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中華文化的一座高峰

他是文化田園裡的一位農耕夫，他的學術成就為海內外同知共仰，他的治學精神值得永世傳承！

2014年金秋，97歲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榮獲“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

組委會在給饒宗頤先生的頒獎詞中稱，“他出身書香名門，自學而成一代宗師。其茹古涵今之學，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書畫金石，無一不精﹔其貫通中西之學，則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臘楔形，楚漢簡帛無一不曉。人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

饒宗頤先生是中華文化的一座高峰。他的學術成就為海內外同知共仰，他的治學精神更值得永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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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先生曾以“辛苦待舂鋤”來評價他的學術生涯，謙虛地把自己比作文化田園裡的農耕夫。

他雖然出身富裕之家，卻絲毫未染紈绔子弟的浮夸氣，在父親遺留下來的龐大財產與大批書籍之間，毅然選擇了專志於學。

3歲讀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頤的《愛蓮說》﹔6歲開始練書法、學國畫﹔9歲已能閱讀《通鑒綱目》等古籍﹔10歲便能誦《史記》篇什，歷閱佛典經史和古代詩詞曲賦﹔16歲已經出口成詩……

饒宗頤先生就是這樣，懷著對中華文化的敬重和熱愛，青燈黃卷，皓首窮經。

他的治學領域包括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宗教學、歷史學、中外關系史、敦煌學、潮州學、目錄學、藝術學、文學、詩詞學、楚辭學14個門類。在時間跨度上，從史前上古到明清﹔規模格局之宏大，在近百年學術史上都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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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先生說：在治學上我主張用“忍”的工夫，忍是要靠耐力去支持，能夠忍受一切困難，才能作持久戰。沒有“安忍”，便不能“精進”，沒有“澄心”，便不能凝神向學。有些人問我如何去做學問，何以對治學能堅韌不拔？我謹以上述數句作為回答。

饒宗頤先生的學問自成體系，不僅求精、求大、求正，而且長於開風氣、出奇兵，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在許多新鮮的材料中著人先鞭。

他率先編著詞學目錄、楚辭書錄﹔率先研究楚辭新資料《唐勒賦》﹔率先把印度河谷圖形文字介紹到中國﹔率先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他首次輯《全明詞》﹔首次研究敦煌白畫﹔首次提出六祖出生地（新州）﹔首次將《盤古圖》的年代推到東漢﹔首次利用日本石刻証明中日書法交流源自唐代﹔首次提出“楚文化”“吳越文化”作為學科名﹔首次提出“海上絲綢之路”之概念……

他是研究《日書》之第一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之第一人﹔利用《太清金液神丹經》講南海地理之第一人﹔利用中國文獻補緬甸史之第一人﹔講詞與畫關系之第一人﹔講中國藝術史上墨竹刻石之第一人﹔講《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系之第一人……

饒宗頤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開拓成果，已成為當今國際漢學界的一個奇觀和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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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先生通曉英、法、德、日等多國語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而饒宗頤先生是一個學方塊字的中國人，卻能通乎異國“天書”。

他游學四海，先后到日本、法國、德國、印度等地研究講學，足跡所至，五洲歷其四。

1962年，因饒宗頤先生在甲骨學方面的杰出貢獻，法國法蘭西學院授予他“儒蓮獎”。這個獎項在漢學界非常有名，被稱為“國際漢學界的諾貝爾獎”。

1963年，饒宗頤先生受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聘，考察印度南北，歸途游錫蘭、緬甸、泰國、柬埔寨，尋幽搜秘，有詩集《佛國集》記其游蹤。

1968年，饒宗頤先生被新加坡大學聘為首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歷時5年。期間他曾到美國耶魯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學。

饒宗頤先生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圓融、和諧的特點。在他看來，東方與西方沒有鴻溝，古代與現代沒有裂罅。在21世紀的“東學西漸”史中，他是開風氣的宗師，學術界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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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中秋，饒宗頤先生舉家離開新加坡返回香港，被香港中文大學聘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饒宗頤先生退休后並未離開教席，繼續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東亞大學擔任榮譽教職，並培養研究生。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他仍在諸多領域中不斷地開拓創新，孜孜不倦。其學術活動更加汪洋恣肆，所涉各個領域更加揮洒自如。

1990年，年過70的饒宗頤先生出版了《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悉曇學緒論》、《詞學秘笈之一——李衛公望江南》及《敦煌琵琶譜》3部著作。尤其是最后一部，匯集了他自1987年以后所作的《敦煌琵琶譜與舞譜之關系》等10篇重要論文，是他在敦煌學研究上的又一裡程碑式的成就。

1991年，饒宗頤先生又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論集《文轍》，收入了他研究楚辭、戰國文學、漢賦、文心雕龍及唐詩、宋詞的論文共60篇。

饒宗頤先生還特別關注漢字發展的歷史，《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是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書中利用考古發現的陶符和圖形文，融會民族學的若干數據，從多角度追溯漢字演化的軌跡，提出了具有原創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學假說”，成為比較古文字學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

饒宗頤先生為了甲骨文研究的便利，早年做了很多基礎性的工作，晚年又主持編撰了《甲骨文通檢》。該書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類索引，他於每冊均撰有長篇的“前言”，闡述與各分冊相關的甲骨學問題，每類幾乎都有新的發現和研究心得。

在敦煌學研究領域，饒宗頤先生也有許多獨專成果，除研究敦煌道教文獻的開創之作《老子想爾注校箋》與填補了敦煌畫研究中重視壁畫、絹畫而忽略遺書紙畫缺陷的《敦煌白畫》等外，尚有研究敦煌曲子詞和敦煌樂譜的先驅之作《敦煌曲》與《敦煌琵琶譜讀記》﹔研究敦煌寫卷書法最為完整系統的著作《敦煌書法叢刊》等。

饒宗頤先生還以自己淵博的國學知識，對於國內出土的各種文獻材料進行釋讀，且總能有所創見。他根據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關歷史記載，撰寫了《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龍蜀部族地理三星堆、金沙文化》一書，將“人方”釋為“夷方”，定位在現今陝西及西南一帶，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圍，這不但極大地擴大了殷商時代的版圖，而且對於西南地區的開發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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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先生畢生“舂鋤”不言休，成就了中國文化史的一個奇跡。

他的主要學術論著已整理結集成14卷20大冊，於2009年9月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為名，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文集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是20世紀國學研究的一座豐碑。

2011年10月19日, 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一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編號為10017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饒宗頤星”。

自此，這位百科全書式學者的名字，進入了宇宙星空，與日月交相輝映！（嚴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