗的發展道路，無疑是換取短期利益的“慢性自殺”。通過出口廉價商品，污染環境、浪費資源、拿低工資，受別人各種各樣的罵名卻讓別人享受世界低成本的產品，顯然不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期望。

　　6持續的貿易順差和過度的外匯儲備帶來了很多問題

　　在我國政府鼓勵出口的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我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來自於很多方面，但是經常項目貿易順差是其重要的來源，佔了很大的比例，是外匯儲備擴大的重要決定因素。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既顯示了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也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問題。首先是過高的機會成本。巨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相對應的國民儲蓄從國民經濟運行中沉澱下來，沒有參與國民經濟的運作。其次是通貨膨脹的壓力。我國國際收支順差明顯加大帶來了外匯儲備急劇增長，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外匯儲備佔款具有高能貨幣的性質，通過乘數效應可以對貨幣供應產生成倍的放大作用，當外國資本通過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大量流入時，央行為了穩定匯率，被迫發行本幣而收回外幣，這就加大了中央銀行通過沖銷方式維持國內貨幣供給穩定的成本和難度。第三是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央行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銷過多的外匯佔款，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則會不斷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如果對由此導致的國際游資控制不當，這種投機性資金會加大央行貨幣調控的難度。

　　以上分析表明，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至少在以下方面很不利於包容性增長的實現和發展。

　　第一，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以增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為主要目的，拼資源拼環境，代價巨大。很多集中於加工出口行業的企業，科技含量不高，生產率落后，純粹以生產成本的社會化為代價贏得海外市場。在產能過剩之后，國際市場稍有風吹草動，工人便大量失業，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我國沿海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就是一例。

　　第二，人力資本提升緩慢，社會資本成長不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的表面繁榮誘致我國發展陷入了一種人力資源陷阱，產生了另類的“荷蘭病”。“荷蘭病”傳統上是指自然資源的豐富反而拖累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現象。我們現在的“荷蘭病”就是指以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為指導的產業發展因過度依賴低成本、低等次人力資本，教育衛生等領域投資嚴重匱乏，導致人力資本提升緩慢甚至停滯僵化，致使產業升級緊迫性弱化、高技術產業自生能力嚴重不足，進而在亟需新的科技革命引領經濟轉型之時，出現了斷檔斷層現象。

　　第三，人力資本低下導致一部分社會居民極易遭受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的剝奪，出現再貧困現象。我國經濟轉型已是迫在眉睫，而轉型過程中最先遭到淘汰的便是在生產過剩領域從事低端出口產品加工的工人（農民工）。由於社會保障網的不健全，這些低端勞動力很容易成為經濟轉型的犧牲品。這種現象的出現，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難辭其咎。

　　三、包容性增長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重新定位

　　包容性增長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和諧發展。包容性增長應該是和諧共贏的，不僅局限在一國之內的社會階層之間、行業地域之間，也包含著國與國之間的協調。從這個角度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目的也應以增加就業、改善民生、促進公平為總體目標。

　　但以出口導向戰略推動的工業化是以勞動力的低工資、低社保(甚至無社保)、土地等資源的低價格、低環保和高排放為代價的。在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之后，隨著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戰略的繼續實施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國內外阻力。加入WTO后，中國對外貿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長勢頭，越來越多的國家採取各種措施，限制進口中國產品，引發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摩擦事件急劇增加。在國內，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方式也使得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更加扭曲，加重已有的各種矛盾。這與包容性增長是相違背的。因此，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需要重新定位，通過對現有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超越，進一步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改善民生，從而實現對包容性增長的有利補充。

　　當前，中國社會快速、全面、深刻的多元化轉型，推動著現代化模式的變遷和社會利益結構的深度調整。改革發展面臨的全新挑戰，一方面來自可持續性發展的內在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在於自主發展主體的創新能力不強。但總體看來，問題的根源和症結在於發展的包容性不強。由於長期單一化的發展主義路徑，未能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效考慮和協調所有國民的發展權利、發展責任、發展機會和發展利益，從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物本性、斷裂性、片面性和對抗性。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由於社會發展過程中未能有效統籌協調多方利益關系，做到起點的公平和過程的公正，使得社會利益矛盾和群體沖突日益復雜化，即便社會經濟水平整體性得到提高，但社會公眾的不滿情緒和心理失衡所誘發的“相對剝奪感”和“邊緣化意識”也日益強烈。

　　由於我國的投資經常會出現“過熱”，消費又受收入等多種因素制約，所以整體經濟增長不得不長期依賴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過去30多年中，拉動GDP增長的三大因素隻有在2002-2007年這一時期基本實現了所謂的“三駕馬車齊奔”的局面。在這一時期，GDP維持高增長、低波動以及物價水平處於合意范圍，且波動小。其他階段內需和外需之間的替代都帶來了GDP和通貨膨脹的高波動風險。因此，平衡內需和外需之間的關系依然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要刻意追求的發展模式。

