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中國電影創作有兩大可喜進展：一是創作人才新人輩出，徐崢、趙薇、鄧超、路陽等一批青年導演浮出水面，成為市場生力軍﹔二是國產電影類型化發展路線初顯成果，形成青春片、愛情片、古裝武俠片、懸疑恐怖片、喜劇片等片種的規模市場，為中國電影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然而，與火爆的市場、高漲的票房相對應，社會輿論對國產電影的爭議接踵而至，國產影片缺乏精品，尤其是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知名度和美譽度，表達新話語、傳達新夢想、新價值觀的優秀作品極少，這種由市場投機行為造成藝術失重的吊詭現象令人擔憂。如何在精神高度上找回迷失的自己，創作出既有優良藝術品質又能傳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作品，用中國故事展現中國夢想，是中國電影產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回應現實生活 提供正面能量
2013年上映的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以青春熱血混搭現實主義，讓觀眾在愛情故事中體驗人生況味，獲得票房口碑雙豐收。第13屆“五個一”工程獎的獲獎影片《洋妞到我家》從一個外國互惠生到中國家庭發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切入，展現創作者對中國家庭教育問題的深思。不久前，改編自真實故事的電影《親愛的》熱映，在社會輿論中掀起一股關於拐賣兒童問題的熱議。影片即將下線之際，《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布消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作出修改，一旦正式頒布，對於收買被拐賣兒童、婦女行為的判定，將從“可不追究刑事責任”變成“一律作出犯罪評價”，更讓人們看到了電影回應現實所產生的巨大能量。電影創作雖然不以介入現實事件為目的，卻不能在當代主流生活和人們日常經驗面前缺席。所以，高品質的國產電影必須以現實為基礎，讓故事人物與觀眾的情感體驗、生活經驗有所關聯，主題思想與當代中國的社會目標與理想方向一致，與中國百姓日常情感體驗、行為選擇的內在驅動力共振。
電影的職能是“造夢”，通過營造夢境，提供情緒體驗，實現價值導向。隨著傳播范圍擴大，對確定電影能否發揮影響力的品質標准，不再根據觀眾個體心理傾向與價值偏好，而是由全體受眾心理需求的公約數決定。因此，電影創作能否把握住觀眾“集體意識”與“集體無意識”非常重要，“集體意識”形成社會目標，“集體無意識”滲透在百姓日常行為中。在心理學中，正能量的本質是能力，包括人外在的行為能力與內在心智水平﹔負能量的本質是欲望。從觀眾心理看，觀影過程在釋放本我“欲望”的同時，需要實現對“自我”能力的認可與“超我”的提升。因此，對負能量疏導、正能量傳遞，是大眾電影夢機制不可分割的要求。比如，以女童遭遇“性侵”真實事件為背景的韓國電影《素媛》雖然說的是一個令人揪心的案件，卻沒有將焦點停留在呈現事件進展上，而是主要表現素媛及家人經歷災難后的重生。其經驗並不止於直面現實，而是對現實進行有技術含量的呈現，善於疏導觀眾情緒，帶動理性思考，這是值得我們借鑒之處。
聚焦平凡人物 展現中國夢想
在對中國夢內涵的探討中，我們提到中國與世界、國家與個體的關系——講述中國故事，必須放置到世界視野當中﹔編制國家夢想，必須扎根個體生活的感受。那麼，中國故事的主角是誰？在一些國產都市電影中，城市充斥著品牌密布的后現代建筑、流光溢彩的時尚帝國，主人公不外乎社會名流、明星、藝術家、富二代和高端白領，故事著力渲染他們現代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尋常的浪漫愛情，有意無意放大個人欲望。這成為中國電影創作意義迷失、文化失落的一個表征，受到批評家的質疑。
文學評論家李雲雷指出，社會階層劇烈分化、思想文化多樣並存，並不存在一個同質性的社會階層，因此有必要虛構、創造一個歷史主體。這個主體應以“勞動”作為衡量的重要標准，應代表當下中國的最大多數。文學界對中國故事的設想，我們在電影界找到了對應——世界電影工業面對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裂變，創造了主流大眾電影整合社會的有效方式。以韓國電影為例，人物並不是按照社會身份與職業組織生活，大眾電影也不是按照社會階層分化來設定戲劇的沖突與對立，而是根據價值觀的“文化與反文化”沖突建構戲劇內核，通過講述小人物的故事折射大時代變遷。比如，韓國電影《辯護人》的人物原型是韓國前總理盧武鉉，影片卻通過戲劇變形把他塑造為一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充滿人情味地講述其在現實斗爭中成長，最終升華為象征民主理想的英雄的故事。雖然故事與歷史有很大的差異，但人物的情感體驗是真實的，讓正在經歷現代化轉型的觀眾感同身受。
講好中國故事 闡釋主流價值
人類對故事的痴迷，在於它賦予生活邏輯與意義。因果關系、時間、空間，是電影敘事的基本元素。我們今天討論的中國故事，同樣有其特指的時空屬性：空間即是在全球化進程中，與“世界”對應的“中國”﹔在時間上也有特指，是進入新世紀的中國。“中國故事”中因果關系的確立，不能脫離這兩個基本定位。即使是歷史題材，或者超越時空的科幻魔幻電影，其視角與因果邏輯也應體現出時代變化的新價值。“中國夢”的創造性，體現在能不能提供幫助觀眾更好地把握今天中國復雜紛亂現實的新價值理念——關於世界與中國、國家與個體，人與自然，以及人性本身的新視野。比如《中國合伙人》表現國家不斷繁榮發展的過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個人也實現了自我價值，這種價值導向在很多觀眾心中獲得了共鳴。
電影界已經注意到“講故事”的重要性，認識到提升中國電影品質既需要講“好故事”，也需要講“好”故事，但落實到方法論上仍存在一些誤區。比如迷戀情節編織的花樣翻新，人物性格的復雜多面，以及電影影像的形式感，卻忽略了講“好”故事最重要的一條——統一性。如《全民目擊》以閃回式的嵌套敘事，分別從檢察官童濤、辯護律師周莉和富豪林泰三個人的視角，用三段式結構重述一場凶殺案件，每一次講述都努力跳出觀眾的思維定式與預期，力圖呈現每個人物的多面性，手法富有創新性，傳播效果卻不令人滿意。還有諸如《黃金時代》《藍色骨頭》《后會無期》等，在敘事方法上也或多或少存在問題，給觀眾帶來觀影障礙。
研究世界經典大眾電影，我們發現，大多情節並不復雜，就是單線結構。電影中的人物也並非個個都是“原型人物”，相當多的角色只是突出某一方面特色的“扁平人物”。但影片的細節豐富、情緒飽滿，所有的形式與風格呈現都指向影片的主題價值，觀眾觀影的效果反而更好。可見，電影是整體系統，所有形式、風格、手段都是為更好地呈現影片的主題，即核心價值理念。尤其對大眾電影來說，價值主題宜單純、不宜駁雜，忌諱核心主題與電影中呈現的其他價值以及形式相矛盾，因此電影敘事應保持價值統一。（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電影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