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網絡大國走向網絡強國的道路上，發展始終是硬道理﹔在互通互聯的網絡空間，開放博弈顯然要真功夫。我們貫徹落實習總書記的網絡治理觀，實現中華民族網絡強國的宏偉目標，就需要以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產業為“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堅持開放的安全觀和發展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對等制衡”的產業大格局。安天實驗室是獲得國際知名測評機構年度獎項的網絡安全民族自主廠商，其創始人、首席架構師肖新光帶領團隊創業十四年，為“技術先進”而踐行，為“戰略清晰”而建言。他認為“開放博弈不僅是一種發展觀，也是一種安全觀”，並基於發展中國家開放之路的階段性特點，洞察國家網絡空間治理能力、產業能力和開放式博弈策略的關系，將民族產業能力作為開放博弈的基礎和支撐，提出了“開放博弈、網絡強國”的外向型網絡空間戰略觀，值得上升到國家網絡空間戰略層面予以高度重視。
在國際層面上，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
——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
一、開放式博弈是中國無法回避的選擇
當今之中國，正處於一種復雜的矛盾糾結當中。一方面，GDP總量和經濟規模如此之龐大、外匯儲備如此之豐富，以致有部分國人簡單地認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強國仿佛已經指日可待﹔而另一方面，對自身網絡安全能力卻又如此之不自信，以致不斷有聲音認定，在信息技術領域，乃至在網絡空間中，中國唯有建立一個完全自閉合的供應鏈與自循環的信息鏈方能安全自保，甚至認定中國必須重建一個新的網絡體系，否則就不能防范對外的攻擊。
妄自尊大引發盲動，妄自菲薄導致保守。而這些觀點，又莫不以各種層面的中美對比為基礎。此時，唯有真正厘清大國博弈現狀，方能正本清源。
“美國領跑，中國跟跑，其他國家正在掉隊”，這是當前網絡信息產業、包括網絡空間中的國家競技圖景。但中方的博弈水平與飛速發展的產業體量相比，成長相對緩慢﹔而與美國相比，似乎已經不在同一層面。因此有人用 “被動尷尬”四個字，來概括中國在當前網絡空間博弈中的狀態。所謂“被動”是綜合能力的劣勢體現，而所謂“尷尬”是遭遇各種指責打壓后，無法實現有效反制的窘迫狀態。
（一）中國在網絡空間博弈中因何被動？
究“被動”之原因，如果只是解讀為若干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則似乎過於狹隘。而應從更宏觀的大場景下，從供應鏈、信息鏈和服務能力分布方面來進行解讀。
從供應鏈上來看，盡管中美都是國際供應鏈上的重要環節，但供應鏈的上游相關核心技術地帶已被美方把持﹔大量國際知名產品和服務品牌也為美方企業所有。中方盡管對供應鏈也有較大貢獻，但更多是位於低端的生產制造環節，實際依托的是密集勞動力輸出。以蘋果手機的研發生產銷售為例，其中高溢價的品牌無形資產、整體設計、核心軟硬件系統等等，都把持在美方﹔而中國則提供了大量低利潤的代工廠作為生產環節。而反過來，中國又是蘋果產品的重要消費市場。而這其中的“剪刀差”，則不僅是蘋果富可敵國的高額利潤，也正是美國的國家紅利。
從信息鏈上來看，在全球信息流動中，通過美國互聯網公司提供的優質、免費的、富有創造力的互聯網產品與服務，全球數據主動向美國匯集，美國成為全球數據的中心。數據作為“網絡空間時代的石油”，是未來社會生活、產業競爭、大國博弈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而對全球數據的創造、提煉和攫取，完全不需要美方像當年利益博弈和能源保障一樣付出戰爭成本、背負道義十字架﹔恰恰相反，價值、文化與服務的同步輸出能力成為數據獲取能力的基礎。這種新模式，以一種極度“文明”的方式推動著世界版圖向單極世界傾斜，加大著“剪刀差”的高度，連歐洲傳統列強對此都無可奈何。
從服務分布上來看，通過先發優勢、成熟的連鎖制度、全球能力保障，美國綜合服務能力也已幾乎到達全球每個角落。產品、信息、服務，作為美國獲取全球紅利的三個支點，綜合能力之強、體系之系統，遠超出常人的想象。而中國（也包括世界其他國家）在網絡空間領域的被動，對美國產品中植入后門的擔心、對數據被攫取的憂慮，也都是這種大的格局被動的結果之一。
盡管這個局面帶給中國極大的心理焦慮和恐慌，以至於有人希望退回原點，封閉自保，甚至認為今日之被動，乃當初接入Internet之禍，具體觀點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可以想象：假如當時不進行改革開放，不擁抱最新的信息技術，不加入國際循環，我們今天全部的發展和成就都無從談起。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發展了經濟、改善了人民生活、實現了超量的外匯儲備、形成了包括若干初具規模和國際博弈能力的IT與互聯網企業，積累了大量的人才，同時在知識、觀念上都初步具備了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時代世界大國的可能。因此這種被動，是在已經初步獲取了博弈籌碼與加速度，但實力尚未超越對手的一種體現﹔是由不被對手所重視，到讓對手焦慮的體現。因此這種被動，從軌跡上來看，其是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但也隻屬於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
（二）中國在網絡空間博弈中因何尷尬？
“尷尬”是中方在當前網絡空間博弈中的另一境遇。這種尷尬正是源於美方不斷對所謂“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進行的指責和炒作，而美方昭然於世的大量的入侵、滲透、監聽的行為，卻不能為中方准確發現和予以輿論回擊。中方更多的博弈素材來自斯諾登的爆料，這就是博弈能力不足的真實體現。
相對於“被動”來說，“尷尬”卻往往被忽略和掩蓋，皆因“被動”可以被作為承載各種預算的“籮筐”，而“尷尬”卻是必須迎擊的“子彈”。得利於前者隻需用故事，而應對后者則需真正的實力。
