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僅是我國法治建設史上的一個裡程碑，而且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來說，具有重大意義。這次會議，將起到為我國現代國家治理形態走向定型的鑄模作用。
所謂國家治理形態，是指一個國家基於處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事務，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權力結構、運行機制與價值取向的政治生活總和。而國家治理體系是其中之核心部分，是權力結構、運行機制與價值取向的具體安排。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社會形態下，國家治理形態將呈現出不同特征，從而也導致不同國家治理體系有著不同安排。
鴉片戰爭爆發標志著現代化浪潮開始沖擊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加速了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瓦解，傳統國家治理形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在現代政治文明發展邏輯與中國政治歷史邏輯的共同演繹下，中國選擇了黨建國家的路徑來構建現代國家治理形態，以實現現代政治文明建設。
為克服現代化建設和組織化訴求與傳統社會“一盤散沙”的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宏觀上建立了以國家權力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微觀上建立了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單位社會體制，從而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組織化基礎。同時，也由此形成了以政黨與國家力量為主體的現代國家治理初期形態。
為了使現代化建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中國共產黨決定實施改革開放，以推動國家治理形態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了依法治國，推動了政黨創新以及開展了和諧社會建設，使作為現代國家治理主體要素的市場、國家、政黨與社會都基本生成。
然而，這些要素是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成長，一方面各主體要素功能尚未獲得充分發展，另一方面各要素彼此間關系也尚未形成有機化。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頂層設計，全面深化改革，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使各要素功能得到充分發展，並推動國家治理形態實現有機化，從而標志著現代國家治理形態構建由要素生成階段進入到形態定型階段。
從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經驗與規律來看，推動現代國家治理形態走向定型，提升法治建設水平是關鍵。一是從國家治理主體要素來看，法治是保証國家治理主體要素現代化以及其功能充分實現的重要條件，而國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於根本性地位﹔二是從國家治理整體形態來看，各要素之間要實現有機化，在機制上有價值、制度與組織三方面來保証。這其中，制度是關鍵﹔而在國家治理中，法治就是制度機制的最重要表現。為此，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啟動了全面推進法治建設進程，並從以下三方面為現代國家治理形態走向定型奠定基礎，從而起到了鑄模的作用。
明確了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國家治理形態中，存在著政治結構空間與國家結構空間的區別。政治結構空間是指由黨、國家、市場與社會組成的政治運行的邏輯空間，國家結構空間是以憲法為基礎形成的國家運行的邏輯空間。在政治結構空間內，政黨對國家建構與發展具有領導功能，而在國家結構空間內，應以依法治國為原則。因此，黨對依法治國領導是就政治運行邏輯而言，依法治國是就國家運行邏輯而言的。明確了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實際上就為國家治理形態奠定了政治邏輯基礎。
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具體內容。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從以下幾方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是強化憲法權威，明確了依憲治國要求，使國家治理的法治基礎得以硬化，將推動國家要素現代化。二是對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國家職能與機構建設提出了更高的法治化要求，使國家具體運行機制有了更高的法治保障。三是強調了依法執政要求，使政黨在國家結構空間內將遵循法治原則與國家運行機制加以融合，提升黨的執政法治化水平。四是深化法治內涵以及人民與法治關系的理解，將使法治意識轉化為一種價值和精神力量貫穿於國家治理形態之中，使依法治國獲得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雙重內涵。
強調了依法治國必須推動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推動現代國家治理形態定型，制度化是關鍵。這種制度化不僅要求在國家結構空間內必須推動法治建設，而且還要求政黨、國家、市場與社會各要素內部運行的制度化，以及各要素之間互動的制度化。由於黨在政治結構空間內具有領導功能，在國家結構空間內就有執政功能，因此，這就要求黨不僅在國家結構空間內必須做到依法執政，同時還要求政黨自身內部建設也應該推動制度化，於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就成為依法治國的重要要求和重點內容之一。
（作者系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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