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范式與中國問題研究”分論壇綜述

　　11月7日下午到11月9日上午，北京論壇分論壇三“漢學范式與中國問題研究”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第一會議室召開，共有21位中外知名學者參加了論壇，其中19位作了主題報告，內容涉及漢學與中國問題研究的諸多方面，並引發了現場深入而熱烈的討論。

第一場：漢學范式與中國問題的定義

　　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躍紅教授首先作了題為“漢學范式與中國問題”的報告，他談到域外漢學研究的歷史和模式，引出和本土漢學研究相比域外漢學研究在學術目標、價值追求、研究范式與方法論上是否有區別的問題，指出過去歐洲漢學家們將漢學局限在文字訓詁和文獻考據的研究上，而現在漢學研究的范圍擴大化，走出學科領域，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多方面。但中國本土研究者從前總是參考西方文學哲學理論，如何建構自身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是當前中國學者面臨的問題。

　　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焯然教授作了題為“從漢學到中國學：人文學科與中國研究”的報告，他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和西方學術的夾攻，漢學研究已經變得不僅是單純的文本問題。漢學的概念有Sinology、Chinese Studies和China Studies不同的翻譯，反映了漢學研究的不同范圍。漢學研究呈現出無所不包的趨勢，一切與中國社會相關的政治歷史經濟甚至地理音樂問題都變成了漢學的研究對象。漢學究竟屬於何種學科？是否應該突破人文學科的界限走向社會學科？他對漢學范式和中國問題的定義及漢學研究如何發展提出了思考，尤其在發言中巧妙運用了蘋果橘子的比喻，認為現在的演技像是看著一個蘋果形容一個橘子，橘子是西方根據自身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中國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消失了。

　　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曉明教授作了題為“不可能的三駕馬車——試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源起與建構”的報告，他以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中周揚、胡風、馮雪峰的作品引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源起與建構問題，認為所謂“漢學范式”是歷史地生成的，就像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在中國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特殊現實狀況（譬如意識形態訴求、突出的政治性、發達的底層書寫）。陳曉明強調漢學范式和中國問題研究具有本土性和復雜性。

　　討論環節，北京大學金永兵教授對李焯然教授提出了Chinese Study和China Study的概念辨析問題。北京大學中文系傅剛教授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立場提出了對“范式”定義的疑慮，陳曉明教授回應認為統一的范式在今天不存在，當今學術研究已遠離整體主義和正確性，他所理解的范式是現代的問題。學者們還對范式焦慮的造成、理論匱乏的解決、如何超越中西二元對立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下半場會議主要圍繞文獻研究展開。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孫朝奮教授圍繞著如何教授沒有漢語感的外國學生漢語這一話題展開“大數據時代漢語學習與研究”的報告，強調國際初級漢語教學的原則是因材施教、言簡意賅和因人而異。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胡敕瑞則討論了如何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傳世文獻。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介紹了晚清興起的彩箋和石刻文獻。

第二場：漢學與文史哲美學

　　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寇致銘教授報告的題目是“西方漢學界的魯迅？皮埃爾 尼克曼斯、西門 雷斯、雷內 雷斯以及魯迅的‘審美化’”。他主要就澳大利亞著名漢學家皮埃爾 尼克曼斯對魯迅的研究著作展開討論，發表了自己對於這位細致研究魯迅文學的漢學家的評價，並用流利的中文朗誦了一首魯迅的詩歌作為結尾。

　　北大中文系教授廖可斌闡釋了自己對於新左派的一些感想。較為全面地講解了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文學研究特點、派別成因、存在的問題。雖然持有較為批判的視角，但是廖可斌不否認他們在漢學文學研究上的巨大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的陳建華教授的報告題目為“‘西方美人’與中國女性未來的想象——以民國初期通俗刊物為例”，用圖片展示進行對比，分析了東西方女性形象的區別和聯系。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田仲一成的主題是中國南方民間藝術戲曲——儺戲，題為“中國傳統漢學家會不會接受人類學或民俗學的思考方法？”。他提出了對學者們並不關注非正統文化的民間文化遺產現象的擔心，認為中國戲曲學界低估了儺戲價值，否定其與戲曲的關系，並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想法。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葉舒憲的報告“絲綢之路說遮蔽下的玉石之路”，為絲綢之路的名稱正名並提出了文學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精彩紛呈地講述了中國的玉石文化和玉教倫理精神。