在斯諾登事件出現之前，美方通過其綜合的技術、輿論優勢打造了“西方是網絡攻擊的唯一受害者、中國是網絡安全公敵”的兩個“假象”。而對這兩個“假象”，中方的破襲反制缺乏及時性和徹底性。在過去的2年時間裡，美方Mandiant、FireEye、Crowdstrike等網絡安全公司持續詳細披露所謂中方對美國攻擊的相關証據與推導過程，為兩個“假象”提供了非常具體的論據支撐，而這正是造成中方輿論和外交被動的關鍵因素。而中方應對則顯得缺乏針對性和說服力。外交層面的簡單否定、技術層面在宏觀和態勢上的數據分析，對中國遭受網絡攻擊的總體狀況進行了介紹，這種方式過於粗放，很難在國際輿論和斗爭中佔得主動。如果不能正視這些問題帶來的國家信譽和國際形象的損失，特別是給中國產業走向全球帶來的影響，就不能堅定博弈與反制的決心。
大國間的相互尊重和規則的達成，取決於相互傷害的能力。網絡空間的規則也注定需要這樣建立起來。冷戰時期蘇美兩個陣營在情報等方面的作業原則，是靠相互發現、披露、扣留、驅逐的長期斗爭，最終達成一種相對緘默、各自遵守潛規則的戰略平衡。中國唯有能有效地發現其他國家的網絡攻擊行為，特別是能將西方國家及其盟友對中國具體目標的攻擊分析清楚、揭露出來，直指其幕后力量，將之曝光於國際輿論之下，才有可能改變尷尬的局面。而這種能力就是對網絡入侵攻擊發現、分析、溯源、反制的能力，這種能力需要網絡安全企業來承載，亦需要國家安全的外向布局為保障，這也是大國博弈的重要支點之一。而令人深思的是，斯諾登事件的出現，仿佛為中國贏得了一個短暫的戰略喘息期。但從實際效果看，因對手栽了跟頭，此前痛定思痛的決心反而有所減弱，相關博弈能力的提升進展遲緩。大國博弈中突發事件的因果逆變，值得深思。
（三）開放與博弈均無法避免
“被動尷尬”是一個既定事實，但並不是格局全貌。網絡安全是整個網絡空間的要素，但絕不是其全部。從整個信息產業和公共網絡服務本身來看，中國早已走入了全球大循環，並在這個循環中獲得了初步發展，也為這個循環做出了並繼續做出著自己的貢獻。中國需要在全球大循環中獲取國家利益，並需要承擔作為一個全球大國的綜合責任。供應鏈和信息鏈全球化不僅是中國面臨的挑戰，也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產業和發展機遇，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在這個層面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個臆想中的自閉合與自循環。，
更有害的自閉，是以封閉式的臆想來制定戰略——任何大國的國家戰略制定都不是孤立的，不是等自己擺好了陣型，對手才來攻擊的，而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對手共同作用的結果。戰略制定不可能單純基於內部情況和自我撫慰心理恐慌的需要，而不考慮國際的大氣候﹔戰略的執行更不可能是一個閉門造車的結果，而必然是一個磨合碰撞不斷擠壓的過程。
一個國家是否爭取強國地位是由他自己來決定的，但這種企圖能否成功往往取決於其他國家會做出什麼反應。
相對於美國這個領跑者，中國在全球博弈中處於跟跑位置，但與領跑者的間距正在緩慢縮小。以歷史經驗來看，居於領跑地位的國家莫不將這種跟跑視為對其既有利益格局的挑戰，因此必然進行反制。這種反制具有“樹欲靜而風不止”的特點，不是跟跑國家所能決定的，而是由領跑國家所決定的。除非中國自己願意退出發展軌道，否則所面臨的戰略遏制與騷擾，以及戰略發展帶來的地緣威脅變化都將無法停止。而居於跟跑地位的國家，在制定策略中自然不可能不受到領跑國家的影響，這個政策的合理路徑，是需要在系統對位分析了自身與領跑國家的能力特點和競爭態勢后，才能制定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解決方案。這也給我們的戰略設計提出了考驗。
從國家發展、產業進步與民生改善的訴求來看，開放是一種必然﹔從大國競合、國際生存的規律來看，博弈則無法避免。而有趣的是，跟跑國家無法決定自己被遏制的命運，但領跑國家選擇何種遏制方式，卻又與跟跑國家自身的能力結構與跟跑方式有關。這種遏制既可能選擇在領跑國家擁有最大優勢的方向，以獲得戰略的主動和位勢差（如圍繞中國沿海的空海一體戰策略），但也同樣可能選擇在跟跑國家跟進最為迅捷，領跑國家最擔心被趕超的方向上。網絡空間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具有雙重特質，在對抗中顯示著能力不足的被動尷尬，而在發展中具有著空前的體量和勃勃的生機。不管各界對前者如何解讀，后者毫無疑問是我們大膽開放、放手發展的結果。三十六年前，中國在 “積重難返”的艱難時刻，毅然走向了改革開放之路，正為我們今天的抉擇提供了一個借鑒的支點。在網絡空間領域，中國是更為主動地、有明確目的和針對性地投入全球開放式博弈？還是始終保持弱者心態，在畏縮中被拉上競技場，以致在自我封閉、自斷機遇后被對手步步緊逼？
二、開放博弈不止是一種發展觀，也是一種安全觀
開放並不是目的，發展才是目的﹔開放是為了更好發展，發展需要安全的保障。但二者之規律不盡於此：在各國均高速發展的時代，長治久安絕不是一時的金城湯池，而是發展速度和發展狀態的比拼。開放既引入了不確定的風險，而同時也在增加對對手施以影響、形成威懾的能力。最終的勝負由發展中所積累的實力為籌碼，開放博弈不只是一種發展觀，也是一種安全觀。
（一）封閉並不能帶來更多的安全
筆者作為一名長期站在信息安全防御第一線的技術人員，對“自閉以自保”的觀點，始終不敢苟同。從關鍵信息系統的角度來看，局部環境的封閉、部分信息產品的專有，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攻擊的復雜性和難度。但由於對手攻擊的針對性之強、具有的基礎之雄厚、承擔成本的能力之大。我們所期待的安全境界，遠非簡單封閉隔離所能達成，也遠不是靠自給自足所能獲取。
全球的監控能力並不是美方在網絡時代才具有的，而是一直被美國作為維持其全球戰略利益的基石。早在網絡時代到來之前，美國的梯隊等系統的電磁獲取能力已經可以基本覆蓋全球。美方的情報能力通過傳統的人脈體系、電磁體系和網絡體系實現綜合採集，同時憑借其大數據分析能力和龐大的分析團隊匯總整合，構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龐然怪獸。這種他人無法企及的情報能力為美國全球霸權和全球利益提供了非常好的支點，並在一些歷史節點(如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為以色列提供關鍵情報)扮演了重要勝負手的角色。而中方在情報對抗中的劣勢也同樣不是在網絡時代才出現的，而是早早就被其太空、高空、海洋的偵查探測能力所包圍。但今天的國際格局表明，這種情報能力差並不能遏制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其可能是歷史演變的催化劑，但並不能逆轉和停滯歷史的進程。而如果我們不是全力加速發展，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是選擇躲躲藏藏，那麼我們的發展進程顯然會被大大拖慢。因此過高估計美國的信息獲取能力對戰略的影響，不惜慢一點，穩一點，反過來就會讓斯諾登事件從美方的“林沖夜奔”，變為中方的“蔣干中計”，從“局部利好”，變成“戰略欺詐”。