　　1平衡出口和內需

　　從對過去近30多年GDP拉動因素結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GDP三大拉動因素呈現出波動中維持增長的格局。就不同的增長階段而言，1994年前后三大因素在拉動GDP增長中的作用的變化軌跡是不同的。

　　(1)在1982-1985年和1991-1993年淨出口拉動率由正轉負的兩個時期，中國經濟在消費+投資與淨出口之間替代的過程中呈現GDP和CPI的高增長和高波動﹔在淨出口拉動率由正轉為零的1994-2001年期間，GDP和CPI依然呈現高增長和高波動。

　　(2)盡管GDP三大拉動因素從未在連續兩年出現過同步變化的格局，存在明顯的波動，但在2002-2007年基本實現了所謂的“三駕馬車齊奔”的局面。在這一時期，GDP維持高增長、低波動以及物價水平處於合意范圍，且波動小。物價比價保持平穩的原因除了貨幣因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外需吸收了國內物價上漲的部分動能。

　　(3) 2008年至今，由於世界經濟復蘇前景不明，歐美日經濟復雜多變，我國經濟增長中出口的拉動效應補足，由於居民收入不均衡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內需很難在經濟增長中起到決定性作用。這種情況之下，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提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2出口導向型經濟應以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包容性增長為基礎

　　出口導向戰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會是我國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的主軸。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了世界，外需是拉動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外需作為最終需求，對相關產業及其上下游產業的投資需求，具有引導作用和乘數效應。但是，穩定外需應建立在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基礎上，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應以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提高勞動者福利為宗旨，循序漸進地變價格競爭為價值競爭，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為質量競爭優勢，變貼牌貿易為品牌貿易，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

　　3加快創新步伐，突破“有限后發優勢”，規避高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挖掘專業化的潛力

　　中國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通過FDI的引進和對外貿易促進了中國企業技術的升級。對外表現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從先進國家或地區引進FDI以及與先進國家或地區發展貿易關系都產生了明顯的“外溢”和“干中學”效果。美國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02年以來，美國在高技術產品方面與中國一直存在貿易赤字，2010年達到創紀錄的940億美元。我國的統計數字也表明，2010年我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達4920億美元，佔全部出口產品的1/3強。

　　但事實又是如何呢？我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順差主要是計算機與通訊技術領域產品產生的，其對高技術產品順差的貢獻率2010年為3295%。2010年我國加工出口品佔全部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99%，而總出口額的82%由外資企業生產。2009年我國出口每台蘋果手機的價格是179美元，留在國內的附加值是65美元﹔出口的手提電腦價格是484美元，國內創造的附加值是145美元。雖然這些數據據採集於幾年前，但整體狀況相信近幾年不會有大的改觀。可以說我們在技術擴散的進程中始終處於“有限后發優勢”，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通過快速的學習過程形成一定的技術能力。這些快速的學習過程包括創造條件來引進、消化並吸收部分國外先進技術，將發達國家的創新迅速轉化為商品，形成挑戰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但要形成自主性技術，還必須通過在研發領域和技術人才上的大量投資獲得創新能力。因此，制定恰當的技術創新戰略，特別是加大高新技術研發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否擺脫高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局面，提升專業化優勢。

　　4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培育外需新的增長極

　　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可以實現多重日標。穩定的幣值能夠提升人民幣參與中國國際貿易結算的功能，使中國的貿易伙伴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伙伴使用人民幣來與中國進行貿易結算。這可以起到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規避美元匯率波動的風險，降低外貿企業的美元匯率暴露風險。二是可以降低美元外匯儲備降低的風險，提高貿易伙伴貿易支付的流動性，實現人民幣雙邊甚至區域貿易與金融政策的融合。這兩個方面都可以起到擴展貿易的作用。三是減緩中國美元外匯資產累積的資產價格風險。

　　因此，在充分研究貿易伙伴貨幣幣值風險的基礎上，我國應該加大人民幣與一些亞洲貿易伙伴和巴西、智利、南非等比較重要的貿易伙伴國的貨幣互換。與此同時，要充分發揮出口信貸的積極作用，並在中國特定的貿易區域內(如香港地區)實行人民幣全流通等策略，加快人民幣走出去的步伐。

　　5推進法治建設，加強制度培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求，不斷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其中，法治建設是重要保障。包容性增長要求法治的正義和公平，要求通過良法實現善治，這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重大基礎。推進法治建設，加強制度培育，是扭轉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促進經濟結構順利轉型、實現包容性增長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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