　　最后發言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錢志熙，題目為“論王維玄佛結合的人生哲學與藝術的關系”，闡述了王維與道教的深刻淵源。

第三場：跨文化視野下的中外學術對話

　　倫敦大學陳靝元教授以“對視：跨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古典文學”為題，探討漢學與其它文化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他認為，海外漢學與國內漢學不斷融合的學術國際化發展趨勢是二十一世紀漢學發展的優勢，亦是尋求突破的一大挑戰。然而作為一種非主流學科，海外漢學是否能夠與西方自身文明域內的主流學科實現雙向對話？陳靝元以自己對1616年中英戲劇跨文化研究的實踐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得出結論，漢學家對於英國戲劇研究的認知，遠大於英國戲劇學家對中國戲劇的研究﹔而中國普羅大眾對英國文學的接收也遠大於英國民眾對中國古代文學的了解。他希望中國古典文學能夠在深度與廣度上為海外學者與讀者進一步了解。

　　北京大學傅剛教授結合自己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幾十年的經驗，從七個方面深入探討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研究的目的、意義、方法與教學對象。古代文學研究要遵守歷史學的規則，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以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讀書自識字始，中國學的核心是中國古代典籍。”他認為，考証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嚴謹的使用原則，目錄、版本、校勘是傳統學術研究的三把鑰匙，然而當代學術界對於材料的重要性的認識不夠。盡管古代文學研究有深厚的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傳統做基礎，同時又具有現代學術意識，需要古今結合，不可偏廢。此外，古代文學研究還要注意平衡其藝術性問題，學科的理論總結和文學史研究必須是在專題研究基礎上開展。“中外學術交流需要平等，在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認識偏差。”傅剛教授指出，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如何在平等的學術環境中進行交流這一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

　　來自意大利威尼斯大學的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以利瑪竇等基督會會士對四書翻譯的例子反映了西方傳教士對漢學發展的影響與貢獻。她介紹說，利瑪竇1595年曾向耶穌會會長撰信一篇，解釋四書與六經，隨后帶領若干基督會會士，進行了一系列中國典籍的翻譯工作，其主要目的是表明中國的典籍証明了中國的“上帝”即“天主”的存在。在利瑪竇對古籍的翻譯中對一些中國傳統理念有自己的解釋說明。比如關於“德”的解釋，利瑪竇認為德即善，人有性之善與德之善兩種善。利瑪竇有自己的形神論，將形與神分開，認為神乃形之本主，神比形重要，神操控形。“仁”既是愛人，也是愛天主。報告期間，李集雅講著流利的漢語，展示了詳實的漢學經典翻譯史料，其嚴謹真誠的治學態度贏得了在場學者熱烈的掌聲。

　　“復興與啟蒙兩個概念在明末清初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大量的關注，反映了從中世紀走向現代文明的通道，中國追求現代文明的風氣也延續了這一通道。”來自圖賓根大學的閔道安（Mittag Achim）教授是德國知名漢學家，聚焦在“復興”與“啟蒙”兩個概念上，他講述了這兩個宏觀理論在中國20世紀學術史上的作用。他將從復興走向啟蒙的過程分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三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到現在三個階段，介紹在這三個階段最具貢獻的人物分別是梁啟超、蔣方震、胡適與陳衡哲，歷史學家何干之與侯外廬，以及武漢大學明清文化史的研究者。閔道安教授強調說，搞清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對海外漢學家的研究十分重要，這對去除中西方學者交流障礙有所幫助，漢學家的工作還未完成，仍需努力。

　　美國斯坦福大學王靖宇教授通過介紹夏志清與劉若愚兩位先生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與成就，論述了西學中用在文學研究中的價值。20世紀60年代，美國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拿出了一批西學中用的力作，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與劉若愚《中國詩學》更是其中扛鼎之作，二人有著“東夏西劉”的美譽。王靖宇詳細介紹了夏、劉二位先生的學術歷程，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有新批評的文學觀、跨國界的人文關懷與坦率敢言的作風三個特點，《中國詩學》則蘊含著中國特色的詩學精神，融合中西方詩學觀念，著眼於建立一個能夠超越不同文化的具有普及意義的文學理論。