當前，中國正在開展推動全面的關鍵信息系統產品的自主替代，基礎關鍵設施和信息產品迎來空前的發展機遇，令人歡欣鼓舞。但同時，認為“自主必然可控，自主必然安全”則是嚴重的認識誤區。最直接的例子，美國可以說是世界上信息產品最“自主”的國家，但也同樣遭到各種網絡攻擊，說明“自主”並不等於“可控”，安全可控一定有其客觀規律，而絕對的安全可控亦從不存在。而值得警惕的是，當前則已經出現用自主可控的政治正確替代嚴格的產品評測和市場選擇、以國產化率衡量判斷安全能力的傾向。
這些觀點的合理性基礎，就是美國信息產品的“后門”問題。在各種場合中，“后門”均作為最大的威脅被提及。筆者認為：美方擁有著產業鏈的上游優勢，同時曾有曝光污染安全標准、內置后門等的前科。但美方對產品后門利用的深度、頻度和綜合效果均被目前主流觀點高估。在雙方不進行激烈軍事對抗的情況下，美方對這些后門的使用是謹慎的、有高度針對性的，而絕非普遍性的。我方因此面臨的心理恐慌所造成的影響危害，已經遠遠超出了其現實危害。而在目前已經暴露的攻擊來看，美方直接網絡攻擊能量更多來自其強大的漏洞挖掘能力、制式化的間諜裝備體系和無與倫比情報作業想象力。而這些反而往往沒有得到充分研究而被忽略。
大國博弈策略的制定，必須同時分析其現實能力體系、其已經被使用的能力點和使用的程度、以及在對抗烈度變化后其手段擴展與不同狀態下的底線。將對手有限的行為視為全面的行為﹔將未來可能性作為現實的事實，都是就會成為自我恐嚇。而夸大和臆想對手某一方面的能力和行為，則容易墮入陰謀論怪圈，並可能忽略其他真正的威脅。
國內攻防領域多位研究者都憂心忡忡地提出，國產自主可控系統替代境外產品，在較長時間內是用大量漏洞、但可能沒有后門的系統來替代有少量漏洞但可能有后門的系統。如何改善國產信息產品的安全性，將是一個長期課題。而國產的信息產品，能否憑借有限的市場空間，來形成一個良性的安全生態體系，則是更為嚴峻的課題。而最壞的情況是，國產系統的安全性，或一方面因政治正確而不進行有效的安全審查﹔而另一方面，又因自身的封閉，加之沒有足夠的安全考量和安全預算，而不被技術愛好者和專業安全公司關注。那時，最熟悉中國信息系統的將是具有強大漏洞挖掘能力和堅決攻擊意願的境外攻擊者。屆時，整個政務系統和其他關鍵信息系統的安全將處於比目前更為危險的境地。
當前產業自閉的風險，不僅是產品風險，也有應用策略的風險，當前我們在信息系統使用上心態謹慎、規范死板，不惜拖慢效率，全力保証安全。但有趣的是，在出現了斯諾登這種重大泄密事件后，美方反而繼續把推動信息共享作為其未來發展的重大舉措。通過信息共享來推動快速發展，來對沖泄密風險，同時甩開模仿者，降低今后泄密和遭遇入侵事件的后果影響，成為美方的選擇。而全面的信息共享同時也推動了美國安全技術有了全新的發展和施展空間。這種一反一正的效果，宛如兩騎追逐，追逐者恐怕中了回馬槍，而勒缰下馬臥倒﹔而領先者自然可以絕塵而去。
（二）發展才是最大的安全，發展也是最大的政治
我國從積貧積弱，走向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一個跌宕曲折的過程，是一個持續不竭、沖破阻力追求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通過自身進步與努力找到自身安全支點的過程。
從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國家安全絕不來自於單純的“深挖洞、廣積糧”的戰備自保，而在於在大國訛詐的陰影下，堅定地發展了自己的兩彈一星。而國際地位的全面提升，亦非來自關門主義，而在於敢於在美蘇爭霸的格局中走出國門，廣泛地團結了第三世界國家，形成了自己事實上的價值同盟。而第二個“三十年”解放了第一階段尚被禁錮的生產力，從一個人口大國變成經濟大國，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也不斷提升。如果我們去摸索西方視角下的潛意識心理，新中國從被遏制、封鎖和訛詐的對象，到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互動者，再到被當作一個真正的假想敵的過程，一方面是因世界格局變化引發中國的外交風向變遷，同時也正是中國實力發展的寫照。因此今天我們遇到的外部威脅，更多的是先發國家對中國崛起威脅到其全球利益，所主動發起的遏制﹔而在此前，則更多是因為我們落后所面臨的窘境，這兩種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這種安全境界的變化，正是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有勇氣打開國門的結果。而網絡信息產業和技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中后期重點的跟跑模仿領域，雖然相比美國有很大差距，但卻誕生了多個已經具備規模的企業，擁有大量的人才儲備積累，擁有龐大的從業人員規模，從綜合服務能力上來看，正在超越傳統歐洲列強陣營，而進入了對領頭羊美國直接跟跑的軌跡。
這種發展勢頭，顯然不是簡單的美方產品中“后門”所能遏制和阻止的，最大的可能反而是我們自己因為畏首畏尾停下腳步，信息技術“寧可發展慢一點，也要安全的思路”，可能適用於極少數高保密的場合，但絕不適合於整個的社會民生體系。放手發展，以速度換平衡，以發展保安全，是我們過去三十年的經驗，也是我們今天的勇氣之源。
而關注網絡空間安全這個領域，“發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有其具體內涵，這不僅是信息技術與信息安全技術的關系，也是信息安全技術的發展與信息安全水平本身的關系。由於信息系統快速演進，攻擊手段不斷升級。安全技術不可能一勞永逸，也必須快速改善迭代，才可能跟上信息技術發展的腳步。而關門封閉的安全永動機幻想，不僅不能真正實現安全防護，反而將從攻防雙向都拖慢安全技術的發展。美國的信息安全產業星群，從八十年代起，不斷發展演變，技術持續創新、理念不斷嘗試、不斷應對新的威脅和挑戰，並購此起彼伏。美國的良性市場環境和創新機制和資本助動，加之“愛因斯坦計劃”等戰略項目牽引。催生了安全產品和廠商的快速迭代。也造就了類似FireEye這樣的新銳明星企業，而FireEye技術人員，援助菲律賓等美國同盟國家的事實，已經証明安全產業不僅是一種防御能力、也是一種可以輸出的進取能力。
