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予：網絡時代國防力建設轉型的戰略思考

編者按：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第二類”生存空間和“第五大”作戰領域。“人類社會用什麼方式生產，就會用什麼方式作戰”的著名論斷在網絡空間顯得尤為醒目。作為世界網絡經濟強國，美國早在2009年就宣布成立網絡空間司令部，今年年初宣布擴編133支網絡戰部隊，並在上個月21日推出了“網絡空間聯合作戰條令”。網絡戰爭的陰影已經在網絡空間游蕩，網絡國防力量成為網絡時代大國博弈不可或缺的威懾手段。與此同時，網絡恐怖主義等新型威脅凸顯，成為威脅世界網絡空間和平與安寧的嚴峻挑戰。對戰爭苦難有著刻骨銘心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追求的中國，加緊建設網絡國防力量，既是維護網絡空間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必然選擇，也是維護世界網絡空間和平與發展的大國責任，必須上升為網絡強國建設的優先選項。

網絡時代，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發展、網絡空間的日益成熟，推動國防力建設加速轉型。網絡國防力量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依托。以“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的戰略共識，謀劃國防力向強發展，需要站在時代變遷的歷史高度，把握大勢，找准規律，探索出一條符合時代潮流、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讓中國成為維護世界網絡空間穩定與發展的中堅力量。

一、國防力與技術產業革命：工業化信息化深度融合發展的歷史契機

杰裡米•裡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認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所依賴的基礎設施是“通信技術和能源的有機結合”，產業革命就是源自基礎設施的機理性變革。19世紀印刷技術與蒸汽機技術的結合，催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20世紀頭10年，電信技術與燃油內燃機的結合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步入21世紀，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將讓我們迎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引發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引發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引發軍事變革”的大脈絡，是人類經濟社會進步的基本規律，也是國力興衰的時代坐標系。17世紀到19世紀英國的崛起與第一、二次產業革命息息相關，19世紀到20世紀美國、德國的崛起與第二、三、四次技術革命息息相關。現代化理論專家何傳啟深入研究了科技革命與現代化發展、國家興衰之間的關系，認為“在過去500年裡，中國與前四次科技革命無緣，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表現平平且收獲不多。失去參與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機會，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路下滑”，“21世紀是中國復興的世紀，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世紀。如果中國錯失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機遇，那麼，中國復興和現代化就可能落空”。

人類社會用什麼方式生產，就會用什麼方式作戰。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對戰爭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推動軍事變革。煉鐵技術和火藥的廣泛應用，引發了近代第一次軍事變革﹔蒸汽機的發明和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發生，催生了第二次軍事變革﹔煉鋼技術、鐵路運輸和有線通信的大發展，帶來了第三次軍事變革﹔20世紀上半葉的電氣化，引發了第四次軍事變革﹔核技術、空間技術的突飛猛進，推動了第五次軍事變革﹔信息主導的21世紀，正在經歷第六次軍事變革，戰爭空間從陸海空天向“一切皆控”的網絡空間全域拓展，戰爭形態從數字化、精確化、網絡化向無人化、隱形化、智能化加速躍進，戰爭樣式從火力控制戰、網絡控制戰向太空控制戰、神經控制戰遞進翻新，階段性、裂變式創新發展將成為常態。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型信息技術蓬勃興起之際，人類正在迎來一個“萬物皆網”的新時代。如果說，1984年是上一波信息技術革命的前夜﹔那麼30年后的2014年將是新一波兩化融合發展的前夜，大國國力的戰略競爭將面臨著發展范式的顛覆性變革，認知國防力建設的邏輯起點，也應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初始階段去展望、放在第六次軍事變革的質變階段去探索。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軍隊，積極借勢高新技術產業升級換代，推行以未來作戰構想、先期作戰概念牽引國防建設轉型的新模式，軍事戰略競爭已前伸到科學最前沿、前伸到技術實驗室、前伸到作戰概念設計階段，國防力的發展范式正在轉型之中，“技術創新—產業革命—軍事變革”螺旋式、互動式進化發展的周期將更短、速度將更快，大國國防力格局將迎來深度變化，“落后十幾年就意味著落后一個時代”絕非聳人聽聞。甲午之年，近代工業革命背景下北洋艦隊之殤的慘痛教訓歷歷在目﹔在關鍵的歷史拐點處，如果故步自封於傳統的國防建設理念、沉囿於封閉的國防工業體系、陶醉於尾隨發展規模型的軍事力量體系、滿足於武器裝備的自我縱向升級，把發展等同於簡單的線性延伸、“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國防力建設就難免重演歷史悲劇。習總書記深刻指出，“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要創新、創新、再創新，實施科技創新驅動戰略”。推進我國國防力建設，需要我們時刻警記習總書記的指示精神，把創新思維融入我們的血液，牢牢把握難得的歷史契機，下好先手棋、打場主動仗，晝夜兼程、奮起直追，發展與時代步伐相一致、與強國夢相適應的新型國防力。