　　北京大學張輝教授以“我們能否走出‘受動時代’”為題分析王國維《靜安文集》對中西方文學的論述。陳寅恪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曾有言：“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其中“互相參証”的涵義尤其值得推敲。張輝教授簡要介紹了《靜安文集》及《靜安文集續編》的篇章，重點分析了《論近年之學術界》與《論新學語之輸入》兩篇，認為中國思想有能動時代與受動時代之分，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之輸入。此外，他還就中西方學術翻譯與溝通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

　　韓國東國大學朴永煥教授作了題為“十六世紀末朝鮮與明朝福建交流及友好的歷史——以魯認《錦溪日記》為中心”的報告。在報告中，朴永煥教授用熟練的中文，風趣幽默地介紹了明萬歷年間魯認自日本逃亡到中國四個多月的生活經歷與所見所聞，展現了包括漳州城、泉州城、福州城等地的閔文化環境與風土人情。《錦溪日記》內容豐富，對於具體了解十六世紀末閩地的政治社會情況，以及明士大夫的觀念與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堪稱十六世紀末中韓文化交流史上的奇篇。

　　討論環節圍繞啟蒙與復興、溫故與知新兩個話題展開。話語的背后也許有著內在不同的涵義以及主導話語權的不同立場，研究語詞的使用十分有趣﹔中國學術研究領域將“溫故”做好、繼承傳統的同時，是否需要能夠在“知新”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學者們各抒己見，提出了中國學術發展中一些堅守與挑戰，表示古代文學研究中保証學術“鏈環”不斷是最重要的，出新不等於推出全新的東西，把古代的真相還原也是一種“新”。

第四場：圓桌討論——中國問題研究的未來發展

　　圓桌會議主持者陳躍紅教授首先對各位學者此前的二十場專題報告進行了梳理回顧與總結。他指出，“漢學范式與中國問題研究”這一乍看來似乎冒險的大話題，通過這些天裡學者們立足本土、面向國際的討論，取得了許多有益的思想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動向無疑是漢學研究的范式轉變。具體而言，這一范式的轉變在漢學研究方法上表現為從傳統的文史研究向吸收社會科學方法的轉變，比如東京大學田仲一成教授對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的關注，斯坦福大學孫朝奮教授在研究中對大數據的引入等等都是典型的案例﹔而就研究對象而言，則表現為從隻關注單一文本向借助其它文化、文本等參照系的轉變，比如從對文學文本的獨立研究到結合刊物圖像、現代數據等等。總而言之，漢學研究開始尋求積極有效的多方對話，整合本土化與國際化的諸多問題，開始主動尋求更大的天下觀。

　　在圓桌討論階段，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曉明教授與廖克斌教授首先發言，他們就中國的新左派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他們認為，在中國的特殊歷史與政治環境之下，左右之辨成為漢學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嚴肅問題。進而他們指出，中國的左派與右派的差別不能與西方的傳統概念相混同，要首先理解西方的左派是基於對資本主義歷史極權的壓力而展開批判，而中國知識分子所承擔的直接歷史壓力卻並非如此，因此在中國討論所謂的左派與右派的問題，就必須回到中國本土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國情之中，否則就會陷入概念混淆與時空錯位的悖謬當中。

　　來自倫敦大學的陳靝沅教授緊接這一話題，進而提出概念的厘清是漢學研究范式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他認為，討論任何學術問題一方面需要保持開放與包容的姿態，主動突破學科的、空間的界限，但另一方面更應該在突破的過程中對於概念的交接問題保持謹慎，比如前面討論的左右之分就是一例。他接下來結合自己在英國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指出，當前的英國學術界很強調對特定研究的影響力進行量化的比較，但這一理工科的思維方式卻並不一定適合人文學科的價值判斷，這就同樣涉及到學術跨界與概念厘清這一關鍵問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焯然教授同樣對此表示關注。他指出，理工科的量化思維方式在人文學科中並不適用，因此強調跨界的同時，人文學科應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學術框架與評價體系。日本東京大學的田仲一成教授補充認為，學術研究的跨界只是基於擴大眼界的意義上而言的，但在具體的研究當中找到自己的基點，將其它學科的經驗與方法加以創造性吸收而不失去自己的研究思路才是可取之路。

　　最后，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葉舒憲教授與來自北京大學的錢志熙教授對於學科跨界問題則有著不同的看法，並提出“學科不重要，問題重要”的判斷。他們認為，學術研究並不應該固步自封於某一特定學科范疇，而是在把握自身主體性的基礎上，針對特定問題進行任何力所能及的探索。