而在我們非常焦慮的領域，看看對手的理解，也有助於我們建立新的視野和格局，美國資深情報分析專家Robert M. Clark在《Intelligence Analysis（情報分析）》中指出:
“戰略沖突的首要規則是：進攻方總會取得勝利。贏得戰略沖突的最好方法是採用攻勢，例如，向外國情報機構提供假消息而不是阻止它獲得消息，最終將削弱對手對其情報機構的信任。”
（三）追求我中無人，不如追求人中有我
在全球網絡服務和大數據時代，傳統的數據和保密觀亦正在被無情顛覆。在大數據的時代，我們清晰地看到，真正具有全局戰略性的信息獲取能力，並不僅僅是（甚至不再是）獲取對方在傳統保密領域中所保護的那些國家和商業秘密，而是對他國全民信息的再造、獲取、組織和挖掘。這種模式的精華並非是對既有成型數據的獲取，而是數據的再創造、數據關系的發現與數據價值的挖掘，因此其本質並不是要（也不可能做到）克隆出一個Twitter或者Facebook，而是創造出新的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形式，能實現差異化的普遍存在。數據作為一個網絡空間乃至未來人類社會新石油的特點，可以有不同的構造方式，在不同的體系中呈現不同的價值。從數據本身的可復制性上看，其似乎並非不可再生資源。但又因特定的服務模式對用戶的獨佔，而無法再造。而對數據的克隆拷貝又因其失去其原有的組織形式和維護能力而喪失其本身戰略意義。
這種能力是靠互聯網廠商的公開包括免費的服務達成的，其覆蓋程度，對關系和軌跡的揭示深度，是通過傳統的后門、攻擊、人工探測等情報手段所無法達成的，也是通過傳統的關口、檢查所無法遏制的。就算可以抵住很強的外交和內部輿論壓力，一段時間內封堵對方的某個廠商服務，但絕不可能是長久之策。
中國既有的網絡空間安全的重要基礎，正是幾家中國互聯網企業所提供的服務，已經成為多數中國用戶的首選，從而使中國在全球互聯網版圖上有了一塊獨特的領域。其盡管目前尚未像美國寡頭廠商一樣縱橫全球，但已經在國內立穩根基。唯有這些廠商進一步走出去，為全球用戶所接受，才可能逐漸影響全球的網絡信息流向，從而促使一個新平衡的出現。
而從供應鏈安全來看，中方之恐慌，乃對美方把持上游核心技術情況下，中方擔心受制於人。但有趣的事情是，這個恐慌問題對美方同樣存在，由於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美方對於中國產品（哪怕是初級工業品）進入其核心領域也同樣有深深疑懼，如美國F35戰機使用中國產磁鐵引發的爭議就是這種疑懼的代表。這一方面，說明中國進行對等的市場反應並不過度，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供應鏈全球化是任何國家都無法抗拒和避免的，積極的產品輸出，積極的產業進取，獲取更好的供應鏈角色，才能導致態勢均衡，才是博弈場的最好籌碼。所以因應之策絕非對美國產品的簡單封殺和打壓，以便自己關門制造封閉本土市場﹔對等反制隻能是一種因應之策，隻能贏得緩沖時間，但最終讓中國的IT產品和網絡服務達到全球才是問題的關鍵。
在美國全球監聽的大背景下，中方恰恰應該進行產品的嚴格安全審計，提升安全等級，有效減少安全缺陷，全面提升中國產品的安全能力，從中國政府到中國企業應鄭重做出產品無后門的承諾。讓第三世界國家產品選擇的心理平衡逐漸走向中方。同時也積極推動產品和服務對等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一種對等的心理威懾。而中國互聯網廠商的全球進取，則使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全球數據中心，這樣將為從目前的單極世界演化出一個更為平衡的、平等的世界建立基礎。
走出去，也不僅僅是中國IT和互聯網企業的使命，為中國網絡安全保駕護航的中國安全企業也同樣需要實現全球化發展。筆者2001年在《超越技術視野的中國信息安全問題》中曾指出：“當中國信息安全企業可以與NAI等業界泰斗平等對話乃至有超越之勢時，我們的安全恐懼症會自然消失，整個安全秩序自然會攻守易型。”時易時移，過早走上的兼並之路，又缺少足夠的整合能力，讓NAI已經解體，而NAI聯盟的主體企業McAfee也已經被Intel收購，但美國硅谷信息產業星群依然強大，不僅成為美國網絡安全防護的中流砥柱，也依然引領全球信息安全產品市場，但中國多數安全企業依然弱小，走出國門者寥寥無幾。我們依然在起點，但並非沒有進步。
我中無人，未必安全﹔人中有我，方成威懾。
三、新興發展中國家開放之路的階段性特點
（一）第一階段：打開國門、加速發展、付出代價
上世紀中葉，作為二戰全球格局后變化的一部分，民族獨立的浪潮開始沖擊傳統列強與其殖民體系，發展中一些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登上歷史舞台。這些國家有的沒有建立起穩定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以致迄今未能擺脫動蕩泥沼﹔有的雖一度成為地方強權，但沒有擺脫強人政治怪圈，導致國運大起大落﹔但也有一部分國家在建立起國家治理能力后，逐步通過打開國門、開放市場和利用外資，實現了初步的發展和繁榮。
“新中國的獨立自強於前，改革開放於后”的歷程是全球戰后發展重要的典型和范本。新中國的第一個“三十年”依靠穩定的國家主權，完成了基本的工業化和戰略軍事力量的建設，確立了一個真正的大國地位，同時也為亞非拉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走出殖民地泥沼承擔了國際主義義務。但與此同時，卻因自身內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使國民經濟到達崩潰邊緣。而后的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程，經濟發展的成就為世所公認，並使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當然此間也有一些現象需要思考，如過度依賴市場牌進行國際博弈，而導致很多關鍵領域的自有技術缺乏發展，以及一些關鍵技術錯失發展機遇﹔同時如為了吸引外資而吸引外資，導致了一些國產知名品牌紛紛被國際寡頭競爭對手並購。其中很多案例令人扼腕嘆息。
但歷史的前進是滄桑慷慨的，無論何其高屋建瓴的戰略牽引，都不可能初始就非常完備，其前進過程中必然付出發展的代價。新興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足夠的實力、籌碼和博弈的經驗，其難免不在開放的第一階段讓自身的稚嫩弱小的民族產業付出一定代價，甚至為后續的發展埋下障礙。盜版、廉價制造勞動力、能源破壞式開採出口、環境污染等問題或多或少的成為了發展的代價和原罪。