二、國防力與戰爭理論創新：孫子兵法與網絡空間的穿越“神交”

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發展，不僅推動著人類社會的變革性發展，也推動著思維范式的革命性變化，重大技術革命都意味著要拋棄舊的思維范式、建立新的思維范式。人類從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轉型，以牛頓經典力學和還原論為標志的簡單性思維，開始讓位於以量子力學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為標志的復雜性思維，一如復雜性理論學者沃爾德羅普所言，“他們正在凌厲地沖破自牛頓時代以來一直統治著科學的線性的、簡化論的思維范式”。信息化在向高度專業化和高度綜合化兩頭加速發展的進程中，正在幫助人們“還原組織的整體”，從整體思考解決整體問題。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殘缺性的思想必然導致殘缺性的行動，落后的戰爭理論往往導致失敗的戰爭。機械化戰爭理論，打著深深的“克勞塞維茨”烙印，追求“以重心撞擊重心”大會戰為主要樣式。其背后是用牛頓經典力學思維觀察得出的戰爭制勝機理，“戰爭阻力”、“作戰重心”、“進攻頂點”、“向心攻擊”、“離心防御”等概念都是這一理論的典型產物。信息化戰爭理論，將會打上誰的理論烙印？網絡空間對抗博弈的主要特征，讓我們感到越來越像孫子兵法隱喻描繪的戰爭制勝極致境界：沒有一槍一彈的網絡攻擊，已把“不戰而屈人之兵”變成現實﹔空天作戰飛機、深海戰略潛艇，已把“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變成現實﹔隱形作戰、網絡攻防，已把“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的頂級對抗變成現實﹔軟殺傷、硬摧毀、心理戰的混搭，已把“以實擊虛、避實擊虛”變成現實﹔分鐘級的偵控打評循環周期，已把“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變成現實﹔發現即打擊、一小時打遍全球，已把“兵貴速、不貴久”變成現實，⋯⋯。

推進我國國防力建設發展，在高新技術上免不了要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甚至模仿、引進、消化吸收別國的技術﹔但在戰爭理論創新上，絕不可妄自菲薄全面模仿甚至照抄照搬。孫子兵法作為中國兵學的瑰寶、毛澤東軍事思想作為我軍的寶庫，依然深藏大量的智慧，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需要我們剝離高新技術外衣，立足現實、與時俱進，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戰術，用符合自身實際的個性化、創新性理論指導國防力建設。

三、國防力與作戰體系構建：分布式網絡化作戰體系的“形散神聚”

作戰體系是國防力的基本標志，也是國防力建設的核心。在戰爭形態加速演變的歷史背景下，發展國防力的重心就在於構建新型作戰體系。從人類歷史發展看，人們總是通過道路交通、信息資源、社會關系等各種“匯聚網絡”把分散的人群組織在一起，以完成廣泛的經濟、政治、社會、商業或軍事任務。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網絡空間的逐步成熟，催生了各種社會組織以及他們之間交互模式的革命性變化，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戰爭方式，地理空間的分散與網絡空間的集中實現了高度統一。“分布式網絡化作戰”理論創建者杰夫•凱爾斯認為，“分布式兵力和網絡化控制這兩個要素，使得戰爭在作戰藝術和作戰行動兩個層面上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世界軍事從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變革的最大挑戰是分布式網絡化的部隊給現代戰爭帶來的價值觀的發展”。構建“形散神聚”的分布式網絡化作戰體系，已成為信息化戰爭形態的歷史必然。這種新型作戰體系，具有“重組性、分散性、機動性、隱蔽性、鄰近性、靈活性和持續性”等特征，以信息主導為基本理念，以信息網絡為控制平台，以多維戰場為作戰空間，以跨越協同為行動樣式，以聯合制勝為主要途徑，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時代以規模效應為根本導向、以大型平台為力量主體的機械化作戰體系構建模式。

分布式網絡化作戰體系雖然具有顯著的高新技術特征，但其基本形態與過去的游擊戰有著深刻的內在淵源。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形象描繪游擊戰：“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對於使用游擊隊，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當漁人把網散開時，要看清水的深淺、流的速度和那裡有無障礙，游擊隊分散使用時，也須注意不要因情況不明、行動錯誤而受損失。漁人為了收得攏，就要握住網的繩頭，使用部隊也要保持通訊聯絡，並保持相當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魚要時常變換地點，游擊隊也要時常變換位置。分散、集中和變換，是游擊戰爭靈活使用兵力的三個方法”。信息時代，毛澤東打比喻的“漁網”已成了現實——鏈接到單兵、單裝的信息網絡。脫下“分布式網絡化作戰”的技術外衣，游擊戰“散得開、收得攏”、“分散、集中和變換”的思想與分布式網絡化作戰的思想異曲同工，依然熠熠生輝。