在信息領域，這一階段中國存在著一定的認知不足，沒有意識到信息化將成為拉動工業化的火車頭，而僅把信息化視為工業化的助動器和潤滑劑。同時由於發展阻塞導致的人才、產業基礎單薄，不得不在信息化的起步階段，對西方廠商抱以亦師亦商的膜拜。而自身成熟的軟硬件產業並未形成完整的核心能力和體系。
（二）第二階段：外向進取、激烈碰撞、經略全球
新興發展中國家走入全球化，發展和問題並存，但不發展才是最大的問題。經濟的快速發展，就為后續進行產業調整和結構升級積累了資本。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開放本國市場、利用國際資本、輸出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這只是開放的第一階段，是一個快速與全球大環境融合的階段。而后，想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與進步，就要實現產業的轉型和變革。
正如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中所說：
一個國家如果以低工資與弱勢貨幣擴張出口規模，但同時又依賴進口精密高層次產品，縱使制造貿易順差或貿易平衡，該國的生活水平也無法提升。
波特進一步指出：理想的發展模式是，一個國家有能力出口高生產率的產品，並進口其國內生產率偏低的產品，因為這種方法可以使國家生產率全面提升。
對於取得了第一階段成果的國家，如果想要試圖獲得更大發展，就不能簡單地想象以自身內需換取發展，其必須找到適應自己的方式在外向型體系中佔據優勢，實現對全球產業利益的再分配，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剪刀差”。
而在這個過程中，僅僅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將不具備競爭優勢。逐步建立品牌影響、提升核心技術、改善產品品質和服務能力才是正途。
而轉回網絡空間的供應鏈、信息鏈和服務網三者來說，則將是一個不斷試圖走向供應鏈高端、促成信息回流和服務對外延展輻射的過程，這才是逐步從被動轉化到主動的關鍵。
（三）從打開國門到外向進取的狀態切換
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均有其必然性，但均是發展手段和現實要求，而非最終目的﹔是面對全球化的形勢、面對解放生產力訴求的必然選擇﹔是達成國家發展、人民幸福目標的必然通路。因此開放要以自身產業發展為最終目的，以獲得更多全球利益為最終結果。
當新興國家試圖全面開啟本國產業的國際化征途之時，會發現在他們當初開啟國門，迎接貴客時面帶微笑的列強們驟然猙獰。一些在他們當初以“亦師亦友”的心態請進門來的國際寡頭，開始狙擊弱小的競爭對手，“知識產權”門檻高筑、“反傾銷”大棒揮舞，而“安全問題”則更在信息產品領域，被作為慣用的題材。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一些官員依然陷於盲目對招商引資的崇拜之中，一些簡單不分對象、不分領域地鼓勵進出口貿易的政策還持續延續。
一切既有利益的佔有者，都試圖捍衛和擴大既有利益，國家也不例外，這是國家間矛盾沖突的重要原因。當此前扮演市場和下游配套供應者的新興國家，試圖變成經略全球市場的傳統列強的競爭者時，問題必然接踵而來。是否能從簡單國門開放完成產業外向進取的轉換，將是一個生死攸關的關鍵點。
發達國家的繁榮和穩定，固然有其先發優勢，以及成熟的政治與法制設計，但同時其也是建立在全球的紅利獲取上。新興發展者的歷程是初始助動更多紅利形成，后期參與更多紅利分配的過程。因此對新興強者的發展，既有強者將創造便利於前，進行遏制於后。而類似中國這樣有超級人口和經濟體量的國家，一旦因其全球能力和布局，而加入到紅利分配，對那些將中國視為“黃禍”的人來說，不啻為一場夢魘。“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的”美日貿易摩擦史，則為那些認定中國今天所受到的壓迫和挑戰只是來自政治因素的人們上了一課。
在向全球市場的開放進取中，新興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的“第二種封鎖”，這種封鎖不是禁運和制裁，而是在進入發達國家（包括其政治同盟國家）市場中面臨的各種綜合阻力﹔是進入不發達國家市場時與傳統殖民勢力的糾纏碰撞。而此時憑借發展升力和發展勇氣，在抗住對手多次的攻擊波后，所鞏固起來的影響邊界和勢力范圍，就將成為新興發展中國家位列世界強國之林的國際利益空間。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在完成了第一階段開放后，新興發展中國家有了第一階段初步的發展積累，在初步積累了國民財富的同時，也聚集了社會問題，特別是形成了其自身內部的利益集團。其發展受到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和挾制，變得前所未有。通常認為利益集團具有“壟斷性、腐朽性和掠奪性”，但西方列強的利益集團，是在其全球殖民時代建立的雛形，並在戰后鞏固了基於“三個自由”的傳統，形成了與國家守夜人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共同體。因此其發展符合強國自身的戰略利益，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集團，則往往利用了發展中國家開始的物質匱乏，依托國內特權生長，全球進取的欲望匱乏，而這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則會成為國家發展的阻礙，包括淪為買辦集團。
而發展中國家採用開放式戰略，就是要通過國家的堅定意志和國家政權能力，把這種“內向型”利益集團，推動改造為“外向型利益”集團，使之成為國家戰略利益的長期同路人，使之面向全球市場收割國家紅利而轉化為國民福利。而一旦閉關自守，我們將看到的是一場瓜分國民利益的盛宴。
這種內外部壓力決定了，后退必將崩盤，進取則事在人為。
四、民族產業能力是開放博弈中的基礎和支撐
（一）重提民族產業一詞的意義
筆者一直是自主可控安全技術的研發者，但在此處不得不忍痛擱置這個政治正確的表達，而重拾“民族產業”一詞，則是因為“自主可控”的產業實踐，正面臨著諸多分支的路口。一方面，認為“隻有百分之百從設計、生產完全自閉合的模式才是自主可控”的小農式理想正在旺盛地抬頭(而中國本來就有揮之不去的小生產傳統)﹔而另一方面，一些擁有關鍵資質，但並無堅決突破核心技術的勇氣，更沒有與境外產品進行長期技術賽跑信心的企業，則注定會嘗試與境外寡頭尋找新的合作方式。同時，“完全”、“百分之百”自主可控的傾向，則又給了產業虛無主義者以攻擊國內產品、技術的品質與內涵的借口。
自主可控是一種“路徑+結果”的表達，其相對更具象和窄帶，而民族產業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不僅包含技術來源，而且涵蓋了商標、品牌、資本、治理等綜合層次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出身和供應鏈的概念問題。比如以作為美國產業能力和生活方式雙重標尺的蘋果手機為例，其對美國來說是一個“自主可控”產品嗎？其CPU的技術架構來自英國，全球31個國家為其提供了部件配套，中國等國家為其進行組裝生產。但這並不妨礙其通過美國國防部安全認証，甚至通過這個認証的產品還包括了作為盟友國家三星生產的Galaxy S4。在現代產業能力中，品牌、綜合設計與研發能力以及配套的服務體系，已經是比其實現路徑、單點關鍵技術和供應鏈歸屬更重要的因素。企業與品牌的民族屬性、國家機構建立的安全標准和安全審查的能力、以及國家外部的戰略利益同盟關系，則在全球化時代構成了國家的產業安全根基。對中國來說，對信息產業來說，需要警惕的是百分之百自給自足的“小生產”正以“國家安全”的高尚名義借尸還魂，在每個本應高速發展的領域沉渣泛起。足夠的開合意識與收放之力，才是“大氣候造就大廠商，大廠商帶動大產業，大產業支撐大博弈”的基礎。
（二）民族產業能力是發展中國家開放式博弈的基礎
近期諸多文獻，均把“缺乏核心技術，關鍵領域受制於人”作為當前中國網絡空間博弈的最大問題看待，這種危機意識固然正確。但這個問題是現象還是本質，是表還是本？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技術落后，還是產業落后？是技不如人，還是企業不如人？
中國有一種“重技術、輕產業”的傳統，既對新技術和新概念，有著熱度非凡的追求，甚至在其未經用戶和市場檢驗的空想之時，就盲目扶植投入﹔但又對技術發展的快速性、迭代性和顛覆性沒有足夠心理准備，把技術當作關鍵突破后即一勞永逸的東西。技術發展必須有其有效載體，從全球產業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來看，這個載體是企業，而非科研院所。而有了領先的企業，才可能有領先的產業，“產業領先”則是“技術先進”的源泉、是 “攻防兼備”的基礎、是“戰略清晰”的保障。唯有企業的經營循環，才是力量不竭之源泉，國家安全的最大保障來自其旺盛不竭的生產力，特別是從舊生產力走向新生產力的卓越變革之中。
產業為國力之本，這個絕不只是經濟和稅收意義，更是技術和安全意義。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一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重商主義、市場萬能的觀點，散布了空前的自由市場迷信，導致放任境外寡頭企業蠶食弱小的民族產業（如飲料食品行業、商業銷售連鎖等）、腐蝕並消亡國有企業自主研發的決心和能力（如汽車行業），也使官員建立了片面以吸引外資為主要政績評價的根深蒂固的觀點，而缺乏扶植真正的自有品牌、自有技術成長的耐心和信心。
當我們今天極度焦慮於信息系統的安全性，並為此重新認識到民族信息產業價值的時候，盡管從實際上是“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但這種關聯思維亦是一種悲哀。一個國家振興自己的民族產業，本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更是一件需要隻爭朝夕的事情，但卻必須用國家安全的名義來說明其合理性和緊迫性。這本身就是一種本末倒置，當前來看，在諸多關鍵領域，國產產品由於起步太晚，實際能力落后，規模弱小，也並無足夠成本投入安全改進。其本身撐不起國家安全的責任，而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空間。此時，避免其過度承擔安全責任，讓其回歸高速發展的本源十分重要。因此從更合理的邏輯關系來看，國家安全應該是民族產業的保障，而國家更加安全和強大的狀態理應是民族產業發展的結果。
中國的民族產業（包括信息產業和更為窄帶的信息安全產業），長期以來生活在狹隘民族主義者的狂躁症和民族虛無主義者的軟骨病的雙路挾持當中。在且戰且退中，大量的中國用戶進入了以Google為政治正確，以Apple為生活標尺的時代。我們可以想象，當外部的政治和外交壓力需要我們產業做出犧牲之時，我們不是以發展為本質使命，而是需要以國家安全為“借口”來維系正當性的產業體系，將何其脆弱。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對民族產業信仰的集體缺失。
（三）國家能力則是民族產業發展的保障
大國發源的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都無法避免地具有兩重性，即在其全球發展和利益獲取中具有國際性，以及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具有民族性。而國家則需要本國對產業發展提供保障。
美國政商關系的經驗與傳統值得我們做出更多深入解讀。通用總裁曾言“凡有利於通用的事情，即有利於美國，反之亦然”這是產業和國家的關系中值得我們思考的表達。而杜魯門三個自由的本質，從產業角度上看，正是思想與言論的花粉傳播，最終都要讓其企業在更大的國際市場空間收獲果實。
在網絡空間博弈中，我們過去過度地強調了美國寡頭企業對其國家能力的支撐，但並沒有真正去分析其國家之手在推動其企業森林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產業界和情報界的互動由來已久，但這種互動不是簡單的產業界單方面為情報界開通便利，其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其情報界對產業界的支持，使其獲得商業上的優勢。
新興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以及捍衛主權的能力，則理應是其民族產業發展保障。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這一問題上，則往往匱乏經驗，缺少戰略。其標尺企業一旦對國際市場伸出觸角，往往陷於列強國家的阻擊打壓中，而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筆者不禁要再次引用張文木先生的話：
“國家主權是技術產權的政治保証﹔民族市場是孵化和試驗技術，尤其是國家戰略性技術的基地﹔而獨立的研發能力是保持國家科技、尤其是戰略性科技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四）開放式博弈是民族企業、技術、產品的試金石