然而，軍隊是天生的保守組織，作戰體系建設轉型從來都不是自動發生的，“從一個作戰體系轉變到另一個會帶來極大陣痛，因為這需要將已有的軍事規范和根深蒂固的觀念滌蕩一空。騎兵軍官不會對坦克的出現歡天喜地，而戰列艦上的水兵對航母的到來，慣於刀劍作戰的騎士對火器的傳播也不例外”。（馬克斯•布特，《戰爭改變歷史：1500年以來的戰爭、軍事技術以及歷史進程》）新型作戰體系中心地位的確立，也從來都有一個從配角向主角轉變、從小規模向大規模發展的過程。二戰期間，德國國防軍馬匹數量遠多於坦克，僅有約10%的部隊是裝甲部隊，但這已造就德軍在波蘭和法國的軍事勝利﹔海灣戰爭中，美軍數十架F-117隱形作戰飛機就擔負了整場戰爭近40%的目標打擊任務，為贏得戰爭勝利撕開了序幕﹔2010年美國“震網”系統攻擊伊朗核設施，已不需要一架飛機掩護、一次火力打擊，就打贏了一場政治風險較小、軍事效益較高的小仗。推進我國國防力向強發展，必須把構建分布式網絡化作戰體系作為重心，用創新的作戰思想、自主的高新技術、網絡的體系架構，打造出世界一流、精干過硬的新型力量。

四、國防力與人才隊伍建設：人尖戰術與人海戰術的辯証統一

決定戰爭勝利的是人不是物。早在19世紀末，恩格斯在考察歐洲各國軍隊及近代軍事史的基礎上，就深刻指出，“作為現代作戰體系的前提的這個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進的國家的兵士才有”，“一個國家經濟越發達、科技越進步，能夠動員起來入伍的人數佔全體人口的比例就越高，生產和使用的進攻性武器也越多”。信息時代，決定戰爭勝利的人，既是代表戰爭道義制高點的人，也是具有高科技素養的人。國防力更加注重核心能力，而不是力量規模。網絡空間1000人的人海防御難敵1個人的頂級進攻，已成為殘酷的現實。發展國防力，最具根基性的是人才，頂級人才就是某種意義的核武器，搶奪人才就是搶佔戰略制高點。

上世紀50年代初錢學森回國之際，美國國防部次長金貝兒曾感嘆說“絕不能放走錢學森，無論在哪裡，他都低得上5個師”﹔60多年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力招募、培養網絡戰人才，“如今我們要找的是網絡武士，而不是火箭專家”，一年一度的世界黑客大會已成為美國招募網絡戰士的重要平台。支撐國防力的人才隊伍，已不僅是身著制式軍服、佩戴耀眼軍銜、操縱現代武器的職業軍人﹔就像克拉克在《網電空間戰》中所言，新生力量還包括“滿臉粉刺、不修邊幅、帶眼鏡的傳統黑客”，以及“雖然不能背著背包跑完三英裡，但知道如何關閉工業控制網絡”的新型軍人。美國空軍甚至以“現在停電只是簡單的電力中斷﹔但在未來，停電可能是一場網電空間攻擊”為噱頭，吸引那些喜歡炫耀網絡技術的年輕人。從發展趨勢看，國防力量的兵民界限逐漸模糊，科技研發、網絡攻防、技術保障等民為軍所用的空間大大拓展﹔國防力量的人才屬性開始不斷豐富，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的各類人才都可能以一技之長參戰助戰﹔國防力量的技術含量日益提高，高精尖技術人才在未來戰爭中可能發揮殺手锏裝備一樣的作用，構建國防力量需要以新的思路、新的舉措在更大范圍發現人才、吸引人才、運用人才。

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偉力根源於民眾。打贏信息時代的人民戰爭，依靠的將是人尖戰術與人海戰術的有機結合﹔培養、造就引領世界潮流的高技術人才隊伍，將是從根本上提升國防力的戰略抉擇。我國科技研發人員總量、IT從業人員規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世界級科技大師缺、領軍人才和尖子人才不足、人才交流運用和才能釋放難的問題比較突出，國防力量建設模式面臨著不少體制性障礙，尤其是在網絡人才選撥培養上亟待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路子。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深刻認識到了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建立了一套嚴格的、成熟的、在全國大范圍“千裡挑一、萬裡挑一”選拔飛行員的人才制度。信息時代，網軍在未來戰爭中的地位作用，已經等同於甚至高於當年的空軍，建立選拔培養網絡人才制度理應擺上國家戰略高度﹔構建未來型國防力量，理應全方位理順取力於民的機制，打通戰爭偉力與民眾民智之間的轉化通道。

歷史學家馬克斯•布特考察1500年以來技術變革與戰爭形態演變的關系時曾感嘆說，“歷史是由諸多因素推動的，倘若輕視軍事力量，特別是利用軍事領域重大變革的影響，將是愚蠢而短視的。即使是富裕的大國也經常會輸掉戰爭，並因為軍事能力的欠缺而陷入長期衰敗”。實現強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我們把國防力擺到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在由大向強發展的歷史征程上，以創新思維、實干精神、接續奮斗，發展出世界一流、能懾能戰的國防力。

（作者系網絡空間戰略論壇特聘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