斯諾登事件以及中美大國博弈的新形勢，確實堅定了中國發展自主核心技術的決心，而對自主可控產品和技術發展來說，最大的陷阱是一旦用政治正確替代對產品實質性的質量和安全性的客觀評價，就會實際上導致用行政手段保証其存在的合理性，從而造成劣幣驅逐良幣，進一步弱化了國家信息系統的安全能力。
而在安全性的焦慮下，最容易出現的心理情緒是，期望某一技術、某一解決方案、某一產品一勞永逸的解決安全問題，成為安全永動機。這將導致一些單點技術和產品違背產業和科學規律，無限夸大自身安全價值。甚至會導致一些偽科學、偽技術沉渣泛起。面對可能一哄而起的局面，大量的產品和技術需要“時間”和“空間”的檢驗。時間就是這些產品技術之間以及與國外竟品的能力、品質與體驗的長期競爭﹔而空間就是向更廣闊的市場領域、向更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擴展。國內廠商是否有足夠持續的投入和決心改善產品﹔是否能達成對國外同類產品的能力替代和逐步趕超﹔是否敢於在開放式場景應用，特別是是否敢於角逐國際市場，這些將檢驗真正的實力與意志。
李克強總理說：“應扶植那些已經拿到市場門票的企業”，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的大膽演繹，要優先扶植那些已經拿到國際市場門票的企業。產品和企業的命運要由市場決定，而不是各種鑒定、評獎。否則企業追逐的就不是市場空間，而是預算立項。這必然導致大量的科技造假。有感於中國科技造假，王選院士曾說：“如果所有鑒定結論都可信，那麼中國早就是全球第一科技強國了”。這個問題很難完全由改善科研經費管理機制來實現，而任何鑒定、測評都比不上開放式應用的檢驗、大規模市場銷售的檢驗，特別是國際市場的檢驗。這應該是自主可控技術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企業能力的試金石。
（五）廣泛的“產業統一戰線”是開放式博弈的基礎
任何大國的博弈，都不是邊界清晰的兩個實體間的博弈，而是一個試圖在能力和勢力范圍上達成此漲彼消的努力過程，是一個在多邊、多角、多層次的復雜全球體系中建立自己更廣闊的勢力范圍的結果。因此在大國之間的博弈中，需要劃分出自身的核心層、緊密層、協作層、雙方公共的利益相關層，對方的協作層、緊密層和核心層。需要不斷擴大自身的層次覆蓋范圍，把對方的協作層次拉到共同的利益關切層次的結果，同時需要在和對手核心層次和緊密層次間制造裂隙。
一位華僑學者曾對筆者談及這樣一個觀點，不要把硅谷企業看成美國政治體制的一部分，而要把硅谷看成一個可以博弈的舞台。而在當前綜合的安全焦慮之下，一些保守和狹隘的心態開始滋生蔓延。例如把所有美國產品，都看成美國情報能力的直接源泉﹔把所有美國廠商，都看成NSA的直接外延，反而成為近期政治上非常正確的表達。
作為一種國際博弈策略，使用安全作為產業發展的表達語境本無問題。克林頓就於1988年，在美日貿易戰的背景中提出了“出口是美國的命脈，貿易是國家安全的首要因素”的口號。但從中方的應對之策來看，則顯得運用國家安全題材過度盲目，缺乏系統性的設計。，在其中一些我方並無對位能力的企業和技術的領域，禁用了對方產品后，會導致我方進入無產品可用的尷尬境地，最終是導致對新興產品盲目支持、揠苗助長，用戶喪失信心，同時也會導致國外產品大變身為“自主可控”，貼牌進入，擁有資質的企業淪為掮客。在這個問題上理應集中發力，把棍子打在和美國情報機構互動証據確鑿，而我方對位產品有相對成熟的領域中去。
而對以BAT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公司進行妖魔化，也是保守和狹隘心態的產物。這一批互聯網廠商，確實由於歷史原因，存在VIE結構、境外資本比例過高等問題。但對這個現狀，應該反思的本來是：“為何我們的監管政策沒有助動良性發展，反而導致企業從結構上逃逸、國家資本和其他民族資本為何沒有相應的敏銳度和投資信心等問題”。但這些沒有更多的反思，這些歷經磨難艱辛成長為產業巨頭的企業，反而在其“出身”和“血統”上遭遇了各種非議和猜測。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曾經指出“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把擁護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而如果以一種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思路看待大國博弈，就是強調血統論，唯國家機構和國企獨“革”，而忽視民企的活力，同時把境外企業、境外資本等徹底視為洪水猛獸。其結果必然是導致協作層疏離，而把雙方公共的利益層驅趕到對手陣營，而把對手整個陣營壓縮為鐵板一塊。不僅自斷支點，也極大局限了自己的博弈手段，壓縮了自己的博弈空間。
這種血統論也直接危害到了中國網絡安全能力。當前針對網絡安全創新企業，國內資本尚不足以形成硅谷的估值溢價能力，而國內信息安全領域的預算也惠及民企較少。此時將形成一個擠出效應，信息安全領域的創業團隊可能因前有溢價吸引，后無市場支持而開始外流。而在國內取法足夠活躍的創新型安全企業后，人才也會向硅谷加速流失。
反觀美國居於領先地位的重要經驗，則是對人才、技術、到創業團隊的良好吸納和包容能力。類似先進對稱加密算法（AES）到標准散列算法（SHA-3）的全球遴選，幾乎形成了全球密碼學家為美國打工的模式。
中國的網絡安全發展，不僅需要中國智慧，也需要全球智慧﹔不僅需要自己的堅實核心和能力體系，也需要遍布全球的能力體系和朋友。
同時，在大國博弈中將起到重要而微妙作用的是國際資本的力量，國際資本與列強的相生相伴，有其歷史原因，並不意味著資本會對傳統列強俯首稱臣。資本的逐利性，將導致資本會流入有更高獲益能力地域與領域，並最終佔到贏家一邊。而這則將成為大國競速博弈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國際資本同樣是中國需要以發展速度和實力增長，爭取的力量。
五、開放博弈、網絡強國
自進入近代社會后，世界各國進入了更快頻度的交往流動和更高烈度的沖撞摩擦中。統一的中央政權、具有戰略縱深的版圖、足夠數量的人口基數等等，只是成為強國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構成充分條件。傳統強國是先后建立在資本流動之中，建立在地理發現和海權博弈之中，建立在全球殖民地分布和軍力投放能力基礎之上。而在二戰后所形成的國際大體系中，全球進取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旋律，全球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角斗場。在這個場景條件下，一個大國，想要通過自我封閉、苦心孤詣地耕耘本國市場，來抵擋外部滲透，實現加速發展，隻能是“雲端布谷之鄉中的幻想”。當今中國必須堅定地以信息和其他高科技產業能力角逐全球市場機會，這種能力的建設不僅是支撐中國后續發展的動力，也是對抗重大潛在風險的底氣。
不得不看到，中國對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依賴揮之不去，而之前庸俗重商主義潛流縱橫，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等不當決策影響了國民的幸福指數，也在腐蝕著中國的國家根基。此等情形，不得不讓人想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資料記載“1990年日本以全部土地的資產價格可以購買4次比日本大25倍的美國國土，東京都皇宮所在地的價格可以買下加利福尼亞。”1991年日本土地經濟最終崩盤，導致了大蕭條。但日本在汽車和電子制造等當時的高科技行業依然堅決發展，堅定地與美國進行產業博弈，鞏固全球利益縱深，這個產業基礎今天依然支撐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仍懷霸權圖謀的日本。當時代從汽車之“四輪”到達網絡之“萬維”，如果沒有先進產業的能力支撐，中國網絡空間戰略的頂層設計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產業布局上看，什麼樣行業的燥熱注定是一時曇花，什麼樣行業的繁榮是強大國本，不言自喻。
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國，在上世紀末，已經迅速完成了產業布局調整，將其國內產業能力聚焦於信息、軍工、航天、生物基因四大高新產業，而將生產制造的下游角色，全面甩手給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值得深思的是，在這種調整中，發展中國家進行“藍領接盤”后，勞工問題與初期原料和加工生產導致的環境問題則反而成為發展中國家后續發展的障礙。在這種全球分工的調節下，西方列強聳身一搖，洗脫了“資本血腥生長”時代的制度原罪，而反過來指責其他國家的勞工現狀。生產力的制高點，同時可以成為道德制高點，這絕不只是價值觀的自我包裝和經營，而有其必然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事不遠，吾輩之師。
此時需要充分審視我們的現實境遇、戰略目標與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路徑設計。中方在較長的時間，既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領導者的可能性，也並無替代美國成為單極霸權的意圖。中國所需要的是在必然到來的騷擾和遏制中，建立有利於自己持續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並達成自己的發展目標和意圖。顯然這個目標無法通過封閉自保達成，無法通過在信息領域回歸小生產而實現。
大國的國家利益更多的是通過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獲取有利位置來保証﹔靠不斷強化產業和技術實力，走向供應鏈的上游來保証﹔靠打造全球化的企業、產品和服務，促使全球資本、利潤和信息向本國流動來保証﹔靠駕馭斗而不破的國際競技規則、擠壓競爭對手的國際生存空間、擴展自己的利益領地來保証。而從中美長期博弈，有斗爭、有合作的必然性來看，最終強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依存”的狀態，讓其無法承受（亦難以評估）與中國決裂之代價，才是中方真正實現的戰略威懾能力的最優路徑，才能讓美方降低顛覆與遏制意圖、逐漸尋求合作，達成中美間信息相互流動、互有威懾，同時形成全球供應鏈控制權相互共享的大國戰略動態平衡的格局。
如果我們閉關自保，不敢與狼共舞，試圖打造一個自給自足的閉環供應鏈和信息鏈，這從戰略目標上等於放棄了在信息技術領域和網絡空間中獲取更多國際利益的機會，放棄了已經被改革開放成果証明是正確的路線。並可能因拖慢發展速度，帶來更多的國內矛盾。這不禁讓筆者想起馬克思對於舊中國的評價“不依靠市場，不依靠生產的變遷，以及不依靠外界的歷史運動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給的性質”“這種形式最容易成為社會停滯狀態的基礎。”
“最大的恐懼是恐懼本身”，這句話用以形容斯諾登事件對中國的負面影響，貼切不過。一個小人物打破的，似乎不僅僅是美國關於網絡自由的神話，也有中國開放博弈的勇氣。但我相信，這只是一個暫時的迷茫與彷徨。
“網絡強國”偉大目標的提出，絕不只是從“網絡”這個領域內由“大”變 “強”，而是把網絡空間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發力點和支點。而“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的准確判斷，也絕不僅僅是一種自保，而是建立“攻防兼備”的威懾。丘吉爾曾說：“勇氣之所以是人類最首要的品質，因為它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前提和保証。”對個人和團隊來說是如此，對國家來說更是如此。毛澤東同志則告訴我們：“最后的勝利，往往存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對於有著網絡強國理想、並選擇了網絡強國道路的中國，此時信心、勇氣、以及對戰略選擇的堅持，關乎國運。（感謝我的同事Angle Li、宜軒，友人峰星、一江水、黃晟等對本文的貢獻）
后記：作為一名普通的信息安全工作者。因知“位卑未敢忘憂國”，寫下了這些文字，本文寫作歷經斷斷續續的五個月，其后又先后根據多位業內友人的意見三易其稿，此間深感艱難沉重，多次感覺題目過大，難以駕馭，險些放棄。
當結筆之時，看到這些錯亂而又有些並不連貫的表達時，我被自己的粗糙嚇到了。而同時依然感到還有很多話還沒有說。但也許更多的話，不必言明，因為對中國並不強大的信息安全產業來說，其不僅需要我們的觀點，更需要我們的行動。
（作者單位：安天實驗室）
（文章來源：中國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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